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总是对生活某个方面的模拟。

战争紧张刺激而人又有攻击本能，故一般游戏均以之为模拟对象，以使心理能量得到渲泄或升华。象棋、国际象棋是对古代战争的模拟；陆战棋、海战棋则是对现代战争的模拟(虽然模拟得十分拙劣)；扑克牌精巧抽象，但仍是遵循弱肉强食的战争逻辑而组合成局——均属于“战争中的游戏，游戏中的战争”。

但战争毕竟只是人类生活的变态。和平条件下，生活的丰富性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这种丰富性增加了游戏的模拟难度，自然地，模拟难度的提高也使游戏的魅力大增。

麻将就是这种以人生而非战争为模拟对象的游戏。

战争时期大的是炸*彈，小的是面包。但更多的情况下，还是靠钱来做社会转动的润滑剂甚至枢轴二千年前太史公就制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麻将可说没有丝毫火药味而浑身都充满“铜臭”：筒是铜钱，索是穿铜钱的线，万则是钱的量度；东、西、南、北四合，构成市场；中、发、白则标示有的人好彩，有的人小发，有的人一无所有——活脱脱一幅世俗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这种诠释或许有些牵强，但麻将的内在结构区别于以军阶高低或火力强弱的配置序列则无可置疑。每张麻将牌的价值乃是由游戏者随机选择或赋予的，呈相对性，即只有合用与否，决无大小之分。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远比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复杂，因为后者将关系简化为力量的对抗，而实际生活却常常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也许，正是为了模拟这一点，麻将的设计者抛弃了扑克、象棋那种机械的单向的命名原则。

最能说明麻将之反战色彩的，是它以“和”为终局。与其它游戏的你死我活不同，“和”是游戏者将自己所有的十四张牌整合成为一个和谐的系统。如果这也可称作胜利，这种胜利不是将对手击败，而是达到自己目标的自我实现——生活本是一个追求自己目标的过程。

“和为贵，忍为高”。和是中国人生哲学的基本理念之一。麻将作为中国人的创造，自是以中国人的生活为模拟对象，并渗透着中国人对于生活的理解。西方基督教认为，世界的密码掌握于全知全能的上帝之手。中国人宗教意识淡薄，其对吉凶祸福的关切不是像西方人一样诉诸对上帝的祈祷，而是求签问卜打探其运气如何。这大概可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有一个巫术的传统，《周易》这部占卜之书为什么长盛不衰。

文化不易论优劣。但仅就游戏而言，桥牌之类的智力体操确乎不如麻将更近似生活而来得有趣。生活不是一组逻辑链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是生活的智慧，也是生活的经验。不是说扑克、象棋就不包含偶然性和相对性因素，而是说这些游戏的规则对偶然性和相对性基本持一种排斥否定的态度，其宗旨是力图使自身提纯为彰显人类智慧的手段。如麻将时常“歪打歪有理”，而扑克、象棋中的误算只会导致失败。这种倾向使它们与麻将大异其趣，成为一种“反生活”的游戏。俗话说得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麻将的妙处就在准确地把握了天与人三七开这个关键的度。例如，通过扔骰子决定取舍和维持公正；手中的十三张牌可以且必须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避免了一摸定终身）；规定最末的七墩牌不参与游戏(“无用之用”乃大用)等等。这种向偶然性和相对性倾斜的游戏规则设计，使影响胜负的参数系统大大丰富，从而使成功显得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凡此种种，虽然让人觉得麻将在陶冶性情方面无足称道，却大大提升了其娱乐功能：不仅广泛地调动了人们的参与热情，也强烈地激活了人们的投机心理与冒险欲望；游戏者的神经始终都得绷紧，因为整个牌局进程都充满期待与防范、机会与风险。胡适之在美国当寓公时，偶入“方城”，几圈下来，竟连呼“麻将有鬼!”大概是他的逻辑思维受到了偶然性和相对性的捉弄。可他那位大字不识却深谙麻道的太太江冬秀则极可能不紧不慢地告诉他：有鬼，麻将才好玩咧！

卜、赌同源。越是自我意识强的人越是关心自己的命运，而每一个人的命运又永远只是一个说不定的“三七开”。所以，男人好赌，尤以聪明自负的男人为甚，胆子大。因为，赌，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与自己赌：赌自己的命究竟有多大，自己的运气究竟好或坏到什么程度! 我相信，对许多人来说，麻将之所以“迷人不亚于酒色”，关键不在于所赌之钱，而在于这游戏本身帮人们预支了一份未来或未知的生活，使人天性中那了解把握自身命运的潜在欲求多少得到了几分满足。

麻将如人生，人生可如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