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韦政通先生

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八日乙卯

          耶稣2018年3月24日

敬爱的韦政通先生转眼间已年届九旬了，立新兄张罗着要给先生编一本纪念文集，命余撰稿，并嘱但谈交谊、莫讲学术，我了解他的深心是想让多讲些人生体己的话、而少谈冰冷的思想。按照这个意思，我把多年来与韦先生相识相交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点点滴滴斑驳印记，如烟往事缕缕飘来。我首先想到的是“理想的火焰”和“思想的探险”这两句话。前者是先生一篇学术自述的标题，名为《理想的火焰——我早期的学习生涯》，发表于《中国论坛》杂志；而后面是他学术自传的书名，收入了正中书局出版的“当代学人学思历程”丛书。这两句话可以看作是韦先生的夫子自道，也颇能概括他一生的特点，属于画龙点睛的传神之语，故拿来作为这篇回忆文字的题目。

先读其书

我最早知道韦政通先生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那会儿刚开始读研究生，其时海峡两岸还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在我念本科的时候，有一年是和一个法国留学生住在一起的，他常常能带一些港台的书刊过来，除了香港的杂志，印象最深的就是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了。当时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了解，尤其是现代西方的文学、哲学、艺术等，很多启蒙的知识都是从这些读物中得来的。到了读研时，学校图书馆开始有一些港台书，系资料室也有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著作。后来才知道，周辅成先生与唐、牟二人为老友，这些书是经过周先生之手辗转赠送给哲学系的，可惜系里当时不能借阅，只能在狭小的过道上翻一下。而校图书馆的港台书可以借出，但仅限于室内阅览。先去翻查目录卡片，从拥挤的人群中递一张小借书条进去，等个十来分钟，运气好的话就找到了，压上借书证后拿走，在室内找个座位看，中午闭馆的时候一定要还回来，所以满打满算半天时间，也就能看上两个多小时。在这种方式下，我大概前后借阅过二三十种港台书。有些只是翻翻，印象也不深。而有些则读得较细，还做了笔记，这样就得借出还回好多次。有时候还回去了，被人抢先一步借走，又得耽搁一段时间，所以总是断断续续的，读得很不畅快，也很难安心而尽兴地读。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我先后阅读了韦政通的《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和《伦理思想的突破》这两本书，说实话，当时还是感到很震撼的。那时候对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文化思潮完全不了解，对这些书的写作背景更是一无所知，读来只是觉得很新鲜，尤其是那些话题，包括研究的方法和独特的视角，在当时都是前所未闻的。先说《中国哲学思想批判》，这本由水牛出版社六十年代末出版的论文集，汇集了作者十几篇火药味很足的文章，专拣中国思想史上反儒非孔的一干人物来立论评点，像墨子、韩非子、王充、“竹林七贤”、颜元、谭嗣同等，都是说儒家坏话的人物，专挑儒家的毛病说事。八十年代初，不仅是反传统的时代，还是极左思潮余威未消的时期，中国哲学研究流行的还是“两个对子”之类的模式，所以唯物唯心、批判否定这一套，我们并不陌生，而且当时的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大多也是类似的批评腔调。但读韦先生的这本书，却依然感觉到新鲜，甚至有点激动，因为它不是用大批判的口吻，也不是简单的扣帽子和机械的说教，而是有理有据、论说充分，文字也很清新、很有感染力，所以一读便欲罢不能，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了。记得当时还做了笔记，几借几还，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星期，是当时看得最认真的港台书之一。另一本《伦理思想的突破》，是那会儿刚刚出版的新书，只借阅了一次，还没看个究竟，后来就借不到了，所以印象没有前面一本那么深。但此书之中所讲的传统伦理的价值及其现代转化的话题，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故一直惦记着它。后来到了1984年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风靡了校园。记得当时在南校门靠近26楼的马路牙子边上，围了一大群人在翻阅和挑拣这些刚刚出的书，我挤过去一看，立刻被这套开本独特、装帧新颖的白皮书所吸引。左挑右选，最后买了《增长的极限》和《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两本，前者是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困境的研究报告，后面一本是根据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一书改编的，内容都极为新鲜。又过了几年，《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也被收入到了这套丛书当中，我看到后便立即买了下来，得以从容再读，仔细揣摩，深受教益。当然这是后话了。

