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崛起？

这里的“新儒家”似乎改为“大陆新儒家”，“崛起”也换为“影响力加强”才比较准确合适。港台新儒学的著述和研究在90年代初已经开始大量推出，影响主要在特定学科的专业范围内。当然，这种影响是方法和方向性的，具有向思想界和社会渗透扩展的意义。就我感觉，大陆认同儒学的人们在其心路历程上多多少少都受到熊十力、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大师的启发和接引。虽然同属民族生命需要的表达和文化传统生机的展现，社会上这十年的儒家声音却不能视为港台新儒家的简单回响，而是大陆社会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下的反应，具有新的理论逻辑和时代义涵。

我把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时代的问题概括为政治重建、文化认同和身心安顿三大块。这些问题矛盾纠结，很难设想有一揽子解决的方案。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想流派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似乎都自信满满，实际却都有自己“水桶”的长板和短板，非常明显。例如文化认同问题，几乎是它们共同的理论盲区――自由派是普遍主义者，新左派是世界主义者。虽然儒学不只是在这一点上有自己历史和现实的优势，但这一问题在后冷战与WTO时代的紧迫性以及相对的远离政治――自由派讲的自由，新左派讲的民主某种程度上都是只能说不能练的――使得它具有相对充裕的公共言说空间，也相对容易在各个阶层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或默契，形成热点。此外，对于人格修养、社会和谐、民族复兴这样一些现实需要的知识、智慧和理念，儒学中也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所以，一旦与生活、与传媒结合，加上一些人插科打诨，就自然表现出某种势头，给人“崛起”的印象。

当代社会是多元的，问题也是多元的，思想文化自然也应该是多元的。从五四到文革到改革开放，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是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者，都是以西方某种模式筹划自己的发展，儒家的声音自然边缘而弱小。现在，那些关于传统阻碍经济发展、文化趋于同化的偏见已经消除，主流意识形态也在转型调整，儒学自然也就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得到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儒学无所谓崛起，也不必追求什么崛起――自说自话多元并协才是常态。对儒学来说，即使回到它的“常态”都还不知道有多少内部和外部的问题需要去面对解决呢！

走势怎样？

我对“走势”抽象乐观，具体悲观。“抽象乐观”，是相信这么多的人口、这么久的历史，它必然有自己独特的利益目标，必须得探索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样，儒学作为民族自身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因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必然成为主要的选择。看看五四、文革和80年代，现在儒学的“崛起”是可以想像的么？这就是天不欲丧斯文的奥秘所在。“具体悲观”，是感觉现在还只是处在贞下起元的初级阶段，这一园地可喜共可悲一色，荒诞与严肃齐飞。从儒门到思想界，从当局到民间，对于儒学究竟应该承担发挥什么功能？应该如何调整更新以承担发挥这些功能？不仅没有共识，金钱与权力、市场与体制的巨大引力使得甚至连充分讨论这些问题的平台和氛围也不具备。

具体到学理上，正如港台新儒学是多元的，既有熊十力、牟宗三的心性儒学，也有钱穆、徐复观注重历史或社会史的文化儒学、政治儒学――当然这是大概言之，大陆新儒学虽然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可也存在理论旨趣和进路上的不同，例如蒋庆被叫做“政治儒学”，康晓光被叫做“策论儒学”，陈明被叫做“文化儒学”。实际此外还有许多的探索和尝试，如“制度儒学”、“生活儒学”等，应该说这正反映了当今问题的多面性复杂性，反应了儒学资源的丰富性和生命力。蒋的政治儒学在学理上需要梳理与“大学”修齐治平的关系――把它作为心性儒学否定掉是否可取？把汉代制度看成儒家甚至孔子的设计，究竟会给儒学带来光荣还是耻辱？会给今天的政治重建带来启发还是桎梏？我觉得还很难说――但它已经开出了一条本土化的政治哲学思路。康的策论儒学极具冲击力，这种力量不是来自理论逻辑，而是现实针对性。伟大的思想是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直接的现实感受经过理论提纯的产物。陈的文化儒学现在还只是一个“空框”，需要具体的落实和充实。即用见体的方法论和公民宗教的儒教说是初步的尝试。它们是不是儒学目前还有议论――当然，我本人对此毫不在意。

制度儒学、生活儒学鼓吹者的儒学立场在外人眼中似乎并不明确，所以较少被人论及。儒学非儒学之间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往儒学漂移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不信去把干春松前几年的文章找来跟现在写的比较一下！

这么些人之间如果说有什么交叉的话，应该就是儒教问题了。它还与国际国内的基督教、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学术背景和思想立场的人勾连紧密。围绕它的争论应该会是一个越来越热的焦点。要说势头，这里蕴藏着较大的潜能。因为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官方和民间有比较大的利益交集。至于能深化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了。城市化进程中孔庙、宗祠、书院这样一些民俗的根基日趋式微，我个人比较关心儒教当下该如何寻建自己合适的组织形式这个问题。儒教、儒学的未来，从根本上说有赖于此。
    
影响如何？

儒学之所以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因为它与社会结构有内在关系，作为一种价值，它反映社会的利益与需要；作为一种方案设计一种制度安排，它有自己的技术和智慧。所以秦始皇纯任霸道而二世而亡，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忠告，吸收一些王道因子进入体制，霸王道杂之，终于成就两汉辉煌、奠定中华格局。现在，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内部的思想更新虽然一直在做，但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成熟成型的成果出现。再从外部看，无论当局还是社会，对儒学的意义价值还没有形成清晰通透的自觉，基本是被动犹疑的状态――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总体上讲，儒学对当下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在还谈不上什么特别影响。

但它作为社会和人们心理需求的表达反映，是一种“趋势”，存在转化成“时势”的可能。记得十年前在文采阁开讨论社群主义的会，我说儒学就是一种社群主义，二者对勘可以大有收获，就几乎没有回应。而现在，许多的自由主义者开始重视本土资源，甚至建立起儒教的超验性与宪政的意义联系。新左派则不仅在对国际资本的警惕中注意到文化问题的政治维度，而且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就是依赖于本土经验和资源。儒学为主干的保守主义目前与自由主义、新左派鼎足而三已经成为事实。由双峰对峙变成三足鼎立不只是结构上的改良，儒学还具有为其它两派提供本土化基础的意义和功能――它们是外来的，需要这样一个转换中介。我在别的地方多次强调过这点。

读经是社会对儒学的选择，儒学自然也就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它表现在促进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知识与价值的平衡。“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义。”这里主要是要活出意义，活出意义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个人、民族就融会贯通互相发明提升了。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在儒学应该就是这个！

正是以此为基础，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新形势下调整转换的重要资源依托。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口号后面论述体系的中心一步步向本土转移，由一种知识论的论述向一种价值论的论述转换。这是革命党和执政党对政治合法性理解不同要求的必然反应或结果。虽然官方理论家与儒家学者并无联系，但应该说至少在这一点双方是有共识甚至默契的。我很喜欢王夫之的这段话：“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保其道以孤行而天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

王夫之这里也有点抽象乐观、具体悲观的味道吧？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