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第42辑目录及内容摘要

《原道》第4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目录

儒学研究

1.张绍时|试论《易传》之“象”

2.范育均|帛书《要》篇损益卦气说辨正

3.陈姿桦|从“齐桓公城楚丘”看仁道关系

4.李政|董仲舒“善之学说”发微

5.谢煜慧|孔疏对王注玄学易的儒学化

6.高瑞杰|何以太平：何休井田制析义

儒者行思

7.杨小福|王安石对孔子人性论的回归与开新

8.闫佳佳|读书何为：许衡行道思想中的志与道

9.郭海涛|皮锡瑞与梁启超经学史“异见”分析

10.邝其立|从《王制笺》看皮锡瑞的经学观

王阳明研究

11.戴玉梅|阳明经说中的礼学思想：以《春秋》为中心

12.董明来|从现象学看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本质

13.傅锡洪|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论王阳明的哲学遗言

14.张菁洲|从王阳明画像看圣贤崇拜与道统传承

百家论道

15.王湘平|取之有道：先秦税收思想述论

16.高巧琳|论告子人性论的本质主义特征

17.耿芳朝|德性认识论视角下孟子“求放心”新解

18.袁青|陆贾思想的黄老学渊源析论

19.王耀辉|宋徽宗对《老子》治国思想的阐发与践行

20.吴卿|方氏易学中庸观：以《药地炮庄》为中心

21.祝安顺|《宋本大学章句·马光祖跋》识读与释义

处士横议

22.曾海军|论“夫妇有别”

23.林国敬|《洪范》的国家理想与纣王的政治变革

24.张建坤|宋儒陈舜俞“富教相济”的治理思想

25.吕欣|《近思录》的成书动因与历史意义

26.喻平|宋代“故事”中的儒家法政思想

27.秦行国|乾隆时期科考废除胡安国《春秋传》原因再析

摘要

1.试论《易传》之“象”

张绍时

内容摘要：《易经》是一部以卦象为中心的卜筮之书，《易传》在继承《易经》重“象”思想的基础上，将“象”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加以论述。“象”在《易传》中有着丰富内涵，其中一些重要命题的“象”义颇值得深入研究。“观物取象”之“象”不仅指事物外在形貌，更是指事物内在属性及其运行规律之“象”，圣人在观物过程中与物相感通，能把握到事物的生命情状。“立象尽意”之“象”主要指卦爻符号，也包括对卦爻符号进行解说的形象性语言，《周易》以象征性的“象”或“象辞”比用概念性的语言尽意更具有优势。“制器尚象”之“象”主要指卦爻符号所取象的事物及卦爻符号所象征的事理，“器”“象”只是一种象征，其意义在于通过可见之“器”呈现不可见之“象”。《易传》这三个命题密切相关，形成了一个以“象”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关键词：《易传》《易经》象易象

2.帛书《要》篇损益卦气说辨正

范育均

内容摘要：帛书《要》篇将益卦对应春夏两季，损卦对应秋冬两季，很多学者认为此乃卦气说。卦气说中卦与时间相配，但卦与时间相配并非都是卦气说。卦气说从象数角度出发，通过卦的阴阳情状、方位、地支将卦与时间配纳。但从卦象上来看，损益二卦在六十四卦体系中不具有特殊性，其阴阳情状不能反映四时的阴阳变化，又不能通过方位、地支与四时相配，因此很难说《要》篇论损益二卦的内容体现了卦气思想。事实上，《要》篇重在挖掘《周易》的义理内涵，其论损益二卦与《二三子》和《衷》等篇相关内容阐释方式的一致性，以及损益二卦说体现的义理色彩，都表明《要》篇将损益二卦与四时对应，旨趣在于损益之道的理论建构，以及君道中“时”与“变”的思想阐释。这充分体现了《要》篇义理优位的倾向，与卦气说象数优位的倾向相比，无疑有所不同。关键词：《要》篇损益二卦卦气说损益之道义理内涵3.从“齐桓公城楚丘”看仁道关系