1985年春，我来到深圳大学国学所工作，除了南国的气候、翠绿的植物和改革开放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欣欣向荣景象之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地近香港所接触或感受到的那一桩桩新鲜事物了，大量的港台书籍即是其中之一。那时，深大初建，条件很差，我报到后被暂时安排在海望楼的一层住下。楼近海边，视野开阔，风景也不错，但这套两房两厅的屋子里共住了四家七口人，我的居所就是大厅的一角，只是一张床而已，书堆在床角，杂物就放在床底下。“家”里没法呆，白天基本上是到图书馆里蹲点，当时图书馆还没有建好，临时占用了教学楼D座的一部分，只有两层，十来间房子。但就是这么一块地方，成了我初来深圳时的真正家园，既是物质意义的，也是精神上的。第一学期没有排课，每天在这片小天地里看书、翻杂志，特别是被数量众多的港台书刊所吸引，这些图书和杂志在当时的内地还是难得一见的，所以有特别的新奇感和吸引力，看着看着，反到不觉得寂寞和“无家可归”，整个半年的时间都乐不思蜀，一天天也就打发掉了。在这些书中，当然有韦政通的不少著作，像《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概论》《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的智慧》《中国思想史》《儒家与现代中国》等，都一一拜读了。特别是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及《大全》，对我当时的备课和教学工作起到了直接的帮助作用，受益尤多。一年之后，新图书馆落成了，宽敞明亮的港台书阅览室成了我最常驻足的地方，有几年，还得到了一个僻静的专座，除了上课、吃饭之外，全部时间几乎都泡在那里。那几年，香港汉荣书局的石景宜先生就着深圳的地缘之便，每年都要在深圳大学举办港台图书展，除了校方购置一部分外，展会之后剩余的部分则倾筴相赠，所以深大图书馆成了当时内地收藏港台书最多的高校馆之一，而且借阅起来十分方便。

正是借着这样的便利条件，我不仅读到了韦先生那一辈人的书，也读了老一代港台海外学者的大量著作，对唐、牟一辈的新儒家和他们的后学之著渐次地熟悉，对自由主义和其他文史大家的作品也渐渐地了解了。除了港台海外学者的著作之外，台湾出的新印古籍和大套丛书，像商务印的“文渊阁四库丛书”、沈云龙编的“近代史料丛刊”、张曼涛编的“佛教丛刊”等，检阅便当，常常翻动，得以补了不少的功课。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讨论中，这些海外报刊的新知识和新信息，不断地刺激着我的求知欲和学问增长点，对打开思想空间和拓展精神向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由韦政通先生担任召集人的《中国论坛》杂志，在当时可以说是众多刊物之中传播新知、引领思潮的一面旗帜，对沟通两岸三地的思想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记得每一期新杂志来了之后，我都迫不及待地阅读，从里面吸收思想养分，了解学术动态，学到了不少的知识。由这些书刊，我不但了解了韦政通，也了解了韦先生所处的时代和他周围的那些人，对他本人的学术思想也有了较为深切的把握和同情的理解。

后识其人

虽然见到韦政通先生已经是1989年的事了，但在这之前，通过阅读书刊，我对他已经很了解，对他的思想和学术也已经非常熟悉。那年的4月底，我和国学所同事刘翔应中国文化书院的邀请，乘火车到北京参加纪念“五四”的会议。这次会议安排在香山的卧佛寺饭店，环境十分优美。来自海外的周策纵、林毓生等，均是仰慕已久的，是第一次见到。港台也来了不少学者，有些见过，但大部分都不认识，而韦政通先生则属于“认识”而没有见过的那种。

