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如何改变生活？”

作者：丁纪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六月初十日甲戌

          耶稣2020年7月30日

荷蓧丈人说孔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总章四六六）公孙丑问孟子，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者，何也？”（《孟子》总章二〇八）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向孔孟发出的质疑，都是在问：道理，或者学问，或者德性，究竟能不能改变人的生活？如果把生活的意义划定在劳作身体、辨识五谷、耕而食之之范围的话。如果生活的范围只得如此，那么，虽有孔子之学问，不足以勤四体、分五谷，恰好孔子自己也承认，这方面，“吾不如老农、老圃”（《论语》总章三〇五），当然，肯定也不至于到“堕肢体，黜聪明”的程度（《庄子•大宗师》），即从正反两面，学问都无以造成生活的改变，则学问与生活竟可能是无关的；至于《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餐君子以其唯有学问，简直就可以说不配生活了！再像《中庸》所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章一四）似乎大可以反着读，行乎富贵而素富贵、行乎贫贱而素贫贱、行乎患难而素患难，君子所学所行，对贫贱、富贵、患难等等，可不真就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吗？

子路是这样评论荷蓧丈人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孟子答公孙丑，亦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然后下章接言士尚志、言居仁由义。孔孟的学问，是道德仁义的学问，是伦理节概的学问；孔孟的生活，也是道德仁义的生活，是伦理节概的生活。一般的生活者，对于道德仁义、伦理节概并没有自觉意识，至少，没有条贯和深入的意识，因而可以很容易地否认此等学问对于生活的意义。但是，剔除了这种学问的生活，其实算不得真正的生活，就如普通的耕稼活动是不会有“欲洁其身”的意识一样，失去“大伦”的保证，自洁其身乃至长幼之节等等“小伦”、“小节”之类，立刻就会陷入动荡与可疑中，何暇去呼应保证生活意义之要求！则虽有其君，不得安富尊荣，不知其为君；虽有子弟，不得孝弟忠信，不知其为子弟。不有君臣、父子、兄弟，何来真正的人的生活！所以，关乎大伦大节的学问，从根本和全幅上对生活起着纽结、底定与融通的作用，亦最大限度拓开生活的广度、高度、厚度与纯度。哪怕对这种学问之人从不肯“用之”、“从之”，即不使这种学问向着生活积极地发生其意义，而听任“道之不行”的情形发生，听任他们在生活的边缘冷清地带将一种“素贫贱”、“素患难”、人所不堪的生活一气过到底，人们不也总能时或得一鉴照，以消极地证得生活之意义，从而亦间接表明学问与生活之关系吗？所以到这里，孟子用了他常常会用的口气说：像这样的素餐君子、白食君子，只恨其不多！

子路，尤其是孟子在这里所说，首先特指一种士君子的学问与生活。也就是说，一种学问的广泛意义的达成，是要寄托在一个特定阶级、阶层的是否成立与是否担承上的。我曾经说的，“要在生活中保持读书人本色而不失”，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即要在当代生活中培育和保持一种士君子之人格意识。“士”不能对译成“知识分子”，学者已多有论，我亦云然，所以“士君子之自觉”不等于“知识分子之自觉”，我也只说“读书人”。士君子之意识是否便是“精英意识”，此在难言，如果从道义承当的角度上说，那么，是的，士君子之意识是一种精英意识，是一种社会领袖意识。士君子意识之自觉，是否必然要与士阶级之重建相与为条件，尚在可论。至于说，士阶级是否属于“中产阶级”之类，则言不及义，已属不切题之论了。

我从海军老师写给当届毕业研究生的文章中摘出一段：“我常常想象那种最适宜讲道理的场合，其实是在劳作过程中变得皮糙肉厚，然后在闲时分享一下待人接物之道。所谓‘渴时一滴如甘霖’，劳作之余在畅谈道德性命的满足中酣睡，皮实与心诚才符合内外交相养之道，身与心同时保持着强大。”是对这段话所说真有感触、确有认同。但是，第一，我知道，海军老师之所以这样说，乃是有所为而发，并非说一种通义；第二，我自省自己所以有此心态，其实多少可以说，是带着些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意味的，这种心态之养成，是因为从毛时代经历过来，对底层人民总抱有更多一些亲近与敬重，此种心态固也与儒家仁民、民为贵的立场相通，但对士君子本位，终究是发生些偏移的。“劳作之余”，谁来做那个“讲道理”、讲“待人接物之道”、“畅谈道德性命”之人？不工不农不商，惟士为能。“士”这个字，无论是从从一从十的角度讲，还是从从二从〡的角度讲，都有通乎上下、合众为一、同心同德而贵于有恒的意思，所以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孟子亦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但当我们思考“道理能否以及如何改变人的生活”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它所要求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对特定生活理想之表述，而更多是对学问与生活一般可能关系之通论。

