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超越“1840”以来的“集体无意识” （石勇）

　　近日，关于“国学”的话题，在《新京报》上接连刊发了王晓渔、林扶叠、刘永华、郑茜的有关争论。这种热闹我本来不想掺合，但在阅读中发觉某些地方象往常一样，还是令人遗憾地不是很对劲，遂忍耐不住。

　　现在看来， 5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和5月30日《新京报》所报道的纪宝成正式宣布组建国学院的事件，想不引起争论都很难。一是其乃是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二是基于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就像“五四”时一样，“儒学”、“传统文化”、“国学”等字眼总会比别的字眼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心理反应――或嘲讽否定，或美化辩护。

　　前一种争论诱因且不去管它。后一种诱因才是问题所在。许多争论如果剔除语言表达的局限与误会，除去学术、理论观点的歧异，恐怕更多就是价值观的分野。而如果争论的对象可以通过某种隐秘或明显的联系涉及到争论者心理上的生存，那么争论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较量。这种“异化”现象可以说大量出现在学术探讨与思想争鸣中。

　　从这个角度上考察，无论是王晓渔、林扶叠，还是刘永华、郑茜，参与争论的诸位大抵上都是在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轨迹上对此进行评论和争论。百年来，“国学”的确是一个让人亢奋的东西，不是宝贝似乎就是垃圾。随着1840年后的巨变，饱受屈辱的中国人从文化自信的高处一下跌入谷底，从极度自信（甚至自傲）到极度自卑的心理断裂催生出普遍性的焦虑，使一种功利主义的变种放大并渗入人的精神结构，导致文化由此被赋予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以这种严重扭曲文化本真含义的方式来对儒学等的“存在合理性”进行判定。由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必须为中国的失败承担责任，或必须为它的“有用”提供说明。

这就是1840以来的“集体无意识”：将账最终算到了文化头上，那么“儒学”、“国学”，甚至“传统文化”等字眼便容易让人将它们与专制的罪恶和黑暗联系在一起，对此保持一种“刺激－反应”似的警惕；而维护者则往往为了凸显这些字眼背后的东西的意义，在现当代语境下也仍然固守一种脱离文化本位的泛政治化的立场，并落入与反对者那样的实用主义的陷阱。这两者表面上看似对立，但在心理逻辑上却具有同构性。这种“集体无意识”使人们不是以文化看文化，而是要使文化承担它本不能承担的功能。它使理性思考的背后不可思议地出现一种人们无法意识到的心理过程，并受其支配。就像弗洛伊德在他的“对人类自尊心的第三次打击”中所说的，无意识使人们在自我的家里都不能“自为主宰”。

如果说是“救亡”激起文化焦虑，是中国的积贫积弱激起捍卫传统文化的焦虑，那么在中国已经强大的今天，应该是知识分子告别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意识到一个民族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对于它的主体性的确立和心理生存的意义，同时它又必须舍弃一些东西、接受一些东西、改造一些东西，并且不能越位，那么这种暗中支配判断的心理过程就不会再发生，这次关于“国学”的争论想必会更有建设性。无论如何，受“集体无意识”影响的人，总难在判断中贯彻“理性”。

附：

在心理上应超越孩提时代—看薛涌的“笔误”

作者：石勇

这几天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的事，争论日趋激烈。有意思的是，作为 2004年读经争论点火者、曾经的“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现“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又闪亮登场。

关于薛涌在《新京报》、《南方周末》针对蒋庆、邓正来等人的一些胡言乱语，我曾说过他是“出口转内销”—这些人的火爆恰恰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缺失的表现(见本报5月11日)。我当时还算客气。但现在看来，薛涌的反应从心理上讲仍像个儿童。而与之相似的大有人在。

6月10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的文章《中国文化的边界》。他说不能狭隘地界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很有道理。但是，我不清楚他为何在文末犯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别人所说的“国学”，所说的“复兴”，当然指的是“传统”而非“现代”的东西，如何又“涉及到我们如何界定现代中国文化的边界”了？莫非是哈耶克等人的东西传到中国，被一些信奉者拿来说事，于是可以认为它也算现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进而传统就遭到了解构？

这种论证方式的荒谬之处和明显错误且不去管它。真正有意思的是，在貌似公正一番后，薛涌一不小心出现了“笔误”。

他的“笔误”是：“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这段话如何理解？如果不考虑到他的逻辑混乱和文章的主旨，他显然是少写了几个字，比如“人类”应该是“整个人类”，但却是说不通的。试问：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独特传统，一种传统如何能在现在融入另一种传统？你想拿别人的传统作为自己的传统，过去都不能“为”，何况现在。恐怕最多只能融入某种传统的现代阐释吧？而如果承认人家以祖先的东西作为传统没什么错，那么薛涌的这种“笔误”就很可笑。否则，从他整篇文章看，不能不让人这么想：在他眼中，很显然“国学”所说的那些东西，不能算是“人类的传统”。

薛涌随处可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厌恶只能通过这种“笔误”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大可不必。实际上除了极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以外，没有谁要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言说“文化”时，我们不能脱离其对应的语境。文化有多重含义，多个层面。已经内化到人的无意识深处的“文化”是人安身立命的内核，它表征的是一种生命尊严。一个民族丧失了这种文化认同，在精神—心理上只能被别人“殖民”。这个“文化母体”是所有曾置身于这一片土地的人的一种重要的存在属性。对它的物质表层、制度表层可以扬弃，对其内核也可以创造性地加以重新阐释改造，但一个中国人(文化、民族意义上)以西方文化为“本”而对它从根底上进行贬斥辱骂，恐怕更多地不是无知的结果，而是需要从心理上寻找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薛涌等人在心理上仍像个儿童。儿童有被关爱的强烈需要，他只接受而不懂得去施予。如果母亲不满足他的意愿，则容易产生生命的挫折。因母亲代表了世界，于是他便认为整个世界都在亏待他。这种生命的挫折于是便转化为对世界的不信任甚至仇恨。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些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把传统文化也一锅端。

有偏激思想的人或许比别人更多了一份耻辱感，但这种耻辱感在让他出现生命挫折的同时，也使他儿时的无意识经验复活。生命的挫折导致心理防御机制运作，由此转化为对与痛苦源有关的一切的愤恨。而由于“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传统文化让人特别敏感。“耻辱者”只有激烈地否定传统文化，才能确认传统文化没什么价值，他否定传统文化在心理上也才得显得合理。这种对自己的“文化母体”的“施虐”实际上等于自我否定。要在心理上生存下去，他一方面必须激烈地否定“文化母体”，使自己挣脱出去，使自己不再是“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必须投身于另一“文化母体”。几乎不需要想像，激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少有人不以鼓吹西方文化为荣。

实际上，从精神分析上看这更像是“施虐狂”。但还是这样表达：薛涌等人在心理上仍然没有超越孩提时代。

关于“国学”：超越“1840”以来的“集体无意识” （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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