陈姿桦

内容摘要：“齐桓公城楚丘”，即僖公二年，齐桓公擅天子专封之权，修筑楚丘城为卫国复国一事，因涉及道德实践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历来颇受争论。《穀梁传》最早将这一问题归结到仁与道的关系上，并认为道德实践（仁）不能违背政治伦理（道）的规范，即所谓“仁不胜道”。后世儒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汉儒董仲舒在坚持“尊王道”的同时，突出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将仁与道并重。但董仲舒对于如何甄别道德实践的动机，以及如何避免伪善的道德实践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缺乏讨论。至宋代，胡安国主张“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区分“行仁”与“假仁”，皆将政治伦理视为道德实践的前提，强调在政治伦理的规范下进行道德实践，以避免矜伪的道德实践所带来的祸患。宋儒此论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穀梁传》“仁不胜道”的观点上。关键词：齐桓公城楚丘《穀梁传》当仁不让仁不胜道4.董仲舒“善之学说”发微

李政

内容摘要：董仲舒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一套综合经学、政治、伦理思想的“善之学说”。在此学说中，“《春秋》之所善”是判定“善”之价值的根据与权威。人伦-政治领域中的一切实存之“善”，皆以圣王“奉天法古”之实践为典范，并以“天子之位”及“礼”的制度建构为客观保障而成立。通过制度化的“王教”运作，以“善善恶恶之性”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之善”，得以作为“圣人之善”的实践效用而在历史中被确证。同时，在圣王“积善致太平”实践的统摄下，人间一切“善”最终呈现为一种完美的人伦-政治秩序形态，此即所谓“王道终”。董仲舒的“善之学说”基于《春秋》经学而将“善的历史”与“善的秩序”融为一体，其作为一种体大思精的实践学说，不仅致力于回应汉王朝国家建构的现实政治诉求，更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恒久政治秩序的总体设计。关键词：董仲舒善之学说《春秋》度制礼节王道终

5.孔疏对王注玄学易的儒学化

谢煜慧

内容摘要：王弼以道解易，对儒道融通的《易传》有所冲击。孔颖达立足儒的宗旨，指出王注玄学易以“无”为本，无法落实《易传》垂教本意。孔疏转而以回归“有而教有”为目标，对玄学易进行儒学化。在技术上，孔疏沿袭、补论、修正王注。在义理上，孔疏将玄学易转向儒学易，在玄学体系下崇“无”重“有”，以实现部分儒学化，但儒学易未占主导。孔疏在“无”本下重“有”的独立意义、差别、器用；崇“无”论下重“人”，讲圣人体“无”在“人”，圣人尽“道”，修善垂教；讲天道、人事体用不分，人道有“人”的内涵，与天道不同，重天道又重人道。针对孔疏儒学化所遗留的玄学问题，宋儒沿着孔疏的思路加以调整。李觏、张载突破崇“无”，罕言天道，分离天道与人道；程颐扭转孔疏的“无”本论，讲实有之“理”。这些都有助于摆脱玄学易，促成宋代儒学易的演进。关键词：《周易正义》玄学易儒学化儒学易

6.何以太平：何休井田制析义

高瑞杰

内容摘要：关于井田制，历来聚讼不休。从汉代经学文本脉络出发，何休的井田制主张恪守《公羊》家法，紧紧抓住“均贫富”与“合风俗”两个重要维度。从经济角度看，何休强调八家共井、中有公田、十外税一等制度安排，并以“三岁换主易居”的方式均衡贫富，能够保证井田制守望相助、公私兼顾的格局。但在何休那里，井田制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制度，辐射到政治、教育、礼仪、道德、风俗等领域，在提振人伦世道、化民成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为形塑文明共同体提供坚实制度保障，是实现尧舜太平之治的关键举措。承此学脉，后世诸多儒者都曾希望通过井田制恢复三王之治，以实现治道。易言之，强调农耕、重视经界，使得百姓富足、社会风俗良善，实为历代儒者之共识。由此益见何休井田制理论之成熟完备，实有导夫先路之功。关键词：井田制换土易居什一而税守望相助致太平7.王安石对孔子人性论的回归与开新