当我们问：“道理或学问可能改变生活吗？”这首先表示我们正在或者曾经预期、期待，也表示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应当，道理或学问就是要具有一种改变、改良生活的能力；其次，这种预期或许发生过失落，或这种应当没有相应地表现为现实之效验，因而，一种学问与生活关系的距离感、紧张感就发生出来，引起我们的困惑；甚至，道理、学问之无助于生活，适为生活之累赘，在有人看来，或已成生活中既有已验之效，此种印象被深深植入问题的根基处，作为潜台词，丝缕不断地在做着无声的声张。在生活中，当听见一个人问：“道理真有可能改变人的生活吗？”或许不过表示他对自己曾经费心于道理、学问等等虚诞无谓之事的某种不值与追悔而已。这个时候，急于向他说明道理确实可以改变生活，是无济于事的。康德作为一个学问家，曾经对生活表达一种非常谦恭的态度，大意是说，学问并非敢于教导生活亦即改变生活，只是解释生活而已。马克思不同意他，而谓：过去的哲学家都只是在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出于改造世界的目的，“批判的武器”就要转变成“武器的批判”。在这里，批判代表学问，武器代表生活，当然只是战士的、战斗的生活，“武器的批判”之足以改变生活、改造世界自不待言，但它也直接造成了对学问的无视乃至取缔，所以，这并不应该成为解决学问与生活关系问题的真正对应之方。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无用的哲学”其实是有用的，在农闲时节收购了全城的榨油机，然后在橄榄收获季节高价出租，大发其财，至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垄断专利、囤积居奇的投机者、奸商。为了急于向人证明哲学有用、学问或道理对生活具有改变之力，一个哲学家竟可以堕落成一个贱丈夫，这是我们可以引以自警的一个反例。

以为道理、学问对改变生活无能为力，或对此只抱一种将信将疑之心，这不表明道理、学问如何，只表明这个说道理、学道理的人，其对道理毫无理会把握，或只在半生不熟、青黄不接之间而已。“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孟子》总章一五九），可不是累赘是什么！不熟，则学问与生活之间互生嫌隙，学问自零落不成片段，至于生活，欲其滋味悠长而有以尽其意义、真不枉过一世者，岂可得乎！

然以为道理或学问与生活无关，相当于说，人可以过一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不知天地间到何处可以讨得这样的生活！以为道理、学问可以改变得了他人，独独改变不了我，则相当于说，我出离于他人外，畸零而别在。与此类似的，比如，无从分享他人的经验教训，不能从他人的经历中真正学习到什么；对于不得不然的事情，既已知其应对之法，却沉湎反复、兜兜转转而无以决断。诸如此类。此等，有根本麻木不仁者，有历坎遇挫而灰心者，但也有负重吃力之征象，为上进之所必然者，不可一概论。《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程伊川说读《论语》者，曰：“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遗书》卷一九，条七八）不出于严格的解释，但可两相比而读之，做四种学问境界、亦作四种生活层次理解：

日用不知、读了后全无事，此种也“单纯”，更不知学问为何事，亦不受学问之累，亦不受学问、生活关系等等问题困扰，但其实，因无学问之意识，遂并无生活之意识，无生活之自觉，学问当此，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理固属内在本具，然道理学问最多只得为此生活提供一种规范与保障，从而改变其外在生活而已。继善成性、手舞足蹈，此种真实、自然、饱满已极，言学问，则身即道，全是一派“生命的学问”，言生活，则道即身，将生活活成一片纯然道理，此亦不必言改变，亦不存在改变之余地，其所谓“改”者、“变”者，惟在其本身全体日新又新、生机流转之中刻刻呈现。日用不知者无可改变，继善成性者无须改变，这恰也是“惟上智下愚不移”的意思；惟“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入人因其高明”，下愚可以一似高明，“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上智可以一似下愚，上智、下愚都不是表面上或自诩的那样而已。

