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学术著作20余部。 |
礼乐中华与道德人生
作者:杨朝明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二十日癸丑
耶稣2020年9月7日
编者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精神的精髓在于对人性尤其是人的价值、人的道德的思考,这是礼乐文化的基本属性所在,也是传承的意义之所在。值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在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人民政协报》邀请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讲述礼乐文化与道德人生。
中国精神是数千年历史文化积聚而成,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从孔子等先秦时代的儒家开始,中国人就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在孔子看来,大道得以施行,需要天下为公,需要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也就是人的社会性基本要求。中华道德是礼乐文明的实质性内容,孔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记载在《礼运》篇中,正隐含了中华礼乐文化对于道德人心的规范意义。“礼也者,理也”,早期思想家“务治”,思索社会的协调与和睦,正是从“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明道守礼。
中华礼乐文明的特质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周公和孔子的地位极其重要。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孔子则进一步发扬光大。从本质上讲,中国礼乐文化是关于人性与人的价值的追问与探究,应该属于“元知识”或者“元理学”的范畴,是追求真理和启发智慧的哲学。
西周以前,中国礼乐文化已有漫长的形成过程。根据《礼记•表记》,后人把夏、商、西周的文化分别称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周代尊礼,人文理念上升,而周代礼制是在损益夏商而来。考古学家看到,龙山时代中国已经有了礼制,中国礼乐文明有广阔背景和深厚底蕴。
礼的概念比较宽泛,就概念而言,广义的礼包括乐在内。分而言之,礼与乐有别;统而言之,则乐和狭义的礼都是礼的组成部分。《礼记•祭统》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可见礼的最后落脚点在于人心的整合。乐亦如此,乐起源于劳动,后来则被赋予“通伦理”的含义。礼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周礼对前代礼的继承与因循应该是其主要方面。周公赞赏齐国从其俗、简其礼的做法,也反映了周初制礼的实际。周公制礼在因循前代之礼时,根据周初实际加以损益,使之更加适用。
礼具有“决嫌疑”和“济变”“弥争”的功能,古人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可以想见,礼乐文化一定内容丰富。周代制礼作乐,包含对国家管理体制与方法的设计,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典章制度以及礼仪,都应本着孝、忠、信、义等准则进行设计和推衍,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
有学者说得好,礼的范围之广,简直可与“文化”之概念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礼学实即上古文化之学。礼包括礼制、礼仪、礼俗等层面。礼制指礼的制度,比如《周礼》(或称《周官》)。一般认为《周礼》成书较晚,多不相信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其实,《周礼》作为国家职官的设计,不像《仪礼》那样人人需要关心、可以关注。周公制礼作乐不会是周公本人向壁虚造,应该是周初周公的主持下继承夏商既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周礼》国家管理体系架构,它或许只是藏于官府,为少数人所了解,该书后出不为常人所易见。孔子适周问礼,关注周公德业,思考“周之所以盛”,他感慨地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即周藏书室之史。孔子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很可能就是学习《周礼》。
《周礼》是礼之“体”,《仪礼》则是礼之“仪”,《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则是礼之“义”,阐发的礼的意义与内在精神。孔子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道是价值体系,就是信什么的问题;德是行为规范,在于怎么做。有了礼之“体”的设计,《仪礼》就以具体的礼文,让人理解和体会。比如,射礼培养人的平和中正,乡饮酒礼激发人的爱敬与孝悌,冠礼让人体会义务与责任,丧、祭之礼则如曾子所说使“民德归厚”。《仪礼》中的人生礼仪,助人成长,强化成人、成德、正名意识,让人思考社会角色。《仪礼》与《周礼》相互配合,《周礼》相当于分配任务、强调责任与分工,《仪礼》则在于提升格局,提高认识,提振精神。做人的根本问题解决了,才能把《周礼》的制度落实好。
中国礼乐文化内涵丰富,究其本质,就像春秋时期鲁国人所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礼的制度、仪式表达着礼的内在意义。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原则,周人说:“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任何礼仪都不可离开礼的内在精神,否则就失去了礼的意义。行礼不本于义,就像耕地不撒种子。
