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原本应《北京日报》之约所写，然观点不符合编辑的初衷。而叫我修改观点，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就发在这儿吧。即使还有机会修改，也不是这篇文章了，而是“拒斥价值判断”的分析之类了)

当今中国“道术为天下裂”， 界总是弥漫着争论的硝烟。借助现代传媒的炒作，真知灼见与话语泡沫充斥于公共领域。

2007年5月和6月，人们又见证了一次争论—关于“丧家狗”的争论。

看来情况将这样：如果在年终有人写作“2007年人文关健词”，那么“‘丧家狗’争论”肯定是不可缺少的一条。无论如何，北大教授李零刚一推出他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由于惊世骇俗的标题和话语方式上对孔子的不恭，迅疾引发激烈的争论。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这场争论演变为一个公共性的热点人文事件。

在这场争论中，当代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著名学者陈明特别引人注目。他斥李零为“愤青”，认为他是“学者王小波或者王朔”，此书隐藏“怨毒和憎恨”，近于直接斥李零“渎圣”。李零则从义理考据和“砸儒家饭碗”的角度为自己辩护。至于李零的支持者或者说“粉丝”，并不令人奇怪地仍然从已形成既定思维的“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二元对立对陈明及与其持有相同或相似观点的人加以反击。争论涉及义理考据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你来我往，煞是热闹。

如今争论的硝烟已快散尽，到了透过争论的话语泡沫的表象而探触真相的时候了。

那么，这场争论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恐怕只有考察一下当代中国人在现代性条件下关于文化认同的焦虑，以及陈明的“即用见体”理论才能得到理解。

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样，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的火热借了于丹赚得盆满钵满的《<论语>心得》的东风。与于丹把超过中学年龄的人一下子拉回到了十五六岁的路数不同，他亮出了“学术”的旗号，丝毫“不拍人民群众马屁”。但无论如何，于丹和李零之所以引起争论，之所以热销，都植根于近几年国学热、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以及与这种背景相对应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换言之，正是自我认同的焦虑引发了关于“丧家狗”的争论。

“认同”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作为一种与世界分裂、与世界建立一种“主客二元关系”的存在，人需要一个方向性结构，需要一种确定性，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否则他在心理上很难生存。在古代，由于人被内嵌入各种构成其存在方式的宗教、道德、文化体系中，“家”似乎是“自然”的，认同焦虑尚不明显，甚至没有。而在现代社会，由于个体凸显，其与世界的分裂加剧，不确定性时时侵扰着人们，加上现代性的逻辑荡涤了古典存在方式，认同焦虑在“祛魅”后的“失家”状态中便四处弥漫，而这种焦虑在个体的存在凸显中已醒目地变成了“自我认同”的焦虑。

而“自我认同”不仅要让个体或群体获得一个身份，一个安身立命的居所，认同的对象还必须能够在价值比较中论证他或他们的存在价值，因为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方式已不是“存在”，而是“占有”。

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尤其明显。儒家文化曾经长期有效地支持中国人的“自我认同”，论证着中国人的存在价值，一度使中国人目空一切，但1840年改变了这一局面。由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溃败，中国人的“自我价值”遭受致命性的质疑，于是这一构成“自我认同”的文化在强力的比较中被置换成了价值的比较，从而又进一步消解了它提供的与价值比较无涉的身心安顿、建构生命意义系统的功能。这样，认同焦虑无可避免地产生：一方面，儒家文化被视为是溃败的“祸根”，它自然已不能作为人们的“自我”的一部分并进行认同，于是“西化”粉墨登场；而另一方面，仍然固守儒家文化认同的人已无法保持从容的心态。

这两种认同焦虑的极端是“全盘西化”和“激进复古”。它们既是焦虑的产物，同时也是为了消除焦虑。但他们的共同误区就是都没有分清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儒家文化哪些是“自我”的一部分，哪些又是“假自我”的一部分。另外，“西化派”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由于儒家文化已深深沉淀入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内核，构造了中国人的自我的独特形态，因此抛掉儒家文化去认同西方文化(比如基督教)只可能是一种对“他者”的认同，形同“受虐狂”。这种认同必须在心理上把儒家文化非法化才能论证它的合理性。

不管怎样，认同焦虑给儒家文化近乎带来了灭顶之灾。但在今天，由于中国的崛起，整个社会价值失序的刺激，身份确认、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的问题凸显出来，国力的增强使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证功能”在心理上获得了验证，这个对“自我”的重新建构，已不能遭到“存在”没有价值的质疑了。也正因此，国学热在近年兴起，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孔子则为当代中国人重新建构自我认同的图腾。

为此，陈明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的“即用见体”表征了在当代儒学发展中一种理论上的突破，跳出了“原教旨主义者”和“西化派”的二元对立，目标直指当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生命意义系统的建构。

有一个问题似乎很奇怪，为什么在“丧家狗”争论中，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三驾马车”中的另两驾蒋庆和康晓光不公开跳出来，而只有陈明慷慨陈词捍卫孔子这一符号？甚至，为何陈明屡屡强调自己与他们的不同？答案在于陈明的“即用见体”理论的逻辑与蒋、康的“古典政治哲学”的逻辑的不同。

陈明认为：他的“即用见体”可以解决现代性深入中的政治建构、全球化冲击下的文化认同以及现代性和全球化双重语境里的身心安顿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跳出“原教旨主义”的陷阱，以中华民族为“体”，通过创造性转换把儒学拿来“用”。通过“存在”，“本质”自然显现。

陈明可能看到，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与进步观已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结构，故而他们对传统抱持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表示敬意和温情，另一方面又对回到过去感到恐惧。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注定会成为“古典政治哲学”难以战胜的敌人。除非可以通过某种理论与实践机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地把儒学从历史深处拉到现在，而不是以历史规范现在，儒学将无力重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故而，儒学必须在开放中接受民主、自由理念，并捍卫作为一这认同体系的文化符号，因为这个符号的神圣性被消解即意味着文化体系作为认同对象的价值的消解，这也才有他对李零的激烈反应。与此不同，蒋庆、康晓光仍沉醉于儒学的古典世界，在他们眼中历史走进现在可以不理睬现代社会的诸多普世规则。而在“古典政治哲学”的逻辑中，圣人天生就掌握某种真理或权力，“渎圣”徒增笑柄，因此李零对孔子这个神圣符号的骂骂咧咧他们根本不屑公开理睬。

当然，李零的“渎圣”并没有看出是出于何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立场。不过，在陈明的批评中，之所以有众多的支持者或说粉丝支持李零，并反击陈明，却是基于明确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立场。这基本上是认同焦虑的结果：一方面一看到骂似乎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儒学就亢奋，另一方面儒学的声音的存在又让他们难以忍受，必须把它非法化。于是，争论按照历史惯性又一次弄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假问题之争。而在争论中，也没有几个人理解了陈明，一些人对他的批评用他的话来说，不过是“荆柯刺孔子”。

其实，关于“丧家狗”的争论，基本上就是一群丧失文化认同的“丧家狗”之间的争论。争得越激烈，越能暴露出重新建构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紧迫性。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中国文化毕竟延续了几千年，而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