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思想界，用“如雷贯耳”来形容康晓光毫不夸张。他的一系列头衔让人头晕目眩。这位与“新左派”和“自由派”都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特立独行的学者，注定了他在“民间”，乃至”学界”的孤独。 
    
    “自由派”的“老大”朱学勤在南方周末发表的“盘点2004”的文章《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中认为：“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不知道康晓光是不是朱学勤的朋友，反正这“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背后少不了其领军人物之一康晓光。2004年7月10日至17日，有“当代孔子”之称的大儒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陈明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几巨头集体亮相。11月24日，康晓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不仅严厉地骂了“自由民主主义”，而且明确地提出了“仁政”和“儒化中国”的主张。 
    
    这篇文章一进入公众视野，网上立即骂声一片。修养好的尚还能压住自己的厌恶乃至愤怒以“商榷”的形式进行批评，而激动的则干脆破口大骂。诸如“昏话”、“真小人”、“理歪气壮”、“丧心病狂”、“奴才”、“走狗”等词语一股脑罩到了他头上。在“政治民主化”这个世界潮流面前，在学界和民间普遍的民主化诉求面前，康晓光以“说不”的强硬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特立独行”。这种有点像是“找死”的“反潮流”姿态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然而，特立独行并不总是正确和值得欣赏的，在许多人看来，康晓光的“独立思考”必须打个折扣：在一张嘴不要民主之后，他就已经错了。
    
    “政治民主化”是不是世界潮流无所谓，是不是大多数人所认同无所谓，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的手里。但民主化的缺失正是中国的诸多危机深重的问题的原因，这一点无可置疑。这样的“共识”虽然免不了多数人“跟着起哄”的嫌疑，但与它本身的性质却没有关系。在我看来，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无需论证，但能否由文化保守主义推出以此文化为基点的政治安排，这之间并不存在一个逻辑的通道。文化与政治不仅是两个异构的领域，而且其规范的对象存在质的差异。而按康晓光的设想，行“仁政”，主张以“王道政治”、“精英联盟”取代“民主政治”，很难说不是一种“越位”。要避免这种错误，就必须实现文化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同构，但儒家文化显然不经改造或创造性地“转换”，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规范下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是没有多大的效力的。
    
    而在人们对康晓光嗤之以鼻的时候，眼中浮现出的可能只是一个“智囊”，一个“马基雅维利”似的人物，却不会想到他的许多研究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而人们更不会想到他是个可以用行动体现良知的人。这正是康晓光的令人困惑之处。在这样的事实中，许多人的“单向度思维”暴露无遗。2003年11月，他曾亲自到成都调查通过网络传播而震动全国的李思怡死亡事件。这位有有良知的学者后来写了一本叫做《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的书，宣布要“起诉”所有的中国人，但至今仍未能出版。他自费印刷了3000册送人。据称，在这本书的扉页他写道：“没有人幸免于罪 / 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 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 / 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 / 这是我们面对的 / 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哪里像是一个“智囊”？这哪里有半点“奴才”、“丧心病狂”的影子？马基雅维利又何曾有这种心肠？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中最流行的那种将理论与一个人的人格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多么可笑，而且都通通失效了。一个口喊“自由”、“民主”的人就是好人吗？他可能是一个流氓，就像许多政治流氓那样。在这里，良知与理论出现分裂，而理论被还原到了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也正是由此显示出了争论的意义：因为一切争论都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相互较正。真理不在谁的手里，它渗透到了自由、理性争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