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文献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系统性、深层次的认识,也是中国智慧与人类生存之道的书写呈现,承载了中国人的知识、价值和方法论,凝聚着人际共在与合作的哲学理性。经过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清代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和近现代海内外汉学家的不断努力,中国哲学文献的西语翻译成为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的奎文阁,既是中国木结构建筑史上的代表之一,又因其作为曲阜孔庙的藏书楼,也就在事实上成为“圣道”的重要载体,使孔庙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尽管奎文阁只是中国众多藏书楼中的一座,但其兴废变迁与孔氏家族···
孩子与君子都是赤子之心,然而同中有异。孩子的赤子之心是自然性的,会受到污染而变色;君子的赤子之心是文化性的,不受污染,永不蜕化。小节出入或难免,大节绝对不可夺。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虽整个国家吾往矣!
当下,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正成为风潮,《诗经》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浪漫,常令人神往。本文指出,《诗经》之于广大国人,往往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却不亚于《圣经》之于西方社会的那般重要。如《毛诗序》所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从夫妇之道起,使人得以理解社会人伦···
民以食为天,饮食乃头等大事。“琴棋书画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道尽了君子生活的雅和俗;而吃饭、品茗、饮酒,关乎人们的生活日常与交际层次,更兼有物质与精神双重文化属性,久而久之遂发展成为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古往今来,中国的饮食文化,既秉持中和之美、有礼有德,又于饮食之外、人情往来间、生活细微处,尽显君子之人···
民以食为天,饮食乃头等大事。“琴棋书画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道尽了君子生活的雅和俗;而吃饭、品茗、饮酒,关乎人们的生活日常与交际层次,更兼有物质与精神双重文化属性,久而久之遂发展成为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古往今来,中国的饮食文化,既秉持中和之美、有礼有德,又于饮食之外、人情往来间、生活细微处,尽显君子之人···
唐代中晚期发展出来的新田制,经由五代延续至宋代,宋代罕见地没有在开国之初制定类似于“均田制”的田制,因此被认为是“田制不立”。后世所谓的宋代“田制不立”,首先不是指没有施行井田制,尽管宋代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当时的土地制度不符合儒家理想。
文献与语言学研究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起,钢和泰、汪荣宝、罗常培等先生就已经关注到敦煌文献中的语音问题,并利用其中汉藏对音材料开展语言学研究。其后的学者相继开展基于各类敦煌文献的西北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斐然。在方言研究中,有学者偏重于各种语料文本,有学者从西洋传教士文献入手研究台州方言百年演变,有学者从元明清文···
中国传统礼治模式包含着“礼”和“法”的双重内涵,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古代“礼治”和“法治”在本质上都走向了人治。实际上,古代中国虽有“法治”之名,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法治”迥然不同。前者是端赖君主智慧、德性、胸怀等个体理性的“法治”;后者则是一种基于平等、公平、公正等现代理念,试图以法律条文、法理逻辑、法制规范来替代···
2020年11月4日,首部《论语导读》法译本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该书是2019年3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尼斯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所赠送的国礼,也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首部完整的欧洲启蒙时代的外文著作手稿。《论语导读》的译者为法国医生、哲学家、探险家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该手稿仅两份存世,之前藏于法国阿···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为始,治国平天下为终。同时,格致诚正为本,为内圣功夫;齐治平为末,为外王功夫。内外功夫归结于修身。修身是功夫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所有人所有事业的根本。修身,不仅要在红尘中修,在一般事上修,更要具体落实到格致诚正齐治平七个条目、三大实践中去,修身济世相辅相成。
将孔子针对于人所提出的“上”与“次”这一道德人格类型划分,混同于其关于“知”之范畴或内涵的划分,对于孔子原意而言,实属额外添加或溢出,不过是王守仁的创造性曲解。后儒如此划分与释义,虽然在道德探索方面有其思想进步意义,甚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误读,但这是以后人的认识加诸孔子,属于断章取义。
2019年8月28日,笔者正在安徽的文化项目上,接到了董事长发过来的一个信息。原来是董事长和一位企业家正在沟通企业文化建设事宜,对方希望能当面交流,看看双方是否有共同携手的可能。这家企业的名字叫扬子钢构,位于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淮安。企业家的需求就是命令,在董事长的安排下,我和团队调整回青计划,直接奔赴淮安。9月3日,初···
英奇有餘.史識史才.天下景從.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時正不測.知幾知勢.萬方爭睹.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
他对儒学的肯定,也是以现代价值为视角和标准。这些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不能说没有学术贡献,但今天看来,已经远远不够了。余英时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五四一代与我们渐行渐远。他们值得尊敬,值得缅怀,但时代将在一种与他们的期待不尽相同的方式发展前行。
惊悉余英时先生逝世,遥致哀思。对先生某些说法不尽认同,曾作有《真理的力量和儒家的自信——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儒家应不应该政治化》等文章,某些微言对余先生也有观点异议。但这不影响我对先生的品德的敬佩,最喜欢先生一句话: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这些冷漠怯懦的马邦人是可耻的,但根本罪责在上,在上层建筑和特权阶级。斯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而行,历代也曾十分优秀,也曾英雄豪杰辈出,正人君子无数,为什么到了马家时代,纷纷成了蠢货、贱类和懦夫了呢?毫无疑问,这是拜半个多世纪空前严酷、背天逆理的极权政治所赐!
据《东京梦华录》“防火”条记载,汴梁城内的街巷,每隔三百步设一所“军巡铺屋”,每所铺屋置“铺兵”五人,负责“夜间巡警”。又在城中高处修建“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还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等消防设备。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潜火兵即刻出动,“汲水扑灭,···
自阳明子揭良知宗旨于世,斯学风行海内外已五百余年矣。阳明子之指点既高明而通透,后学之阐发亦细密而精良,可谓洋洋大观者也。黄梨洲因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罔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吾人生于五百年后,欲治良知之学,载籍俱存,遗泽可追,又何劳费辞,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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