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君臣大义与民族大义孰重——透过「元遗民」的现象来观察

君臣大义与民族大义孰重

——透过「元遗民」的现象来观察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初七日己亥

耶稣2015年7月22日

人们通常只知道「宋遗民」、「明遗民」，以为故国之思和民族大义所在。近年来，「清遗民」现象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已非民族大义所能范围者矣，并且，此现象又与时下对革命史观的批评交织在一起，故能得到部分人同情的理解。

然历史上又有所谓「元遗民」者，此现象之存在，不独非今日民族主义观念所能接受，且似非儒家观念所能理解也。其缘由大致二：其一，蒙古人以异族凭凌汉人，自当为民族革命所驱逐之对象。其二，蒙元文化上较少受儒家之影响，绝非满清之伦，更无清廷“满汉大同”之政治举措，焉能以中原正统王朝视之？故就此而言，明初颇有「元遗民」之存在，似属甚可怪者。

其实，明初元遗民数量甚多。据赵汸《汪同传》，至正十七年，邓愈掳获汪同，汪氏「抽刃欲自刺」而不得，遂伪降。二十年，汪氏趁出征饶州之机，舍弃在金陵为质的妻子，潜逃至杭州，谒见元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又受已降元的张士诚之召，前往苏州。然「见张心不纯」，乃北投察罕贴木儿，共议收复江南大计。其后，更亲往大都朝觐，元顺帝「御笔褒宠曰『江南忠义之士』」。

明军收复中原后，追随顺帝出塞的汉人亦不在少数。对此，明太祖尝有文曰：「未几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复我汉人，朕遂为生主。当是时，汉人弃丘陇，从胡人为中国仇者，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据《明实录》，有河南蔡子英，元末进士，曾入扩廓帖木儿幕。扩廓遁入大漠后，蔡氏乃隐入陕西山中，至洪武九年被捕，械送京师。太祖颇为礼遇，欲授以官职，然蔡氏坚拒不肯，声称「臣之仕君，犹女之适人，一与之醮，终身不改」，乃上书求速死。蔡氏居金陵期间，因「思旧主」而「忽一夜大哭不止」，太祖终为所感，「知其志不可夺，敕有司送其出塞」。

又颇有遗民拒绝明廷之征辟，乃至以自杀明志者。至正十七年，邓愈克徽州，欲征聘当地学者郑玉出山，郑氏坚拒不果，遂绝食七日后悬梁自尽。明军克温州，陈达尝为翰林侍讲学士，时退居在乡，自杀未果，后患风痹三年，「闻有荐之于朝者，遂却药不御而卒」。

诸如此类现象，其缘由殆如钱穆先生所论，谓元季士人大多惟知「君臣大义」，而不论「华夷之别」。据《全明文》记载，江西有夏伯启叔侄，不欲仕于新朝，乃「各截去左手大指」，遂为人讦发，被逮系京师。太祖尝与夏氏曰：「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在他忿。」据此，在夏氏看来，明祖得国不正，不过因「红寇」而为乱耳。当时，不独元廷称明军为「红贼」，至于士人，亦颇有以「红贼」、「红寇」斥之者。此种称呼，可见士人持守君臣大义的立场，诚若是，饱读儒书的士人焉能效力于逆贼耶？惩于是论，其后，明廷遂高标「夷夏之辨」，实欲因以证明其政治合法性耳。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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