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与意义。
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
儒家是经过两千多年变迁发展的传统,从春秋战国、秦汉、宋明到近代,在多次的蜕变中,有放弃,有接纳,更有保留。今日的放弃(滥用熟人关系)和接纳(加强规则建设),是迎接变革(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需要,但保留(仁爱精神)同样是面对时代的选择。
孟子所持的性善论,相当充分地发掘了人心向善的资源。荀子所持的性恶论,从社会制度着眼,也是积极主张人努力向善,化性起伪。汉至唐的儒家则更重视人的差别性,认为性有品级和等差。而纵览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先儒所论人的同异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性分类是少数圣贤(包括“希圣希贤者”)和多数民众的差异。
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道德践行,辅线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题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内部呈现为“一源两流”的格局,其中“一源”指孔子,“两流”分别指以孟子、象山、阳明为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智性之流。后者的主题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
相比罗马帝国代表的军事统治主导与政治裂变性,大一统更具文治精神与政治聚合性。经过西汉前期的政治更化,郡县制大一统得到巩固更新,汉政典制成为中国后世政治的范型,而唐宋分别代表了强弱两类外向性的大一统模式。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
从《颜氏家训》作者的家族文化底色、思想来源、作品主题、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的思想归属是儒家,而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杂家。第一,从《颜氏家训》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学术追求与使命担当来看是儒家而非杂家;第二,从《颜氏家训》的“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宗旨来说,是儒家的齐家之道,不是佛家的出家之法;第三,···
人之“生”乃心之“生”,异于草木之“生”、异于犬马之“生”。心之“生”即“仁”,“仁”乃朱熹、王阳明、亚里士多德所谓“心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异于禽兽草木之德性,异于耳目之德性,异于鞋匠、木匠、琴手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应接于物而生“情”,乃“人性善”的具体表现。此心之德性“人皆有之”,乃“天之所与我者”、“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故人之性···
刚才听了四位专家学者的报告,我这里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感想,算不上是总结。当然,这个感想不是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而是因第一位报告者梁涛先生的题目,与最后的一位报告者薛柏成先生的题目,都是讲“儒墨互补”的问题,我想就以此来谈谈自己关于“儒墨互补”的感想。
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条件下,《吕氏春秋》以贯通先验与经验的入思向度,建构起了集整体论生态世界观与具体生态实践法则于一体的独特生态哲学思想。其整体论生态世界观,可谓之为天地人三才之道视域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深入挖掘《吕氏春秋》内蕴的博大精深、淹贯精微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有···
气的实有性蕴含在理的实有性之中,理具有自我实现为实存的必然倾向,这是理之所以为“实理”的原因。理作为事物的本质可能性与实存事物的现实性之间同样具有辩证关联,现实性蕴含了可能性,同时真实的可能性应当通过人的能动作为在现实性中获得实现。
唐玄宗以至高无上的圣王姿态为《孝经》作注,因而《孝经注疏》也就体现出不同于儒者或经学家注疏的思想特色:一是引儒归道,尊道德而抑仁礼。二是摆落古礼,删削《孝经》所含公天下的政治精神。三是强化尊君,从德礼之治滑落为律法之治。
山川祭祀的理论阐述、过程描述和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只有儒家之记载比较系统完整。在“三礼”、《尚书》、《左传》等文献中,对山川祭祀的时间、频率、空间、仪式等都有非常具体的说明。这些文献记载都成为后来历代“制礼作乐”的理论资源;随着儒学的官方化,山川祭祀自然也被列入汉代以后的国家制度中了。
中央党校所藏这批书信,共计二十六通四十五开,书信多无日期或仅署某日,仅一通署有月日,考释并通读其内容后大体可知是1912、1913两年的书信,个别如最后一通为1914年4月5日书信。其内容几乎全是围绕孔教会的发起初创(,以及第一次国教运动,其中更有三通关于国教运动的长信对于研究这一问题价值极大。
张载将“感”把握为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性”)、将“神”把握为所有存在者的实在基体而实现了对作为超越者的流行整体的指明,这是体用论的建立。同时,张载的“虚心”和“心化”工夫之目的是将太虚之象朗现于心中而实现对最终根据的把握。但是,张载将“性”和“神”把握为同质性的,使得整体之根据与整体自身在现实形态上难以区别,从而对万物···
“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庙”是指孔庙,“学”则指官学,包括京师国学(太学、国子学)以及全国各地府州县学。故“庙学”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
孟子即“心”以言“性”,实以人心本具“能-知”一体的先天性逻辑结构,而将不忍、恻隐、慈逊、亲亲等种种具有道德指向的情感内容,理解为此“能-知”共属一体的原初存在方式在具体境域中的各种当场性和缘构性的情态表现。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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