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的文字简洁典雅,有芙蓉出水离尘脱俗之美。这大概源于他长期浸润在传统典籍之中,与历代先贤晤谈,尽得其抑扬顿挫、起承转合之妙旨吧。朋友们谈起许先生的文字,感觉其有诗歌优美的韵律,有江河奔流到海的气势,有钟声回荡不绝的隽永
石林的杂文随笔,往往以“解构”或“颠覆”的形态出之,这也是他作为杂文家最可宝贵的个性所在。一件事物,或一种观点,在人们看来,习以为常,已被认同,但在石林这里,却常常成为了一个“解构”或“颠覆”的契机,而且道理总是被他讲得入木三分、力透纸背,令人不得不心服口服。
琴与瑟是两种古老的乐器,历史悠久,意蕴深长。《世本·作篇》言:“瑟,洁也。”《说文解字》曰:“琴,禁也。”琴与瑟是礼的音乐载体,也是文人志趣的象征。琴有五弦、七弦和十弦之分,瑟有二十五弦和五十弦之分,不同形制的琴与瑟互相配合,弹奏出穿越千年的和谐乐章。琴和瑟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多次,其中琴在《诗经》···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核心。《周礼》《仪礼》和《礼记》号称“三礼”,是我国传统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周礼》《仪礼》和《礼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学”在我国古代传统学术中一直居于“显学”的地位。历代从经学的角度诠释和训解“三礼”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成就斐然。
三年丧期之后,逢年过节时,我想我会举杯遥祝,祝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在我感知不到的某个维度里遇到另一种更加真实的“林间空地”。我相信他一定能听到,也相信他一定会的。
其实,古人为文不像现代人那么轻易,士大夫自珍文墨,凡所宣教者,非至德嘉行不足挂齿也,意在为盛德伟行存亡续绝耳。故碌碌愚庸,蝼蚁苟且之命,本不应观之,遑论起而效仿也!岂不知即如二十四孝之事,亦取绝德奇事宣谕至理而已,岂鄙夫愚妇可易知而乐效之者?昔日韩琦劝和两宫,协调宋英宗与曹太后关系,宋英宗年轻气盛,抱怨说,太···
现代儒学者不能仅限于书斋研究澄清礼乐规范,或用游魂说为自己的无力开脱,而应该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将自身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探索群众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和摸索新的政治主体及其持续再形成,提出思想纲领,寻求制度创新,在一次又一次挫折中踏寻新路。
千载世家百代风云,元老丰功承圣胤;一身正气两肩日月,名山宏业缵贤行。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无论是《十三经》《五经》或《四书》中,都有它的身影。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可见,《礼记》在中华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礼记》是戴圣编选,故又名《小戴礼记》,成书以后,便流行于世。戴圣用其教授弟子,刘歆议事时,加以征引,影响逐渐扩大。西汉以来,学者对《礼记》的研习就没有中断。《汉书·儒林传》云“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桥仁是戴圣的弟子。桥仁继承其师之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以广其传,这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研究《礼记》的著作。
中华经典汗牛充栋,仅经学元典就有“四书五经”和“十三经”两个系列,在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指导中心支持之下,编辑一套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周易本义》五部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中小学经典教师读本系列”是对重建经典课程这一时代要求的有力回应。
《周易六十四卦象数集解》(全二册,中华书局2022年10月)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我的大学本科专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硕士、博士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大学教书近30年,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似乎王阳明热,已经热了好几个年头了,相关的书也出了不少,但是想找出一本通俗而周到地介绍什么是阳明学的书,却很是困难。已有的书,大多属于“传奇王阳明”,注重的是王阳明人生与事功之传奇,似乎想要给予人们成功学的启示,却又过于神化、圣化,以至于一边读一边生出学不来的感叹。
《诗经·卫风·氓》是中国传世第一首弃妇诗,向为诗学家所重。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诗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农民,诗歌的主要内容有对美好过去的回忆、对难堪现实的诅咒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感叹。以春秋史考之,这些结论恐怕都需重新斟酌。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
由恻隐之痛阐明的一种由近及远的普遍性,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巨大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看轻了。新冠疫情还未远去,经此一“疫”,人与人之间因病而痛的相互关怀变得如此重大,中国人面对疫情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量与坚定的抗疫决心,离不开传统儒家由恻隐之痛所奠定由近及远这一秩序观念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中,“天下为公”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崇高追求。
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会长、孔子世家谱常态化续修工作协会荣誉会长兼执行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中华孔子学会顾问,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华孔学》编委会主席,《诗礼传家》编委会主任孔德墉先生,因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于2022年12月25日20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
鲍鹏山的文化身份定位和学问趋向的变化过程,我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读者可能有所不知,古典文学出身的我之所以心仪儒学,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鲍鹏山的引领和启发,在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切切偲偲,同道同行,其中愉悦诚非言语所能道——也许,这就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他对我说过:“我感恩美国,感恩他们对我和泰苏一家的慷慨接纳和帮助,基督教文化的合理存在这我也知道,但是,这个世界对东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忽视和不公正需要被纠正,中国文化需要在世界上占据它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