早期中国的“成人”观念
在“礼”(或“理”)的意义上,我国古人思考“人”本身,例如《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涵摄天、地、群、己不同的维度,人就要“成人”,就要有自身的特性,就不能不考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问题。中国古代圣王深深思索、细细掂量“人心”与“道心”的关系,认定人必须遵循礼的规则。
中国儒学就是“人学”,是关于人本身的学问。在早期古文字中,“儒”的象形字作“需”,为从雨从而、上下结构的会意字,像人沐浴濡身。孔子儒家则不但洗干净身体,还要洗干净心灵。《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明于礼义,方能为人。
在孔子儒家思想中,“成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们使用这一概念,往往着眼于年龄、体能和智能,较少注意其道德内涵,其实它多指人格养成。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讲人具有社会性,具有道德属性,应与其他动物有本质不同。
在孔子那里,“成人”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首先应当对社会有基本的认知。颜回向孔子请教“成人之行若何”,孔子说:成人应当通达人类本性的原理,通晓各类事物的变化,了解各种物象产生的缘故,洞察风云变幻的根源。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有了知识,具有了成人的素质,然后再施以仁义礼乐的教化,这才具备了“成人”的德行。
子路请教“成人”的问题,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人聪明有智、清心寡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具有“知”“不欲”“勇”“艺”等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强调的仍然是“礼乐”,以“文之以礼乐”作为人之成人的必要前提。看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不忘平生诺言,就可以谓之“成人”。可见,成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孔子有关于“人情”与“人义”的论述。孔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情就是人的基本情感,人义就是作为人的应有意义。在孔子的心目中,处理父子、兄弟、夫妻、长幼、君臣诸种关系时,人人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社会身份尽力做好自己,这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遵循。
所谓“成人”,首先必须认同人义,进而遵循人义而自觉践行。圣人以礼治人情,修人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就可以得到社会的和谐。父子、兄弟、夫妻属于家庭关系,长幼可以看成社会关系,君臣则是工作关系。人人讲道德,按照各自的身份以做人,各正名分,就会呈现出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所以,人之为人,首先是礼的要求,是道德要求。
孔子认为礼“达天道,顺人情”,对端正人心、整顿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他曾描绘出了一个顺应天理人情、循礼而行的“大顺”境界。礼制是先世的君王用来承续天道、陶冶人情的,它取法于鬼神,具体体现在丧祭、乡射、冠婚、朝聘等礼仪当中。所以圣人如果用礼来教化百姓、进行治理,就一定会在内心深处牢牢树立规矩、规则意识,那就不难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了。
古代的冠礼与“成人”
了解儒家人学的实质,把握儒家关于“成人”的论述,就不难发现这是早期中国的大智慧。关于这一思想渊源,不仅有理论阐发,也有具体的礼仪载体,这就是作为古代成人礼的冠礼和笄礼。孔子儒家对“成人”的认识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
西周时已经有系统的教育体制。一般而言,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到十五岁左右,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经过十几年的学习,由少年而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人。行冠礼后,他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力,开始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因此,冠礼就是对“成年”的认可,是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传统的冠礼,核心内容是三加冠,分别表达男子成人之义,寓意要“弃而幼志,顺尔成德”。人既然已经长大,就要摆脱孩子气,把成人德性固定下来,充实起来,就应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人而成人,就应当认同社会伦理或行为准则。成人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环节,行过成人礼,表示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结婚成家,可以作为成人社会的正式成员。就不应像长不大的巨婴,不能使个人的言行、思想继续停留在孩提时代。
冠礼是人生的基本礼仪,人成为“人”,就要自觉以礼来约束自身。“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人要懂礼义,成人之后应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不管不顾。