“道理能否以及如何改变生活”之得以成立为一问题，或者说，学问与生活何以会发生一种紧张感，以至有分裂、背驰之虞，特在中间两层以论之：一种智者见智、得一两句而喜，一种仁者见仁、读后知好之。两种总之皆属“日月至焉”者，前者月一至，后者日一至，至之有疏密、有果确与迟滞之不同，因而成一种高下；至如“三月不违”者，则入继善成性、手舞足蹈层次去。这两种层次，前一种，生活其实仍然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与日用不知、读了后全无事者相去未远，只是生活偶露罅隙，遇此则循世道间之习尚，于流传之学问中取其一二道理以为附会、点缀，此其所谓“智”者非真智，只是作此点缀，外面看来是个“聪明人”，故对其余生活者而言谓之“智”；后一种，学问已不再仅仅“服务于生活”，学问自身渐渐具轮廓、现脉络、成体统，其绰约风姿较之目前生活种种之事，有足令人不忍忽、牵心魂、起神往者，于是生活与学问两边，这边地位渐轻，那边地位渐重，然亦颇有羁系，不能作某种“断舍离”。此二种，前者改变也难，后者改变也易，但都固有改变之必要，而亦实富改变之力、现改变之机。

二者之病，要之皆以学问、生活相外而为二，然后站在生活立场上看待、评判、取舍学问；于学问又总是不熟，不但于学问不熟，生活亦嚼不破，只在皮相上、外壳上得些滋味。因为有意要装点生活，所以不诚，学问总在口耳之间，不能蕴积为德行，故遇事无力量；因为浅尝学问，假借得别人一段见识，所以总有一种口给之佞，略不为难，样样都容易遮掩得过。因为恋栈旧窠臼，所以不勇，往往表现为过分自惜自爱；亦非不可谓颇见得些学问好处，却觉得学问之好处竟有若伤我者，处处要修剪我羽毛、消除我故态，于是百般周护，乃至对道理所以为道理、学问所以为学问者竟起忿忿之意。海军老师一语极警辟：“儒家道理从来讲究变化气质，但生活经验中能成功变化的不多，气质恰恰更容易吸纳助己而非克己的道理。”这让我不禁躬自省之，有多少道理被我拿来助长了自身气质的偏蔽？

这两种层次之人，惯常还会有一种表现，就是喜欢“拆机器”。海军老师文中举拆电视机多了几个零件装不回去的例子，而曰：“儒家最反对这种搞法……儒家文明从根本上不是这个路子。”有一点，作为与学问对提的生活，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哪怕是现如今已经如此不中国的当代生活，其中许多成分，仍然无可讳言是儒家圣贤塑造的，或儒家圣贤肯定过、曾为之辩护的。比如，东西方生活皆有家庭、婚姻之存在，如何对待家庭、婚姻如今也皆成为生活之一大问题源，但是，中国人之家庭、婚姻较之西方有一种绝大之不同，就是我们有圣贤在前，将家庭、婚姻置于全部人伦最为核心的生成与保全之地，因而，我们之于家庭、婚姻，当取最为保守之态度，而我们对于家庭、婚姻作为问题之应对，亦当有最为健全之信念。一个学习儒家之人当此，只以其为生活中泛泛之因素而轻易对待之，不识此竟是圣贤心血留存于当今生活之“遗迹”，真可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有眼不识泰山”，先不说其他，至少也是识之不明的表现，或对儒家学问的热爱仅止于叶公好龙一般。我觉得，这是海军老师“拆机器”的例子中非常隐微的一种含义，也是他给我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启发点。海军老师说，一个自信的老师，才敢于对学生家庭、婚姻问题说道一番。高老师过去是要说的，高老师退休以后，近两年来，海军老师也是要说的。这个问题，唯独我，极少说，乃至从未说过。但我确实以为，从来不会有一种“不能在家”、“家里呆不住”的儒者。如果我们一边学习儒家的学问、道理，一边对家庭、婚姻起许多冷淡隔膜、离心离德，那一定在某处出了严重问题。

