熊十力强调哲学的国民性,主张结合中哲“归极证会”与西哲“精于思辨”的优点,融摄西方哲学,求得中西会通,以便构建现代中国哲学。
孔子为学主张“博学”,重视知识积累;孟子为学强调“约学”,重视简约之法;荀子为学坚持“强学”,重视意志努力,观点各异,有所侧重。但都主张“学”是增强道德修养,通达圣人之境的重要方法。先秦儒家的为学之道既是“为己之学”“内圣之学”,也是“成人之学”“外王之学”,是以人性不足为基点,以道德修养为内容的德性圆满之道。
不少作者写文章,提到好色、不守清规戒律的和尚时,往往都会称之为“花和尚”,比如几年前有条新闻,标题就叫做“江苏‘花和尚’约女网友,趁机猥亵拍裸照威胁获刑”。还有一篇网文干脆说:“‘淫僧’是个文言词汇,译成百姓的通俗白话,就是‘花和尚’。”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密不可分。历史地看,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源远流长,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李之藻(1565—1630),字我存,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授官平禄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他学问渊博,“精于泰西之学”,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编译《同文算指》《名理探》《经天盖》《简平仪说》《天学初函》等10余部著作。同时,作为传统士大夫,李之藻中学造诣深厚,其代表著作为《頖宫礼乐疏》(以下简称···
中国早期思想家在思考社会之“治”问题时,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从而明道守礼。
看起来是一个了无新意的题目。目前,孔子学院遍布全世界各个国家,把一尊孔子像置放在学校校园,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浙江与安徽,山相依、水相连,长兴和广德、临安与绩溪毗邻,发源于休宁的新安江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干流。两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两种相互联结的地域文化形态——浙学与徽学。
生态美学以建设世界万物宜居、美好的生存家园为研究出发点,以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环境整体为研究对象,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与生命互动。
《诗经》是周代典礼活动中用于歌唱的音乐文本,其乐歌属性已成为普遍的共识。近年来,学者们试图通过《诗经》文本中遗存的相关歌唱信息,来考察《诗经》歌唱形态以及周代诗乐制度等问题,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突破。
我总希望这两种世界观、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体系能够相辅相成,互相理解尊重,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低估。至于我们个人,则首先必须能在专业与生活中,运用这两种态度中的其中一种,力求彻底到位地处理各种问题与需求,并同时尊重与学习另一方面,以获得生命较佳的平衡及智慧。
儒家仁学的主题是人,主旨是爱人。爱是普遍的人类情感,属于儒家重视的七情之一。儒家认为,爱以及仁爱的对象,大而言之,有人、物之分,儒家依其价值而认定人“最为天下贵”,所以将人列为仁爱的首要对象;就人而言,人有亲疏远近的差异,儒家认为爱的施与不宜平均分配,施与亲者、近者的爱自然多一些,施与疏者、远者的爱理应少一些。···
西周的礼乐文明所营造的正是一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行为规范对民间社会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加以面面俱到的调整。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先秦儒家有目的地对传统具有宗教色彩的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其人文的意义,显著强调其中文化模式的意义。
家风是世代积淀、慢慢形成的,好家风的底色是道德。
王阳明常被时人诟病为禅,皆因心学的主要命题与佛教经典的提法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空论》:“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指出“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六祖坛经》:“念念若行,是为真性。”王阳明也常常使用佛学术语,如“正眼法藏”“话头”“···
本文需要先讨论一个问题: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伦理学?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说法,大意是中国本无伦理学。伦理学是日本从Ethica这个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原意是风俗、习惯的意思(英语中的Ethics相当于品德学)。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今天的人类本不应该有饥饿问题。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有办法解决饥饿的。今天人类的智慧所达到的水平,完全能够使地球上的人们不再挨饿。
中国文化从血缘村落到地域方国、再到天下王朝的政治升级,以及从夏商周到秦汉的理性化演进,都是在“家”的基础上进行的,与之相应,建构起了一整套观念形态,并以一整套核心语汇表达出来,其中突出的有“仁”。仁,从理论上讲,把家、国、天下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型的“仁的人性”;从起源上讲,关联到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独特性。
孔子周游列国,多次到卫国,在卫居住的时间也最长,卫国曾有意用他,孔子却无意接受,以至决然离去,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委,或可从卫灵公与孔子的一次对话中一探究竟。
孙汉生说,用今天的话说,道与德就是理想信念,仁智勇近于德智,游于艺近于体美,不怨天不尤人、平治天下近于有理想有担当。如此看来,若以君子标准衡量,则十九大报告所称的时代新人完全可以视之为君子,考虑到时代要求和青年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