那次见面，并没有和韦先生单独交谈过，更没有刻意地去请教，只是会上会下，听他讲了许多话，我只是一个默默的听众而已。也是因为参会的人太多了，空闲时少，我这个小萝卜头几乎搭不上话。记得有一天下午，韦先生的房门前围了好几个人，都在听他闲聊，有的是向他提问题，话头东拉西扯、天南海北，韦先生气定神闲、从容应对，很显出风流倜傥的派头。萧功秦发问：你认为哪一本《中国思想史》写得最好？韦政通答：当然是我的那本。虽是半开玩笑的话，但我当时是认真听了，过后还琢磨了半天，真的假的？这先生也恁地不客气。他这一答，还有拿在手中晃动的半杯葡萄酒，就永远地定格在了我对他的最初记忆当中。许多年以后，我还在想，韦先生是一个自信的人，但他自傲吗？是一个好酒的人，但他嗜酒吗？好像不是，可见人的最初印象与记忆往往是有限的，甚至是偏颇的。

韦政通（右）与作者景海峰

在这之后，由傅伟勋和韦政通二人共同主编的一套“世界哲学家丛书”，成为了海峡两岸哲学界联系的一座桥梁，本人也因为汤一介先生的推荐而承担了其中的《熊十力》一书的写作，得以继续和韦先生保持了联系。在书稿杀青之际，当时韦先生来函，除了与商图书的出版和编辑过程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之外，还涉及到了稿酬的支付方式等琐事，谈的具体问题已记不清了，但有几句话仍旧有些印象。1991年6月，拙著《熊十力》一书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颇得韦先生的赞誉，后来刘述先先生也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中国论坛》上。碰巧的是，这一期是该杂志的停刊号，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喷涌，大陆的思想文化热渐渐地淡出，台湾的学术生态也悄然发生改变，《中国论坛》的时代结束了，韦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公众的视野。《熊十力》是我的第一本著作，能收入韦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这是我的荣耀，也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缘分，就像《中国论坛》在八十年代所留下的深刻印迹一样，这本书也把我和韦先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深入接触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韦先生渐渐地断了音讯，对他的状况也了解不多，只是看到了新出版的《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厚厚的两大本，想老先生的笔力仍还健硕。这主要是九十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里，深大学不成学，几乎不能做什么，只好混日子，气脉也近于塌散了。多亏有机会到哈佛访学，在杜维明先生的感召下，重又收拾精神，后来境况稍有好转，这才得以重拾旧缘，有了后面的十余年间与韦先生的亲密接触。

2004年，深大原校长蔡德麟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部主任，筹组人文研究机构，想和深大国学所联合搞一些学术活动。在他的积极推动之下，两家合办了“东方人文论坛”。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准备，第一届论坛以“文明对话”为主题，邀请了杜维明先生来担纲，国内外学者亦共同参与，于2005年4月举办了数场讲论活动，大获成功，反响热烈。恰在这个时候，与韦政通先生关系极为亲密的王立新教授由外地调来深大，加入了国学所的团队。在他的沟通和联络之下，我们决定邀请韦政通先生来深圳做第二届“东方人文论坛”的盟主。2006年5月，韦先生如期而至，第一次踏足深圳。十多年不见，他还是那么的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清整干练，完全不像一个年届八旬的老者。韦先生来深后，先是唱了一台独角戏，在大学城清华研究生院做主题演讲，拉开了论坛的序幕；然后又在深大与李晨阳、王庆节、李存山、卢风、任剑涛、唐文明等，一起进行对谈，国学所的几位教授也参加了。整个的活动大大小小有几场，持续了一周，内容丰富多彩，众多师生都参与到其中，收获非常大。这届论坛的主题之所以定名为“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完全是因为早年读《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很自然地就把这个话题抖落了出来。这次论坛，除了新闻媒体的纪实报道之外，《学术月刊》在当年的第9期还选发了一组论坛的文章，清华大学出版社在不久之后也正式推出了论坛的文集——《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由蔡德麟教授与我合编，也邀约了一些相关的文章。

这次到访之后，韦先生成了深圳大学的常客，也是国学所师生最为亲近的来宾，他不仅与众多的教师、学生、媒体记者亲密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情之所感，老友新朋纷至沓来，聚首于鹏城。一时间韦先生每次的到来，都会卷起一股旋风，像是一场学术盛宴，又是新旧情谊的一个大汇聚，在欢声笑语之间，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

