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克服社会之道德分歧,达至普遍之道德共识,不能依恩氏所言之讲理说服,只能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而儒家之普遍性社会教化、自发性礼治秩序、伦理性法律体系与夫道德性政治权力,正是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以达成社会道德共识之中国途径也!
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政治哲学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和较量。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攥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昭公之失是他在任期间始终没能名副其实地履行国君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文化自信的底蕴所在,也奠定了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中国外交实践也不断吸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这与其根性特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今天的中国则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尚书》记载的上古微言,勾勒出中国贤能政治传统的框架,深深融入中国的制度血脉、社会理念与民族精神。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特别提到“自强不息”这一精神品格。这四个字被不少中国高校写入校训,也被很多人视为人生座右铭。中国人为何如此看重自强不息精神?它与从未断绝的中华文明有哪些内在联系?如今有哪些新的时代内涵?
傅斯年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他说:“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万恶之原》)鲁迅也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些话听起来很深刻,其实流弊很大。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作为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执政者的治国理政实践。
晚清“春秋国际法”范式可按思想文本和历史实践予以区划,宋育仁是罕见地对国际法原理及其理想世界方案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反对伦理与政治的“脱嵌”,提倡家国天下一体的礼法秩序,并主张不同于“世界主权”构想的以民本—治理权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宋育仁春秋公法学所体现的“古典的现代性”方案至今仍有其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
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处理的三大重要关系之一。梁漱溟曾论及关于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但现代生态危机暴发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当代教育需要适应此快捷的、技术化的时代,但教育的根本乃是育人,育人的根本在于育心,育心的根本在于文化的传承,亦即以文化人。今日教育在适应时代特征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时代,以人的整全发展来引领时代。这意味着经典研读在今天,甚至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对普遍者(恒转—本心)和最高者(一元实体)的阐明以及二者如何共属一“体”构成了熊十力形而上学建构的核心,前者指向了“摄用归体”,后者指向了“摄体归用”,而起始处在于以“用”或者“行”言“相”,并经由“用”的不同样态而获得对两种“体”的把握。“摄用归体”和“摄体归用”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前者提出了最高者和普遍者的问题,后者则表明···
与熊十力,徐复观强调孔孟孝道与《孝经》所陈孝道绝然不同,孔孟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家都不是所谓孝治派,历史上所谓的孝治派实由《孝经》开其端。《孝经》“中于事君”的观念,混同了事亲与事君,从而造成了对孝道思想的歪曲。徐复观回应了“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潮,肯定了孝道和家庭在现代生活中的伦理和政治意义。
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易经》之“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易经》之“帝”亦然,与“天”同义,同位同格。《易经》“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易经》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
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章太炎晚年“粹然成为儒宗”,积极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学,其对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诠释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具体可以总结为三种面向:一是历史的面向,即从奠定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角度,肯定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历史合法性;一是世界的面向,即在中外文化、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中,确认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构成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
本文首先基于相论视角,区分了人类知识体系中几种对现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从熊十力、海德格尔两条线索追问出德性易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进而通过《周易》卦序的诠解揭示出易象学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学对传统中国学术的奠基意义。论文最后从易象学角度初步探讨了时间的意义以及历史本身的先天结构,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历史···
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寄寓了屈原爱国忧民、追求美政的价值理想与遭谗被逐的人生际遇,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名臣硕儒为之流连彷徨、感时伤怀。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为什么对《楚辞》情有独钟,晚年花了大量的时间为之作注?朱熹为什么会成为屈原的千古知音?以经典为媒介,朱子与屈子会产生怎样的情感共鸣?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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