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虽八十年代生人,在复旦大学读的是外国哲学,但显然也感受到了诗的力量。此次,他挟喜马拉雅音频栏目积累的高人气,将讲稿整理成书,内容涵盖“二南”和“国风”所有篇章,既逐章逐句解读,又能顾及读者理解,为每篇解读设定了适切的主题,结合历史、哲学、心理学甚至电影等,作多角度、多学科的知识拓展,相信必有更广大的理想读···
近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做客北大博雅讲坛,为宋明理学“正名”,在比较视角下澄清对“存天理,去人欲”命题的误解,从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三个维度阐释理学之“理”的意涵,并强调理学思想体系历史定位的重要意义。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稿,经陈来本人审定并授权发布。
本文聚焦儒家伦理传统的思想定位及其与现代性的张力,以陈来的《儒学美德论》为中心展开讨论,指出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
现代学科划分常把《诗经》归作文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于是,《诗经》作为经书的意义被遗忘,《诗经》所承载的诗教传统亦因之而断绝。本书拟从齐、鲁、韩、毛四家诗说及宋明诸家《诗经》阐释出发,结合当代问题意识,重新激活《诗经》经学阐释的诗教义涵,回应时代问题。通过大义发微式的经典解释工作,作者希望能把《诗经》···
本次研讨会由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办,邀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钱明研究员、浙江大学何善蒙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朱承教授、东南大学陆永胜教授以及四川大学教授、《宗教学研究》常务副主编张泽洪参会演讲。
传统儒家的“生活政治”范式,将日常生活纳入社会政治领域予以思考,强调“存之所慎:齐、战、疾”,防患于未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维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危机来临之时,所要审思的不只是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应认真检视传统儒学文化现象及其行为方式。
2018年,书院研究继续良好的发展态势,成果较为丰硕。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出版书院类著作33部,博硕士学位论文39篇,期刊论文464篇,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文学、建筑学等多个方面。相比于以往的侧重传统书院研究,本年度当代书院研究成为热门话题,集中在书院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当代书院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具有的优势等方面,···
中华民族是尊师重教的民族。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将传授我们技能、启迪我们心灵的师者,视为生命中可敬可亲的长者,以礼相待、深情思念。又到一年丹桂飘香,师者的恩情永不忘,我们从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中,选出相关文物,讲述它们的故事。愿天下的师者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
如果说早期理学家有贬低文艺以至将其工具化的倾向,那么在走向成熟期的理学文艺观念中游艺之学的地位却不降反升。而且,与痴情以至沉溺于诗书画艺术并视其为文人“墨戏”的艺术家相比,理学中人恭敬端庄、严谨精微的游艺态度,更为明确了文艺作为涵养心性工夫和格物穷理对象的功能意义和合法地位。
本文旨在对《易》“时”初义的知识基础加以考辨,主要考察历代学者关于《易》“时”的理解。这些考察以知识之“时”作为线索,对包括两仪、八卦、太极、时位等重要问题都给予了某些新的解释。通过这一考辨或考察,期望对于《易》的解读能够回归其更为本初的涵义,对于《易》的解读能更加关注其中的知识因素与根源。
幸福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意义不同。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早记载的幸福观念见于《尚书》洪范篇的“五福”说,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1世纪,反映了商代末期和周代初期的思想。五福是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终考命”。这是以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老而善终为基本的幸福,反映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幸福观。
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
郑玄《礼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孔颖达《礼记正义》、贾公彦《周礼正义》均有引用,使之成为礼字的标准释义。以体和履训礼,皆为典型的声训,郑玄也解释了其因声求义之理据:统之于心和践而行之。一般认为,二训分别基于《小戴礼记》中的《礼器》和《祭义》等篇,但在汉代训诂学传统中,郑玄应是首···
当代中国复归中华文化本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深度和解与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创造”,使得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同的自身文明基础之上。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治体论揭示出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立国要素与理想变革之结构性原理,是对现代中国思维定势的一个突围。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单方面地让中国融入某种现代世界,而是应当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形成我们对何谓中国、何谓现代的透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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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
荀子在继承孔、孟的“士”“君子”和“圣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君子”和“大儒”的特有观念,同时明确界说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层次与形态。后者作为身心修炼的过程,指“虚一而静”的“大清明”之“心”,经由“师法”的学习,透过“礼乐”的熏陶,对治自身的“气”“性”,以“得师”和“由礼”为根本环节。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精神的精髓在于对人性尤其是人的价值、人的道德的思考,这是礼乐文化的基本属性所在,也是传承的意义之所在。
如果说《论语》等所见的子游重本的倾向,是子游之学的早期发端;那么,《性自命出》的“性情-心术论”,则是其长期沉潜之后的展开形态。子游由对“本”的关切与思考,转出“性情-心术论”的思想道路,是儒家心性论转向的关键人物。今日若重论道统,在孔子与子思之间,除了曾子之外,还应当有子游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