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余英时，超越余英时
——答 问
作者：陈明
来源：作者授权 独家首发
时间：西元2021年8月5日

：余英时先生刚刚去世，在华人思想界和文化界引发高度关注。作为一代儒宗钱穆先生的高足，余英时也一直为中国文化辩护。对余英时先生的思想立场，您如何定位？

陈明：首先，要表达对余英时先生逝世的哀悼之情。作为当代华人著名学者，他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用中文写作，并且对一些来自西方的文化压力做出回应，在整个汉语学界有巨大影响。

但是，按照近百年来 划分，余英时先生属于五四或后五四学人，在这个群体内，又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他虽然是钱穆先生弟子，但钱先生是儒家，对五四批判多多，临终体会到中国文化精髓是天人合一并且十分认同，而余先生不是这样的儒家。

当然，余英时先生对中国有某种牵挂，但朴素的情感被他所认同的学术范式和意识形态过滤处理了。具体表现在以一种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话语描述评价中国现代的发展变迁，而不能真正从中国古代近代的历史脉络，从十几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伦常日用出发来体会认知。即使持同样的价值观，徐复观牟宗三他们都不是这样。徐先生归葬故土，希望学业有成的子女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牟宗三先生相信儒学的未来在大陆。即使许倬云先生，这两年看到美国和中国的一些情况对比，也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反思心得。至于何炳棣就更不用说了。

余英时先生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儒教的误解批评的回应，完全是在韦伯本人的学术范式内展开，说明他接受了西方中心的历史观。这是从钱穆到陈寅恪都不认可的。他对儒学的肯定，也是以现代价值为视角和标准。这些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不能说没有学术贡献，但今天看来，已经远远不够了。他也推崇亨廷顿以来的文明论范式，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范式的前提就是划分文明边界，承认各文明体的内在系统性，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与现代普遍主义话语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哲学。

从这个角度讲，余英时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五四一代与我们渐行渐远。他们值得尊敬，值得缅怀，但时代将在一种与他们的期待不尽相同的方式发展前行。我认为，对儒家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不同于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叙事体系，把五四这个事件整合到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之中。那才是中国思想成熟文化自立的标志，而余英时先生他们这辈人工作的意义和局限也就会看得更清楚了。

余先生的去世似乎成为了一个思想史事件，我这么说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

附录：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中国天津，2021年8月1日卒于美国，原籍安徽潜山，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一代儒宗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代表著作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