在之后的数次来访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次。一次是2010年的春天，他做了“感恩与怀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对我的影响”的讲座，分别总结四位前辈学者的思想特点、精神风貌及与他本人的关系。在演讲中，韦先生的口气和用语极为剀切、平实，对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描述与评论，概括得非常精准，叙述得也很生动，闻者无不为之动容。虽说在这之前我读过他不少的回忆文字，于这些大师的陈年往事也不陌生，对他们之间的学术交谊和恩恩怨怨还算熟悉，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定见”；但听了他的讲述之后，仍然感到震动，引发了许多新的思考，这与读书时的感受和所得到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紧接着的一次，好像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有着类似的安排，只不过这次讲座的主题不是谈前辈学者，而是讲他自己。连续几天，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里，面对满堂的青年学子，韦先生侃侃而谈，主题就是“人生的考验”。讲到他的青年时期，怎样一个人跑到台湾，衣食无着，陷入窘境；后来又遭遇到感情上的波澜，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困顿，最后才立住脚跟，成为一名学者。然后详细地讲了他的治学经历，怎样在一个纯粹的学者和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间拿捏，以及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刻体会。还有他是怎么样面对名利诱惑，在身心疲惫之时是如何克服困难的，以及从事学术工作的方法和技巧，如何面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等。这些问题，他都是紧扣着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深刻体验来谈的，情真意切，娓娓道来，所以特别的能入耳入心，真正能够打动人。我当时就在想，韦先生谈的这些，在书本上是绝对学不到的，即便是最大胆袒露、最深刻自省的个人传记也是读不出这个味来的，面对八十老翁的人生化境，亲聆咳唾之音，此乃青年学子的福分啊！

最后一次，就是2014年的年底了，那次立新兄张罗了一个“人文思想与人文教育研讨会暨韦政通先生88寿诞学庆活动”，把韦先生亲近的学生和与先生有些交谊的学者都请过来了，有好几十号人，济济一堂的，好不热闹。除了庆祝寿诞、畅叙友情之外，借着韦先生留深多日的空档，我们还特意安排了第一届“汤一介儒学讲座”的活动，请先生为这个特设的纪念讲座来开坛。汤先生和韦先生有着很深的交往与情谊，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通初开，中国文化书院即礼聘韦先生做导师，他是最早与大陆学界来往的台湾学者之一，而援引者即为汤先生。其后，他们又合作过很多次活动，譬如前面讲到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大陆方面相关的斡旋工作，包括请作者，均由汤先生一力主之。在汤先生过世前，还专门请了韦先生到北大做“汤用彤学术讲座”，那是很近的一件事情，两老相聚，其乐融融，犹在眼前。所以我们特别请韦先生来做“汤一介儒学讲座”的开坛人，以纪念汤先生，这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除了在深圳数次与韦先生欢聚之外，我也有机会到台北登门拜望。那是2011年初，应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邀请，我和应李到台大做客座研究，呆了一段较长的日子。在台期间，见到了不少老朋友，也有机缘到数所高校演讲会客，包括前往碧湖探访韦政通先生。记得到台北的第三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搭乘地铁去看韦先生，在先生的家里，整整一个下午，聊得好不畅快。到了晚上，他又请我们到住宅附近的大型购物中心去一同用晚餐，一直到很晚才依依惜别。先生晚年，一人独居，过着清净简朴的日子，虽无儿孙绕膝，亦无车马喧腾，但人生的信念依然不改，对理想和学问仍旧坚定执着，生活的态度比我辈等还要积极乐观，完全没有老境的慵散与暮气。每次看着先生一丝不苟的穿衣吃饭、一丝不苟的言谈举止和一丝不苟的做人做事，脑子里就会冒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之类的话。先生是一面镜子，照见我等的将来，更是一个榜样，激励着我等过好后面的时日。记得在2014年年末，先生的88寿诞学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欢聚在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从五十层的高楼上俯瞰夜色中的深圳，华灯璀璨，一片光明；聆听着先生精彩的简短致辞，字字珠玑，心地透亮。这是最近的一次与先生的相聚，这个美好的印迹亦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那个高度，那份光洁，就是我心中永远的韦政通。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