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由汶川地震谈儒教问题――对秋风批评的回应

作者：陈明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秋风问这次汶川地震中没有儒家的声音，原因是什么？回答是儒家的团队太弱了。基督教、佛教、道教或别的什么教，哪个不是成建制、有资源、具身份的？按照这个标准要求，我们是惭愧，你这样问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为什么弱？49年后发声空间被压制，实际从五四开始就开始被妖魔化；这是一个外部原因。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就是社会变迁儒家没有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几乎彻底失语。

这个变迁一是指特定制度即科举制，这种政治资源对儒生的选择或激励被废除；二是指世界性的工业化进程彻底改变了儒家发生发展的社会生态――这本应该在称为儒家生存危机的同时，称为儒学重建的机会，但是儒生没有很好把握住。这有主观原因――他们或者投身实际运作，或者按照现代学术框架对儒学加以改造，而实际儒学更接近于宗教。

我认为它的方向应该是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基础，理论则是像基督教、犹太教面对工业化或现代性冲击时一样去重新建构。现在这样，是补课，那时救亡图存才是当务之急，难免病急乱投医。

另一方面，我想从儒教的特点来回应。儒教没有自己的专业神职人员、没有自己的道场、丛林，某种意义上它的组织系统与社会生活高度重合。好处是当其适应社会，对社会影响极大；坏处是，当社会生态改变，它就土崩瓦解成为无所附丽的游魂。

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我从公民宗教的角度去理解儒教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发展。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个是把公民宗教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因为儒教观念在社会中存在非常普遍，但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或者一种观念，一种文化意识，作为共同善或核心价值观存在，神圣性、神灵性、超越性却比较淡。用公民宗教这个概念描述比较能够呈现它的社会作用，不会造成按照基督教什么的去描述时产生的形式歪曲和意义遮蔽。其二是作为一种策略，因为儒教的现实状况是不能叫人满意的，必须经过一番改造和重建才能承担起社会、民族对它所期待的角色功能。我不赞成提儒教家国教化，即所谓的上行路线。这不仅因为不切实际，没有可操作性――不要忘记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结构，而多元的兄弟民族几乎都是宗教意识强烈的，也是因为儒教目前还只是一个游魂，不能拔苗助长，而文化的生长只能是自下而上。

当初汉武帝为什么能听得进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儒家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不是讲社会与政府博弈么？儒家手中有筹码，它那一套作为社会管理技术成本很低、效果挺好。但在今天，没有。儒家的理念好用，谁用就是了，并不一定非要听你的。但是，要真正用好，仅仅从技术理性理解是不够的，作为阶层的儒生儒士出现，意味着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变化——现在显然还没到那一天。就是条件成熟了，儒教以现在的状况又能做什么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公民宗教作为策略，就是试图从对它的功能的肯定反过来去培育它的社会基础，从社会基础的培育，去建构它的组织基础。在这样的过程中，儒教的现代形态才有可能确立起来。

如果这能大致回应儒家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的失语的话，那么我还想转守为攻――我觉得整个社会乃至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包括秋风的批评追问，正好说明儒家或者说儒教的基础还存在，它的观念意识还在发挥作用。无论是灾区人民身上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政府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还是民间救灾的爱心情感，用儒家的理念解释最为贴切、最为接近实际，也最能将它进行文化提升赋予它文化光环。

我写了一篇小文反驳把光荣归于普世价值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名下的说法。恻隐之心、仁爱之心、民胞物与，不都是儒家的么？它们发端于早期社会血缘亲情，但是也可以提升超越，成为天地之心，获得神圣性、普遍性。这难道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儒教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么？

回过来讲我们今天的事情。改革开放这30年来，我们一直有一种盛世的感觉，并且对人性有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包括对人类能力的放大，这实际是一种幻觉。无论科学怎么发达，个体的生命总是很脆弱的；所有的生命实际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所以生命实际是很脆弱的。

这就是科学昌明却不能阻止宗教繁荣的存在论根源。意义问题科学无法回答，生死问题科学无法解决，这就给宗教制造了需求、提供了市场。儒教这方面不太重视，这是需要正视的弱项。公民宗教说试图从民间信仰中吸取这方面的元素、养料，使自己有由“civil religion“朝向“a religion”发育的可能。

民间社会里确实有一种弥补儒教不足的潜质，它的神灵观念、它的信仰祭祀形式，以及组织系统和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过去儒家反对民间信仰，斥为淫祀，实际那是基于对主流祭祀系统的维护，有相对合理性。以儒家“礼失求诸野”的智慧，今天应该思考怎样把这种潜质尽可能充分提升出来？如何把它组织化，稳定化或者常规化？

这对国家有好处，因为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要取得成功，必须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对政治民主化、对社会正义的实现也有好处，甚至可以说这本身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正义实现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抗震救灾，人们应该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信心！

我以前曾带研究生到东南沿海做一些信仰调查，觉得这些地方文化积累较厚。我们可以想想，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如果发生在东南沿海，民众表现可能会不一样，社会的自我救助能力应该会更强更有效一些。比如台湾921地震，它的民间组织系统就很好的发挥了作用。

这有物质文明有关，与政治文明有关，也与传统文化有关――慈济就是佛教组织。儒教走社会化的道路也是可能的。政府如果真正以民为本，真正要提升社会正义的话，那么就应该给儒教留出发展空间；如果觉得相对基督教什么的儒教更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就必须创造条件把儒教激活。

虽然基督教在某些方面遭受打压，可是在理论、资金甚至政治方面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国际势力支撑，不断给它提供合法性支持。自由主义者说这方面也应该放开市场、自由竞争，实际不合理。

且不说儒释道在这方面完全不对称，需要一定保护期，每个国家都是要保护自己的宗教的。亨廷顿提“文明的冲突”，表面上是要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和儒教之间挖出一条鸿沟，实质上则是要强调基督教在美国对美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不要忘记，耶稣会士当初来华是以“精神狩猎”为目的的，“几何原本”只是炮弹上的那层糖衣。

虽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应该获得和儒教一样的权利，但是我认为儒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应该意义有所不同。无论从宗教战略来看，还是从百姓的福祉，或政府自己的利益如管理成本降低来说，都应该去认真看待儒教。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自由主义者能不能接受这种描述？秋风他们不是提普通法宪Z主义么？我非常欣赏这个提法，并认为这是中国自由主义最有创意、最有可操作性的提法。这种主义认为，传统不仅是秩序的基础，也是自由的基础。但这种主义者们同时也要想想，我们的传统，离开儒家、儒教还有什么好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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