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这方面如何发力,就涉及儒学研究的问题,一个是登峰,另一个是落地。登峰即讲清楚儒学的特质、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果我们对儒学知之甚少,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就像今天谈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自信一定基于中华文化自知。没有文化自知,就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谈不上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也就无从谈起
当下盛行的政体分类学是「民主-威权」二元范式,但存在着「民主滥用」与「民主失真」的流弊,究其原因在于既往政体分类学的纯形式化问题,需从注重于政党数量概念的误区,走向民族概念与三维层次。通过扩大对政体的诠释功能主义的视角,以及民族性要素的抽取,本文提出「责任性」的概念作为新政体分类的标准。通过从时间轴与空间轴衍···
圣人就是沟通天人的中介,但圣人仍是有限的人,而不是全能的天。孔子指出“唯天为大”,意在强调天是生成并统摄、高于并优于一切存在者的唯一超凡者。人的理性或德性可以超越经验,却永远无法超越这个凡俗世界;因此,“人”永远不能取代“天”。人对天的态度,应当是敬畏。
礼在凌氏学术思想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贯穿其学术思想体系的关键和灵魂。他认为礼是“五常”的“纲纪”,其“学礼复善”之说既强调先验的道德本心,又不忽视后天的教化,是对孟、荀之说的折衷。针对李翱提出的“复性”论,凌廷堪别出心裁地提出“复礼”说,并主张通过“复礼”实现“复性”。
17世纪开始,中国经典《易经》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传入西方,此后被译成英、法、德、俄等语种在欧美发行,并受到西方哲学界、科学界等领域的广泛关注。
朱熹以“理一分殊”理论阐明其“三纲”人伦,但其论述只有“天理”之“分殊”,缺乏“天理”之“理一”。人都是由“天”所生,有从“天”而来的尊贵属性,基于人的“天”性,人伦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应得到相对方的爱护和尊重,这本应是朱熹人伦关系的“理一”,但朱子未能在其人伦论述中阐明这一“天理”的重要维度,以至于人伦关系向单向、支配、绝对的方向···
中国儒道传统的共生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论根脉,其中万物一体的思想、自然的理念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式现代化自然与精神二元、传统与现代断裂构型的关键。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类正在从西式现代化走向共生新时代或共生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考察信和义的字源字义及用字法发现,信倾向为描述性的概念,约可归为“是”的范畴;义倾向为价值性的概念,约可归为“应当”的范畴。在对信和义的释义及相关理论阐释中,先秦儒家将二者内化为主体品质德性的同时,也视为政治理念和认知原则。
在儒家学理中加入时间性和空间性,凸显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意义,是儒家生生伦理学特别着意的努力方向,也是它有别于其他研究的一个显著标志。经过这种改变,儒学思想范式很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阳明心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500多年前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所悟核心思想之一的“知行合一”至今被海内外各方推崇。近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畅谈阳明心学的起源,探究“知行合一”的真谛和当代价值,解析阳明心学全球共鸣的缘由。
朱子论心的重点是从心性论的视角来探讨心的运行机理及功能。对朱子来说,心的构成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按照朱子的理气论,心显然是由理气共同构成的。朱子认为,理气共同构成心之后,心在运行活动时会表现出构成此心之理和构成此心之气两个方面的特性。
以物质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是由思辨理性引发的,其结果是养成量的个人主义与乌合之众,最终导致现代性的危机。要解除这种危机必须由实践理性养成质的个人主义,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为精神文明。基于这种认知,儒家可以在三个方面给精神文明提供价值维度:实践理性下质的个人主义,理性宗教下的社群主义,道德目的论下的天下主义。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 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
荀子非常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的文质论传统,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讨论人性与礼制。他在《性恶》等篇中将作为质的人性理解为恶,但在《礼论》等篇中又非常肯定情与质,这展现了文质论的理论张力。相对而言,孟子对文质论没有像荀子那样讨论得那么深刻,但性善论更符合文质论的理论模式。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绿树婆娑的北京大学校园,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专门就“价值观”同青年学子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用“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来形容青年养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青···
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奠基于他的“心即理”的哲学观,以及六经乃“吾心之记籍”的经学观,其解经学反对像朱子那样在解释“文义”上用功,而代之以在“心体”上体当,认为凡“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可以随心所欲地被重新解释,毋宁说王阳明的解经学旨在“求是”,他用“求是非”的内在理解标准来代替曾经十分流行的“论异同”的外在标准。
中国文化“重智”的一面在先秦名家有突出的表现,其主要标志在于“物”观念的独立及与之相应的“名”的独立发展道路的开辟。因此,儒学中“知性”要素的发展有赖于扬弃“人贵于物”的传统立场,进而正视“物”的观念,而这一设想在儒学的根柢层面是可以找到根据的。
「智」德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独特,智不仅是连接仁、义、礼的纽带,而且正是它把仁、义、礼都藏在自己之中,这就是朱子著名的「智藏说」。在朱子看来,「知」与「智」是有区分的,认知是起点,智德是归宿,「智」是一种「知人之智」,是一种比知识更高的实践智慧,是一切行为的指南,可以贯通上下、沟通天人。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可接受性,《论语》无疑是最佳选择。将《论语》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能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而且《论语》所折射出来的古人智慧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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