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当代中国是否突显强物质轻精神现象？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

答：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性的一种表征，用身体解释思想实际跟科学上的还原论有一种契合的关系。它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人文的意义上，它的片面性和消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是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存在，二者间关系复杂一言难尽，正说明人的特殊、丰富与“高贵”。无论是以精神吞并物质还是以物质解构精神都是灾难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重物质是主要的趋向，有其内在必然性。简单的说，一是传统文化如儒家、道家都是乡民社会的产物，价值倾向上比较偏精神，二是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也是在一种对精神和意志的名义下发动展开。所谓进步就是把属人的东西还给人，所以在当时这属于拨乱反正――国际竞争也是实力的较量。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但这很难把握维持。现在的情形似乎有点过。这既有人性的原因，制度、政策的原因，也有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原因――这些就说来话长了。

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近代以来170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是否存在重西方轻中华现象？若是，影响是什么？现在是否到了更多回归东方、传承东方的时候？在当代，中国道统或呼唤道统有必要吗？如果有，是什么？

答：重西方轻中华的说法有价值预设或评判的意味吧？西方这个词的所指究竟是什么――科技？制度？宗教？作为人种、文化、利益单位的整个社会？这些东西我们“重”或“看重”是为了什么？看重它们又是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实现初衷？这又要追问，我们是在一种怎样的语境中遇见西方？我们跟西方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格局？从我们的经验看，西方首先意味着入侵者，然后意味着坚船利炮，不管怎样，我们与他们是处于一种竞争博弈关系格局之中。明乎此，则我们重西方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界限就有了拿捏取舍你要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很好，可是，葵花宝典你练不练？不练？对啦，自宫之后断子绝孙天下第一又有什么意义？西方，科技是必须虚心学尽量拿来的；制度，从满足社会正义实现公民权利出发也应该认真择取；宗教，一些人因缘际会成为基督徒什么的，也应予以尊重，但是，在“文明冲突”思维中它的“软力量”属性，显然就必须慎之又慎了。总之，重西方必须清除树立自己的主体性，不要把它作为标准，不要忘记它的后面是一个利益和权力的单位。把自己建设的足够健康强盛，是与之和谐相处的前提。轻中华，同样需要厘清这里的中华何所指？鲁迅所反对的传统与钱穆所弘扬的传统不是同一样东西，他们的出发点和目标却是相同相通的，即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似相反而实相成。遗憾的是现实中人们常常走极端，重西方轻中华的多成了全盘西化、文化虚无主义，与之相反的则成了义和团、原教旨主义。这两者也是似相反而实相成，都不利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

现在执政当局开始从民族复兴的责任和承诺尝试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传统价值理念的重要性重新得到体认和采用，这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也是十分正常的――第一代领导人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就是出于救中国的目的。但我不认为重中华就意味着轻西方或应该轻西方，选择什么、传承什么，取决于我们的需要。

道统问题十分复杂，这里简单说说孙中山先生的道统观。他说，“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而发扬光大。”中山先生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作为国家元首，却自觉认同传统，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智慧。

跟那些把道统理解为道德，希望借以匡扶人心拯救伦理的人不同，我个人喜欢从这个方面理解道统。那些问题，我更相信制度和法律。

问：有人认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呼唤社会共识。社会是社会共识，它与道统、与文化有什么关系？

答：社会需要共识，民族需要凝聚力，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些都是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作为历史经验凝结的文化、作为正义保障的制度以及共同利益无疑是这一切的基础。文化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在后冷战时代得到呈现和论述，但在国内似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没有充分论述的空间――文化地图所呈现的是一种层层相套的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关系，譬如儒家文化相对A文化是边缘，想对B文化却又是中心；此外，文化的凝聚对内构成向心力，对外则构成离心力。你虽然可以不去说，但不可以不去想、不可以不去做。我想强调的是，凸显道统是有其意义的，但远不是那么简单，更远不就是全部。对它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有清醒认识。

问：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一直在那里，道德诉求很容易，但无法自动地变成现实。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找到落实价值目标的具体的制度化的机制，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同样被视为所谓保守主义者，我的特殊之处就是认为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对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能做什么？能承担什么？就是说儒学复兴的关键不在于它理念是否正确、历史上是否有效，而在于对于当代社会当代人群，它能承担什么功能？具体说就是塑造民族的文化性格、建构国家的现代形态，在具体点说就是需要在文化认同、政治重建、身心安顿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这是其复兴的标志，也是其复兴的途径。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能做的并不多，自然也谈不上悲观或乐观。

问：有人认为，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中形成的核心价格观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被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观伤害。中国的社会风气需要转变，这种转变的种子需要到竞争与合作、利己和利他的平衡中去寻求和挖掘。你如何看？

答：现在下这样的断语有点为时过早吧？我不知他的根据是什么。在我看来，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并非不能与个人主义、自利主义、竞争社会同时并存。它们在西方社会难道不是发展得都很充分么？我觉得在我身上它们就和谐相处。有些东西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中却并行不悖。这里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也有一个各施其职、各尽其用的问题。制度设计和安排对于保证这一点特别重要。

问：有人认为，中国最大问题不在于文化和精神上，中国需要的是重建政治价值？这两者真的有先后、轻重之分？若是，为什么？若不是，在统一、融合之路吗？

答：政治价值难道不是文化的精神的？重要的是把文化上的、精神上的政治价值落实为现实中的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是利益集团间博弈的产物，所以，文化和精神的“软力量”要发挥作用并非易事。如果民族复兴真成为各利益集团共识，那么一切问题就只是技术性的了。但我们显然无法这样期待。儒家虽然“心存魏阙”，但在秦汉之后，就主要是深耕社会基层――实际儒家政治哲学的主要论述都是立足社会，立足文化，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论述颇多契合。这个体系的特征就是强调社会对于政府的优先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者统一。

问：呼唤道统、精神、文化重建中，官产学民、尤其是知识精英应承担什么责任、扮演什么角度，难点在哪里？

答：我不知道，――什么都难！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