但说到“拆机器”本身，我的理解是，一拆了之，至于重新组装回去的事情，连考虑都不考虑；再有，拆了，也装回去了，从此以后，就觉得有资格要求普天之下讲授电视机原理和生产电视机的，都必须按照他的认知和工作流程去讲解、生产电视机，否则，就不承认别人那算是电视机：似此等，固都绝在不能允许之列。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是，从小玩儿到大的伙伴中，喜欢拆机器、拆玩具的人，渐渐养成一种凡事打开来看里面的习惯，后来不是成为工程家、机械师，就是成为冒险家，多少带些桀骜峥嵘之气；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拆过机器、拆过玩具的，一是因为玩具少，所以“过分自惜自爱”，舍不得拆，再就是不自信，不信自己拆了还能装得回去、装回去还有不坏的，因此养成一种凡事物内部都只能靠想象、靠推测的习惯，推测而不求验证，想象不够，就用诗意或神秘补之，性情方面，也养得服帖规矩如斯，以至于一看有人要打开一个物件看它里面，心中就不免凛凛的。这种经历告诉我，“拆机器”也尚须两分论之。生活并非铁板一块，更非总是理所当然，学问一到，生活为开，不拆自拆，生活马脚已露，我偏故意不去捅破它，恐怕也是不爽性。

学问的养成过程，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见智”，养成一种锋利而单薄的知见之力。“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一剑在手，满眼看出去，到处都是不平事了，遂跃跃欲试，向生活开刀，来一场“武器的批判”，本来身在其中的生活，此刻成了对面的一台“异化”的、压迫人的机器，本来囫囵一团的生活，现在已目无全牛。这些说到底，也确是学问渐进、道理意识渐醒的一种征候与表现，却不是学问有成、道理大熟的表现。知及仁守，道理各门，可以说，知是最具“武器属性”的一类，也最容易见效，所以“十年磨一剑”，十年说久不久，也确实有所可成，但此时仁与义与礼等都须更假时日，却迫不及待，等到霜刃一试，生活涣散一地了，却发现自己原来尚未习得重装的技艺，而自家后路已断、根据之地已失，一种脆弱感无自而生。海军老师是怎么说的？“所谓脆弱，就是拆解之后再也放不回去的那种心慌，或者自以为放回去了，却一有事就惊、一出事就慌。破坏了文明系统原有的牢固性，脆弱就是必然的。”脆弱是无所倚恃的茫然感、虚脱感，但脆弱也确实已出离了麻木、摆脱了蠢然不灵的状态，只是在向柔韧刚强而进的过程中尚有许多前路而已。

道理或学问究竟能不能改变人的生活？在人肯不肯自求真有以改变。改变的迟速久暂之效究竟如何？在需要改变的问题难易大小之不同，亦尤取决于自求改变者之自我磨砺荡涤的工夫浅深为如何。道理始终为一，用之如何乃在于人。不必感叹变化气质之不易，从来没有人应许过此是容易之事；不必感叹“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江山几度改易过？真肯改易其禀性者，较江山之改易者尤稀少。孔子屡曰“吾未见”，确实，吾未见那样一种人，为了变化气质，而必矫枉过之正，粗暴的细腻一番，浮泛的深沉一番，敏感的大度一番，忧戚的坦荡一番，总之，肯这么别扭一下自己、在一个反方向上救济一下自己，吾未见那样一种人，见的最多是怜惜一下自己、容让一下自己、骄纵一下自己之人，都只在如何让自己方便、便宜的地方做人，那还去论变化气质之难易干什么！“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可不是“我与我周旋久”的那种熟，即不是对一切既有的因循墨守之熟，而是义精仁熟之熟。这种熟，须当每进一步、每别开一种生面，在日新又新的意境中重新识别和认肯下来自己本来面目，而生活每进一步、变化一着，其方向、前景，都为道理学问所昭示。生活果然为变，也不是说因为讲讲道理、理会理会学问，本来贫贱的富贵了，本来患难的安逸了，一切生活为难之处都迎刃而解、一了百了。而是说，改变之前，贫贱、患难如天大事，天大的事，几人消受得？变化之后，也贫贱，则“行乎贫贱”，也患难，则“行乎患难”，贫贱、患难于我如浮云鸿毛，谁又消受不得？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