《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社会基本关系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明白做人的基本要求。人行冠礼后,便应认同人伦,实践人义。
按照礼的规定,士人行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等尊长,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相应教导,这对于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国语•晋语六》说:“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刚刚成年的人要谨慎戒惧。进入成人阶段贵在开始,开始就要学习美善之道,进而吸收、增加更多的才德和学识,摒弃不善的东西。树立了正确的方向,形成是非判断能力。就像宮室有墙有屋,可以遮挡风雨,只是需要随时清扫。人有正确目标,也要继续修为,随时纠正偏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孔子常说到“仁”,在孔子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既成人,就应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又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人有“仁”心,脱离人的纯自然状态,应该像“亲亲”“事亲”那样自然而然。
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
成人,是“人”的类存在的意义,是对人的普遍要求。然而,人组成社会,形成社会组织,就需要社会的管理者。中国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就是这样的“大人之学”,要所造就的“大人”有境界、格局大。
孔子儒家特别强调“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所看重的正是为政者的高品质与高素养。现实社会需要有人引领,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有一批明是非、知荣辱、有格局、能担当的君子、大人。“学以成人”是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在更高层次上,则是“学以成德”“学成大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是人格养成的目标、政治品格的境界、为人处世的风范。“君子”是社会引领者﹑示范者﹐有时它就是“社会精英”的代名词。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该是高尚的人。孔子有“君子之德风”“君子喻于义”等说法,又有“君子怀德”和“君子怀刑”之说,君子应该怀抱德性,有做人的标准。“刑”与“型”通﹐有榜样﹑法式、典范之意﹐指君子明理修身﹐循道而行。内心充盈饱满﹐胸怀坦荡宽广,做事睿智机敏,待人谦虚有礼,也就具备君子人格了。
孔子认为,人能敬其身,才能成其亲。什么是“成其亲”?孔子说:“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与名,谓之‘君子’,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成其亲”就是成就他的父亲。“君子”是崇高的名称,是百姓送给的称号,叫作“君之子”,这就成就了他的父亲为君。在那个时代,君是德位相配人,有地位,有德行,受尊敬。君子是有教养的人。称一个人有教养,为“君子”,就间接夸赞了他的父母和家庭。
在孔子儒家语境中,“大人”“君子”是能够把握礼乐本源的人。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这些圣王之所以受到孔子的推尊,就在于他们思考深入,贴近百姓,知民之性,达民之情。礼的本质意义是什么?《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那么,怎样深层次把握礼?正如孔子论述的“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人立于天地之间,礼乐也本源于自然,扎根于生活,依顺于人情。就像战国竹书记载的大舜,他当年“旧(久)作小人,躬耕于历丘(山)”,故能理解礼乐的真谛、社会的本质、生活的真相。
人文学术在于化成天下。古代“大学之教”是关于穷理、正心的教育。儒学教人成大人,做君子,培养社会引领者。《大学》的“大学之道”,《学记》有具体阐述,其中论述教育要由经文入手,培养学生的志向、德行、品质、能力,最终使学生触类旁通、坚强自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培养的人才才能化育人民,移风易俗,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古代大学之教究心穷理,发奋立志,注重修道做人、从政治国,很有价值。它能把握道德教育规律,强调系统性,循序渐进,所有这些,都可作为今日人文教育之借鉴。
随着党和国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人们越来越看到中华经典、中华礼仪的价值,期望在中华礼乐文明中汲取智慧。回望五千多年的文明,人们追寻并诠释什么是价值?什么有价值?何种价值优先?中华先人追寻人与天地,与亲人、朋友,与他人,与个人的伦理关系与价值定位,以安立社会和国家,安立个人当下与未来。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使人生、社会、国家变得更加美好,一定依赖心灵抉择与价值皈依。我们期望这一切,如果靠单纯模仿西方所谓“现代性”肯定不可企及。礼乐中华有极其丰厚的文化滋养,经由这里成就道德人生、高贵气质,应该是有志气中国人的共同选择!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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