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圣王都是儒的现实化身和杰出代表,伏羲、女娲就是最早的“大儒”。以“周孔并称”取代“孔孟并称”或“孔颜并称”,则显然有利于还原儒家兼有礼乐刑政、道气心性的饱满内涵和博大体量,可以还原儒者的本来面目,纠正长期以来儒学思辨化、玄理化、道德化、哲学化的诸多偏向,因而可以走出一条儒学复兴的正路。
作为第一代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在受造感中感受到了人的有限性,而与神圣者的无限性区以别,故主天人相分;但人又正是在受造感中觉悟到永恒的神圣者,进而依赖神圣者,故又主天人合一。通过开发人之心、性大能,人可通达于天,且使天成为了道德性存在,而不使天物化或虚化;同时,亦使心、性具有神圣性,而不是一种心理学之物质存在。心···
2023年3月26日下午,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喀什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洙泗书院、孟子书院承办的“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33期举行。本期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杨海文先生担任主讲人,孔子研究院魏衍华研究员担任与谈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昭博···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先后完成《汉语大字典》(徐中舒主编,与湖北学人合作)、《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儒藏》(舒大刚总主编)、《儒学文献通论》(舒大刚主编)、《中国儒学通案》(舒大刚、杨世文主编)、《朱熹文集编年评注》(郭齐、尹波编注)等大中型成果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1619年10月7日子时,思想家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于华夏之南的芙蓉国度诞生。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浩然气魄汲取百家精髓,于经史子集各部皆深有所思、所著、所成。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是王船山君子人格的核心要义,这种品格不仅展现在船山的理论著作中,还在其坚忍不拔的生命历程中体现得淋···
「家文化专栏」将定期与大家分享家庭文化教育、当代家庭面临的切身问题、以及如何与家人共同建设和传承家道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希望通过传统家文化的复兴与当代家文化的重建去振兴家道,培养社会根本的善良之源。
黄宗羲尤其坚定气一元论的立场,重新理解“理”“性”“心”等概念,认为理为气之理,性为心之性,心为气之灵处,又从气之灵处即恻隐羞恶等心言性善,以习解释恶之来源;反对程(程颐)朱理学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四端孝悌为用的看法,认为仁义礼智因四端孝悌而后有。
透过美德伦理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互动诠释,作者形成了一套有体系的儒家美德论,即从伦理上的“以直报怨”“正曲为直”,到法律哲学中的“康复论”,再到正义论中的“关于美德之正义”,再到政治哲学中“儒家国家完善论”。
《论语》“克己”是儒学重要命题,自孔子提出后,诠释不断,意见纷纭。朱熹对此十分重视,对“克己”作了理学化的诠释,训“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从而将表示外在形躯的“身”与表达内在意念的“欲”有机结合起来,明确指出“身之私欲”包括气禀之私、人我之私、耳目口鼻之欲等内涵。
本文便是这种比较研究的一种预流,旨在进行《论语》包咸注与郑玄注的文本比较研究。通过细致的文本对比,笔者发现,何晏之所以取包咸注而未取郑玄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包咸注更好,或是因为见解大致相同,而包咸注在先,但也有郑玄注较胜而为何晏所不取者。
早期的“礼”包含天命神学的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宗法等级制度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也代表着前期华夏族群认同的文化秩序、政治设计等。礼的基本精神体现在封建秩序下的祭祀礼仪中。理解“礼”有多个维度,这些多维视角不仅关涉礼的起源与含义,而且指向礼的适用性和时代性等问题。
本书详细梳理了大同、小康观念的演化,勾勒了儒家对天下国家的认知途径,立足于文明的多样化、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指出建立突破民族、地域、国家局限的人类共同意识的必要性。这可以帮助现代人理解中国传统的秩序原理,体察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面向。
但我们更要看到,团圆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两岸民众同根同源。如果没有根源上的认同,没有文化血脉上的相连,那么团圆的意义又何在?
梁慧皎在《高僧传》序录里针对以往所撰的名僧传,指出“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认为真正有修养和学问的未必有名,而名声在外未必有真学行。李老师曾用“高而不名”形容他的老师邹化政先生,我想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自己也是贴切的。
2023年2月三年大疫去,重拾此書,想以一個編輯的严苛視角,校正正文與集釋,以字字斟酌不放過之原則讀第二遍,因書體厚重近七百頁,加之要復核《集释》所引文獻,故此次重讀,恰似跋山涉水、翻山越嶺,至4月初方讀畢。
“刑中”即用刑施罚中正允当,是中正治国理念在司法等以法治理领域的投射。“刑中”与否如同一把标尺,既可以衡量“司法”能否,也能够评价“法治”善否,它甚至是历代得失的主要因由。
《中庸》认为,天人关系是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相伴而生的相为参合。人何以与天地相参?诚是天道本然,实践此诚是人事之当然,诚贯通天地人,是“人与天地参”的形上依据。人以何与天地相参?一是通过好学力行的知行合一过程,完成人的德性与天地相参;二是通过各尽本分地处理社会政治与生态伦理等问题,完成现实人事与天地相参。
在先秦儒家看来,“明君子”即是当时代的真君子和“圣贤”,集博爱与自爱于一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通过学而知之、困而学之成就自己的“仁且智”者,是通过“致曲”实现的“自明诚者”,是“明明德于天下者”。以“明君子”观之,自爱与博爱相辅相成,统一在“止于至善”。
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作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蒙培元先生一直关注于儒家宗教性问题。他既继承了其师冯友兰先生以“天”为宇宙大全及对于以“天地境界”为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追求,也继承了港台新儒家亦人文亦宗教的讲法,由此推陈出新,提出独特的儒学自然宗教说,在现代儒学的发展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