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儒学”是指在西部地域生长、传承及发展的儒学,呈现出与中原儒学、东部儒学等同中有异、自具特色的儒学形态,是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与地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现。
在儒家哲学中,第一种历史意识是通过追述和诠释前史以鉴于将来的“回向三代”,第二种历史意识是立足“道统”建构儒家的价值规范的“道统重建”。关于“三代”的追述以及“道统”的建构都表明,儒家的历史意识贯穿了时间的三维,其通过转化历史的时间经验来启迪当下和未来的生活实践。
本文为作者2015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围绕“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进行 的一次对谈。
荀子直言秦国内政的根本缺陷是“无儒”,体现出他秉执儒家学说的坚定立场,不失其学术宗师的风范。《荀子·议兵》篇保留了荀子对秦国内政的另外一段论断,批判堪称犀利。这是荀子在赵国的议论,环境超脱,也就更能够代表他的真实观点。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报道《53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将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后,引发公众广泛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是这53名全国政协委员之一,也是十多年间持续推动这一调整的参与者之一。3月10日,澎湃新闻对杨朝明进行专访,他说,“关于改以孔子诞辰日为中国教师节,我们一直进行着努力。”
关于荀子的行历,有两大难解之处:其一,是“威、宣之际,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一事;其二,则是“荀卿年八十为兰陵令”一事。以往的研究看,除了钱穆等学者外,大家对于这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却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前者,因史籍记载中出现了一事两说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能认真对待并力求给出一个合情合理地解决方···
“将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后,这个节日相关的活动可以纳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陈来认为,改在孔子诞辰日后的教师节不仅是尊师的重要节点,还能彰显尊师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突显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觉。
2004年以来,不断有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议改设教师节的日子,今年提案的阵容尤为庞大。孔子作为世界各地都能接受和认可的正面形象,理应首先受到中国社会的尊崇。如果修改教师节日期能引导更多青少年了解孔子,尊师重教,对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定将大有裨益。
刘知幾以经史互释的方法进行史学批评,以经衡史,所强调的是经对史的指导;以史评经,所强调的是史对经的验证。在这种经史互释的过程中,刘知幾消解了经学的神秘化和神圣化,实现了经学的理性回归,彰显了史学的社会价值,并试图通过经史之互补,为经史之学的发展寻找出路。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
历史的开端从来都不是自在的,而是一个由后代不断确认的起点。历史上,当中国人选择夏、商、周三代作为文明历史的开端,“三代”就成为构成中国文明主体性的重要内涵;在中国的经史传统中,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历史的“三代”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被原理化。“三代”所蕴含的政治原理与三代的历史之间有何关联?
子游是孔门后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心性之学的肇端。从《论语》等记载看,子游得力于礼乐,尤其对乐教有深入领会。他对“本”的重视,源于乐的造诣。他关切人的内心的生存活动与情感状态,将之视作为学工夫的出发点和落脚处,并从人情表达之需要的角度重新理解礼乐制作的意义。由于对内心的意识现象和情感活动的长期关切和反思
阳明晚年在越城讲学明道,其中主要的内容之一是阐发了感应论的思想。王阳明晚年的感应论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以感应论来证明万物一体的思想。阳明通过心与物的感应关系来证明心物的一体性,主张在这种感应的关系中,不是心意构造对象物,而是感应关系构建起了心物二者的一体性,从而证明万物一的一体性。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西方文化只是当前时代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属于历史的过去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人类社会未来的文化。这一论断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一百年过去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化等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重新审视梁先生一个世纪前的论断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五行大义》以体性表示一般认为的体用的含义,体与形体有关,性与功用有关,这与中古的一般非佛教文献的含义一致。《五行大义》论述了五行、五常的体用,在性情问题上亦有讨论。这些讨论在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通过对于康氏佚文的考证和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可知他所追求的孔教“世界主义”并不限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也包括他在早年就已提倡、并在加拿大首先付诸实践的为孔教而“传教”海外的行动策略。基于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康氏在戊戌变法前后曾提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的口号。
周秦两汉的“亲亲”,是一套整全的制度,建立在封建或门阀基础之上。但在宋代只讲“亲亲”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粉碎,因为此时的“亲”只是规模很小的宗族,甚至是散户。如何聚合起这样的社会?从形上学而言,即是二程的“天理”学说;从实践操作而言,即是“大心”“识仁”“民胞物与”。
儒家正名论及名教理论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中国正义论。对正名和名教问题的研讨可以发现,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君子为平民操心的格局,这一格局决定了权利观念何以在儒家思想中隐没不显。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前提是君子与平民二分的观念及现实。
两汉今文经学以经为常道,克服经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五经之文,在材料的意义上,是先王之法,经过孔子的删削述作,把殊时、异世,各不相沿袭的先王之法,结合成为统一的孔子一王之法。郑玄吸纳《周礼》,并以《周礼》为本注其他经书,将经传中大量与《周礼》不同的内容理解为唐虞夏殷之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对《士冠礼》“古者生···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