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代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在受造感中感受到了人的有限性,而与神圣者的无限性区以别,故主天人相分;但人又正是在受造感中觉悟到永恒的神圣者,进而依赖神圣者,故又主天人合一。通过开发人之心、性大能,人可通达于天,且使天成为了道德性存在,而不使天物化或虚化;同时,亦使心、性具有神圣性,而不是一种心理学之物质存在。心···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先后完成《汉语大字典》(徐中舒主编,与湖北学人合作)、《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儒藏》(舒大刚总主编)、《儒学文献通论》(舒大刚主编)、《中国儒学通案》(舒大刚、杨世文主编)、《朱熹文集编年评注》(郭齐、尹波编注)等大中型成果
黄宗羲尤其坚定气一元论的立场,重新理解“理”“性”“心”等概念,认为理为气之理,性为心之性,心为气之灵处,又从气之灵处即恻隐羞恶等心言性善,以习解释恶之来源;反对程(程颐)朱理学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四端孝悌为用的看法,认为仁义礼智因四端孝悌而后有。
透过美德伦理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互动诠释,作者形成了一套有体系的儒家美德论,即从伦理上的“以直报怨”“正曲为直”,到法律哲学中的“康复论”,再到正义论中的“关于美德之正义”,再到政治哲学中“儒家国家完善论”。
2023年2月三年大疫去,重拾此書,想以一個編輯的严苛視角,校正正文與集釋,以字字斟酌不放過之原則讀第二遍,因書體厚重近七百頁,加之要復核《集释》所引文獻,故此次重讀,恰似跋山涉水、翻山越嶺,至4月初方讀畢。
作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蒙培元先生一直关注于儒家宗教性问题。他既继承了其师冯友兰先生以“天”为宇宙大全及对于以“天地境界”为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追求,也继承了港台新儒家亦人文亦宗教的讲法,由此推陈出新,提出独特的儒学自然宗教说,在现代儒学的发展中独树一帜。
张载言“太虚即气”,针对当时思想界对太虚的普遍理解,亦针对前代经学与佛老思想,特别是认为佛老的思想模式会陷入“体用殊 绝”的状况,张载认为太虚就是气,但其特征是“至虚之实”“至静之动”,因为至虚之中含有至动,太虚必然会转为有形之物,有形之物也必 然会复归太虚,而万物复归太虚之后,也就具有了全新的、无限的可能性,体和用密···
从勉斋先生黄榦诠释《中庸》所用的哲学范畴“体用”入手,比较勉斋与朱子解《中庸》方法论之异同,考察勉斋中庸学学术见解,进而帮助今人理解中庸之道,可以进一步认识勉斋在传承、弘扬朱子理学方面的贡献。
我把儒家思想的“天地君亲师”概括为四重共同体:“天地”是“自然共同体”,“君”是“政治社会共同体”,“亲”是“血缘人伦共同体”,“师”是“文化教养共同体”。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四重共同体来生活,儒家重视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恰当互动关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首提全球文明倡议,他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十分重要。
与“精神人文主义”相对的,是这样两种既有的人文主义:一种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一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即“科学主义”,实质上是指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换言之,精神人文主义具有这样两个思考维度:一是精神的内在性与物质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性的凡俗性。
在三分法视域下,完整的道德学说既有智性,又有仁性,由仁性提供动力,其学说才能有活动性,这就是“道德动力学”。朱子学理的问题正在于此,由于对仁性体悟不透,仁性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致使整个学说缺少动能。虽然有此缺陷,但朱子所言格物致知蕴含着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的内容,又有很强的合理性,在儒学“一源两流”的总体格局中有···
许多学者根据孔子“不隐于亲”的评价,认为儒家主张只有攘羊这样的小罪可以容隐,而受贿枉法这样的重罪不可以容隐,并把后世法律中谋反等重罪不可容隐制度的渊源追溯至此。然而此观点所依据的是两个独立案件结合成的孤证,忽视了先秦儒家在解决道德两难困局时思维的复杂性。
在孔子的逻辑次序中,就算作为道德内核的“仁学”,构成了他念兹在兹的重点,然而,相对于构成了出发点的“认识”而言,它仍不具备学理上的优先性,仍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仍要被限定在认识边界之内,所以无论如何,它本身也都并不足以构成“本体”。
陈明他希望用帝国叙事或者用文明叙事来解决民族国家的问题,可能也不是适恰的。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还是一个问题,但这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今日国人自己造成的问题。
本文将朱熹的体用观下界定为“划分性体用观”,而王阳明的体用观界定为“连续性体用观”。本文又以朱熹与王阳明的体用观为基调,对于两者的中和说进行探究。朱熹明显地区分未发与已发的境界,其要点便是“先涵养,后察识”。与此相反,在王阳明的体与用、中与和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状态,而不是异质异层的关系。
2023年2月25日,围绕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曦的新著《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教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李溪副教授展开了一场对谈,追问在有形的文物之中,蕴藏着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博物馆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神启示。
3月12日上午9时,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开始前举行“代表通道”采访活动,住鲁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亮相“代表通道”并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对孩子进行国学教育,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非教育化”。我经常说“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个偏正词组,传统文化是定语,它是用来修饰教育的。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教育活动,既然是一种教育活动,它就应该遵循教育的原则、规律和逻辑。
天人之辨是儒家学说的主要问题。早期儒家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开辟了儒家重人间、强人文的方向,孟、荀随之。汉儒通过人副天数,将人与仁道提高到与天相近的高度。魏晋儒家倡导天人一体。宋儒在接受了天人一体观的同时,提出人与仁才是天地之心、宇宙的主宰者,并从思辨哲学的角度予以论证。至此,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达到了极致。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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