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和蒙培元是中国哲学情感进路当代复兴的先驱,而两者的差异是:李泽厚的思想是历史唯物论的,而蒙培元的思想则是儒学的。当前的情感哲学复兴存在着三个方面需要反思的问题:一是情感的存在者化问题;二是情感的价值中性问题;三是情感的超越问题。
“参与者”的身份认定不是为了否定教师的“权威”而形成马修斯主张的“成人向儿童放权”,而是强调教师与儿童的互为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以“参与者”角色进入到儿童哲学的“做”中,通过“示范式”的教或者学习儿童的“示范”,发现教育中的问题并寻求出解决方案。
在欧洲汉学界,比利时根特大学是绕不开的名字。早在1900年,根特大学就开设东方学课程,并将梵文作为选修课,1958年后,开始系统研究东方学,汉学研究基础可谓深厚。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韩诗外传》有着明显的关注现实政治,探求治理之道的经世倾向。其经世思想体现在“天道”论、“王道”论、“道势”关系论等方面。“天道”层面,韩婴阐发《诗》“受命而王”的天命观,指出神圣之天以灾异警示君政之失,以民心代表其意志,决定着政权正当性,告诫君主“畏天之威”并“敬天保民”。
我把这些“象辞”跟《诗经》以及其它一些先秦古谣作了比较研究。结果令我确信:《易经》中隐藏着一部比《诗经》还古老的诗集。
2023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济宁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号召十周年,《孔子归来:孔孟之乡十年蝶变》系列专访是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济宁十周年的汇报之作,以齐鲁晚报全媒体和济宁政协微信号系列专访和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3月1日,孟子研究院受邀参加本次参访。
阳明学所言之良知,为“造化的精灵”,虽能呈显万物,但却“与物无对”,并不能自我坎陷以产生主客的分化。主客的分化其实是源于意识的作用,“意之所在便是物”,意识活动的发动者成为主体,意识活动的对象则成为客体。故而,主客的分化并非源于良知的“坎陷”,而是源于意识的自我对象化,由此而有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开出。
孔子之再造道,乃使天人真正贯通,开启了儒学作为宗教动力学的大门,而儒学始真正成为宗教人人可通达的宗教。透过“礼”的外在性,“德”的抽象性,而落实于“仁”,而“仁”乃是生命自定方向与贯通天人的先天能力,为后世儒者进行人性论的探索奠定了基础,而使宗教的开启有了人性的动力。
2022年4月,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场“气论与中国哲学”学术座谈会。这场活动的主轴在于通过“气论”来反省牟宗三对中国哲学诠释之限制,尤其聚焦在牟宗三因低看气论、贬低气学而造成他对宋明理学系谱分判之可争议性。我邀请了当前对气论哲学极具关键影响力的两位重量级学者,杨儒宾和陈荣灼教授,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深入对谈。两位先···
程伊川《尧典》解是其《书解》中比较完备的篇章。伊川认为,“治道”之成始于尧。其根本即在于尧之治理本于客观法度,由此形成的典常、法则足以垂宪后世。要而言之,本于“义理”所安以为治;明用俊德之人乃为治之先;治理的目的在于“正家”;分官设职,明确政治责任;选贤与能。如此诸般,勾勒出了华夏治理之道的基本规模。
如果有人想了解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界如何从推崇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走到今天的“道路自信”,刘海波的探索轨迹尤其具有典型性。他从一种来自异域的反思20世纪革命的保守主义,逐渐走向反思“究竟要保守什么”,进而发现,要解决时代的关键问题,恰恰需要保守在20世纪革命中产生的新秩序,为其提供不同以往的、植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
荀子论“理”大义有三:一,以“道”、“理”关系观之,荀子之“道”,多为人道,“理”为“道”之内容,“道”即“大理”;二,从“理”字含义角度,荀子之“理”亦包含条理之“理”与治理之“理”,构成“治理”一词来源;三,从“礼”、“理”关系观之,荀子之“理”在礼出乎理、礼理通用、礼义与文理三个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创新,且构成“文理”一词来源。
在生态哲学元关系天人关系的建构上,天生人成实现了对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理论超越。由此,荀子生态哲学推展出了三个方面:其一,天生人成,天道人道;其二,天德人政,和养生成;其三,人可知天,人物有类。
“生生”观念体现了部分当代学者对中国哲学“底本”的一种更切近的把握。然而,“生生”哲学主要侧重于古今问题,由近代“名学”发展所彰显的中西问题同样重要。进而言之,不管从中西两种哲学形态的比较,中国古代哲人对“底本”的体贴,亦或从“形名相耦”的汉语言哲学思维特点来看,“生生”都无法脱离“名名”问题。
“坎陷的外王指向”内含“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三个要素。“让开一步”意指让开身段,以发展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这项工作必须在“摄智归仁”的前提下展开,不是嫌弃“道德无力”,更不是主张“道德无用”。“让开一步”之后的发展方向是“向下”的,此即为“下降凝聚”,这一义理可以借助“多重三分法”得到合理说明。
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
中国人常以华夏民族自居,又常常以“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作为信条。究竟何谓“华夏”?华夏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又如何演进和上升为超越族际的更高层次的认同?华夏认同的不断升华,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怎样的启示?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就此独家专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刘正寅,从解析华夏认同中探寻历史的价值。
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性应用却贯穿了“经学现代化”之历程:“五四”时期的“实证主义”颠覆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经学被视为一种研究注疏的技艺科学;另一方面,经学被判定为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文化伪装。
赵文本身也存在着“模仿复制”疑案,不免减损了质疑中国哲学身份的力量。在哲学主导之下的理学研究,正是各种思想派别或方法的演练场,虽不无启发,却往往失大于得。对哲学抱有的任何预期,都可能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与经学或理学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若转换为理学何以为理学的问题,避免受任何哲学的预期形态干扰,才有可能摆脱身份的困扰。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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