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撰修的《湟北大通孔氏家谱》记载,清嘉庆年间,孔秉利三兄弟从甘肃巩昌府来到大通,是为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孔氏后裔的始祖。但由于年代久远,文献阙失,大通孔子后裔对于孔秉利三兄弟之前的世袭传承不得而知。
怅然若失于送别之悲情,而竟得天地气化之共情,卢纶送李端之暮雪、韦应物送李胄(或作李渭、李曹)之暮雨得之矣。
因讨论朱子《格致补传》,恺歌引《大学》经章章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之语,而曰:“识者识其物,知者知其理。知者知其理,故可以尽之;识者识其物,故不可能尽之。”对此,我批注曰:“此言‘知’与‘识’,恰可能颠倒。之所以‘知’需要‘致’,以其不‘识’;至于‘知至’,则识之矣。”又论之曰:“如曰‘识者···
郭齐勇教授寄给我一套《吹沙集》,并希望我写一点读后感,对此我颇感踟躇。因为,《吹沙集》作者门下有很多学生,他们不仅与作者相知很深,而且对《吹沙集》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比起他们来说,对此书表示一些看法,我应当是没有什么资格的。那么,我又为什么同意写这篇“书评”呢?
“革故鼎新”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它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已经注入到中华民族的思想基因里,融合到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程中。“革故鼎新”出自《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与“鼎”分别是六十四卦中相邻的两个卦,二者卦形相反,彼此互为综卦,“革”是去旧,“鼎”是更新。
一个人要想立起来,没有骨头是不行的 ,但只有骨头没有肉,也不行。只有骨肉相连,志气相和,一个大写的人才能立于天地之间。
《论语》应该没有什么错漏,我们过去可能是过于注重字面上形式上的自洽了,而对结构则重视得不够。说到儒家的微言大义,首先想到的是《春秋》《周易》,很少会意识到孔门大贤编纂的这部《论语》,连目录都用心良苦,何况是正文。
在古代,《论语》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从西汉开始,儿童念书先读识字课本,然后就开始摇头晃脑背《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古代中国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没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除了“女四书”等女德读物,社会不倡导女性阅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历朝历代,《诗经》都是女性的必读书目,这不仅说明《诗经》是中国经典中社会普及面最广的一部作品,更体现了古人对《诗经》这部经典的认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之作···
赋体文学在中国古典文苑中颇为特异且十分重要。说其特异,最集中地体现在赋体极难被界定。清代王之绩《铁立文起》云“赋之为物,非诗非文”,当代有观点既称赋“非诗非文”,又谓之“亦诗亦文”“半诗半文”。
中国诗学有几个主要范畴,如比兴、物感、韵味、情景、意象、意境等。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是一以贯之的系统。从比兴范畴出发,或可将几个范畴贯穿起来。
许多朋友都知道,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不管是皇帝身边的宫女、内侍,还是臣僚,抑或是坊间的平民百姓,当他们说起赵家天子时,通常都是用“官家”指称,而不是叫“皇上”“万岁”,当然皇帝本人也接受、认同“官家”的称谓,这跟宋朝之前、之后的称呼习惯都不一样。为什么宋代会形成以“官家”来称呼皇帝的语言习惯呢?
“诗”作为经典文献,春秋晚期以“《诗》三百”的形态进入了孔子、墨子等先秦诸子的思想视野。除孔子儒学之外,《墨子·公孟》亦载:“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但墨子仅仅是引诗10余条,而孔子不仅引诗,而且与弟子教(学)诗、用诗、论诗,这些构成了孔子诗学世界的方方面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
“民为邦本”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原写作“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书中记载,禹的孙子、启的儿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恨,但他却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都城,国民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即后羿)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
“束薪”一词见于《诗经》中的《唐风·绸缪》《王风·扬之水》《郑风·扬之水》等篇,古今学者们一般都把它理解为“成捆的草”。在解释《唐风·绸缪》第一句“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一句时,《毛传》曰:“兴也。三星,参也。在天,谓始见东方也。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
《书·禹贡》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感应雷神王船山先生的“黄中”精神,先导范旭东先生的“永久黄”精神,一阳来复,“春风动雷雨”,复兴中华文化正道必然成功!
丁纪按:此数条虽亦非端言庄语,详其对于圣贤与经典,却并无轻慢之意。鲁迅一语之论《启颜录》曰:“好以鄙言调谑人,俳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此数条,盖可免于此讥。要之,倘非晓悉之熟,加以领会运用之妙,亦难乎出此矣。辑此以献,非欲长戏言戏动之风,故亦无须深求,惟一展颜可也。
最近关于《孟子》中是“天降大任于是人也”,还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引起众多网友的热议。西安碑林博物馆镇馆之宝《开成石经》清晰地镌刻着“是人”。《开成石经》刻于唐朝,而《孟子》一篇是清康熙朝补刻上的。这至少说明在明清之际应该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生活中常常有一些知识或内容,大家习以为常,可是细究起来却让人大吃一惊。《孟子·告子下》中有一段文字,讲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哲理,入选义务教育教材和大学文科古文阅读教材,并且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必背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