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的、做的比较多的是应该怎么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各方面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要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和国民的一种精神气质。
孟子“可欲之谓善”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命题,它揭示了意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了意志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欲”意味着自由意志;但主观的意志自由并不等于客观的社会自由,前者需要在实际的意志行为中才能实现。而“可”则确定了实现意志自由的条件,即符合社会正义。
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
时移世易,礼仪代代不同。若要详细了解古人礼仪规范,须翻开一部叫做《仪礼》的古书。众所周知,早期经典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难免会失真。如果能得到早期传本则弥足珍贵。20世纪中叶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汉代《仪礼》简,因保存完整、数量大、文献价值高,被誉为“天下第一简”。
《中庸》就是为了完成对世界的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一,完成人作为天命在身者的确证,人作为天命在身者为世界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进行了奠基;第二,完成家庭、社会政治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三,完成世界万物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至第三个层次,则儒学作为“道德的形上学”已完成,同时,儒学作为圆教也已完成。而儒学作为圆教,···
《春秋》是孔子晚年给弟子讲授历史的教材,源自鲁国官方史书,用极简略的文字记录大事。242年历史,仅用了16500多字。如果孔子没有对史书做过微妙的改动,这样一部教材,怎么能和孔子试图再造文明的伟大理想联系在一起?《春秋》中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孔子的春秋笔法承载了微言大义。以往对《春秋》存在义例的质···
暑期。刚踏入岳麓书院的大门,就汇入熙熙攘攘的游客队伍中了。游客有各个年龄段的,引人注目的是孩子们的研学团队,他们眼睛里闪着新奇而渴慕的光。
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经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五四反礼教思潮前后二十余年的剧烈震荡,断裂为一道鸿沟。严复在1902至1913年间所译孟德斯鸠《法意》,提供了从观念史角度审视的一个典型标本。在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中割裂出去,形成“法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构···
通过天道阴阳与《春秋》经典解释学,董仲舒从三个逻辑向度建构与证成德主论(“德主刑辅”):在“阴阳—德刑”向度,将阴阳关系调适为“尊卑”“贵贱”形态,为德刑的“主辅”位置提供本体论根据;在“阴阳—经权”向度,将宇宙真理借《春秋》大义转化为历史时空中的可操作性原则;在“经权—德刑”向度,论证德的优位性及其实现方式。
讨论“生生”观念,不能脱离其原初文献依据,即它在《系辞传》中的原初涵义,亦即“生生何谓”的问题。然后才是“生生何为”的问题,即“生生”观念在当代哲学语境下转化的可能。就其原初涵义来看,“生生”观念乃基于“生”观念,而“生”是说的形上存在者“天地”的活动;因此,“生生”是说的形上存在者“天地”的运行。就其转化可能来看,可将“生生”观···
身份认同是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列文森始终关心的生存难题。在列文森的思想世界中,犹太问题与儒教问题共同扎根于他对身份认同的思考,但却展现了两种异趣的现代犹太思想的谱系与脉络。
“官礼”是章学诚学术体系中的关键概念。在《礼教》篇中,章学诚反思“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传统,主张继承“向、歆父子之传”,以“官礼”代替“五礼”重整礼学体系,并统摄“五经”。通过“校雠之学”,章学诚批判四部分类法,代之以《七略》,作为恢复“官礼”“古学”的桥梁。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大学》首句乃是全篇的宗旨所在。它以《周书》等所见的周文理想政治之传统为依据,提炼出儒学最高的实践理想。就其古义而言,“明明德”是在政治领域中显明其光明之德,亦即行明德之政。明德之政,除了恤民怀柔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选贤任能。行明德之政,即亲民、安民的过程。
两汉之际,人们进一步丰富了这套易象体系的内容,赋予其自然哲学的内涵,并通过发明种种象数体例来完成这套易象体系的逻辑框架。魏晋之际,王弼通过对汉代易学的反思,发掘了这套易象体系之本——“大象”,认为可经由象而直契大道,将这套易象体系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
蒙培元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心性论”,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道家、佛家等都归入“心性论”,这是一个独创的观点,既归纳了各家心性论的共性,又特别强调了儒家心性论的特性。“中国心性论”是当代哲学“情理学派”的产物,涉及“新理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以及“自由儒学”“心灵儒学”等。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宏观视角观照儒学,导致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这样一来,儒学的整全性就丧失了,其对社会、人生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微观性的社会基层组织的角度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一个以往被漠视的事实:家族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始终承载着儒学伦理。这也是当代儒学复兴的始基。
中国哲学的主流乃是儒学,而儒学的主流乃是思孟以至程朱的心性之学。吾儒于心性之诠解非心理学的考究,非唯物论的断言,而是以心性与天地合德的道德形上学。
从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突破视域来看,“中国”的内涵有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转化。三代以上的中国是“帝王所都为中”与“天地之中”的结合,它是宇宙论王制秩序中统治者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三代以下的精神突破运动,则将“中国”的内涵从帝王的政治主体中解放出来,面向天下的每一个人,它意味着生存论的中道真理在其中敞开、运作的“中道之国”。
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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