杨小福

内容摘要：孟子以降，尤其宋代理学完成孟子升格之后，性善论占据主流，间或与性恶论紧张论战，孔子人性论的真实意蕴就此被长期遮蔽。王安石批判性地跳出性善与性恶之争，认为“性不可以善恶言”，且开创性地解开了“智愚不移”的千古谜题，回归到了孔子的人性论。为使自然人过渡到道德人，王安石在传统生性互训的基础上诠释了生性对立统一的关系。他强调就道德主体而言，养生与尽性同等重要。王安石充分发掘传统礼乐的价值，主张以礼乐养“中和之情”，从主客二重路径对人进行塑造,以“学之序”成己，以“道之序”成物，最终通达于圣人之域。王安石不仅回归到孔子的人性论，其“中和之情”的提出更开辟了一条从自然人向道德人飞跃的路径，既摆脱了性善论德性涵养的玄虚，也摆脱了性恶论对道德主体的打击，为儒学树立了一个“返本开新”的典范。关键词：王安石自然人性中和之情返本开新8.读书何为：许衡行道思想中的志与道

闫佳佳

内容摘要：读书何为？对于元代士人而言，当天下色变、仕途更道、儒学断层，这一发问无疑直接指向他们应当如何自处的重大问题。围绕“纲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的读书之志，元儒许衡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以“进退出处、穷达得失，莫非义也”为原则，解决行道与入仕之间的关系，并为士人的进退出处提出可资参考的现实路径。当上位者可以任之时，许衡从政治实践上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奠定了元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立国规模和治理制度。当上位者不可任之时，许衡也不忘精思苦索、躬身践履，传授先儒正学，“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作出个人努力。许衡作为儒家行道理论的传承者和践行者，论证了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得君还是不得君，儒士都可以实现“士志于道”的理想。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特殊时代当之无愧的“吾道之光”。关键词：元代儒学许衡读书得君行道明德新民9.皮锡瑞与梁启超经学史“异见”分析

郭海涛

内容摘要：皮锡瑞与梁启超虽然同为晚清今文经学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但在论述晚清经学的流变和意义等方面却存在较大分歧。皮锡瑞坚持今文经学的学术立场，将有清一代经学的发展看作是对两汉经学的复兴演变，特别是认为晚清今文经学史是赓续汉代经学的经学复盛时期。但是，他在《经学历史》中却对名声显著于晚清的今文经学运动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有意不提一字。梁启超则以学术思潮的兴替轮转来看待清代经学的盛衰演变，并将自身纳入到晚清经学的兴废过程当中，以至于他的晚清今文经学史至康梁而止。皮锡瑞、梁启超二人对晚清经学史的迥异论述，不仅代表了近代部分学者在晚清今文经学内部对经学“致用”与“文饰”性质与作用的不同定位，也折射出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晚清今文经学，在近代学术思潮兴替过程中所具有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关键词：皮锡瑞梁启超今文经学正统别流10.从《王制笺》看皮锡瑞的经学观

邝其立

内容摘要：《王制笺》一书，是皮锡瑞一生中最后的作品。通过笺郑注的方式，皮锡瑞阐发了《礼记·王制》中的素王改制大义。他选择这种体例的理由有二：其一，籍由澄清混淆今古的郑注，以达到严分今古的目的；其二，反驳郑玄对经文的历史化理解，避免经学陷入意义危机。皮锡瑞解经与笺注的思路，可总结为以今文经学为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史学。这与章太炎“夷经为史”的思路迥异，也与康有为“以真伪分今古”的做法大相径庭。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让他的主张相较于康、章二人更为温和持平。以今古为经史的方案，不仅让势如水火的今、古文经学得以并行不悖，同时也凸显今文经超越历史、映照现实的普遍义。因此，皮锡瑞借由解经所阐发的改制之义，实有其现实指向——为变法造势。剖析其经学观，俾有益于我们管窥晚清学人明分今古的思路、目的与意义。关键词：皮锡瑞《王制笺》经史关系

11.阳明经说中的礼学思想：以《春秋》为中心

戴玉梅

内容摘要：阳明以礼解《春秋》的目的在于指导时政。阳明通过批判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说，认为孔子并未更改周历，而是主张恢复周礼，维护周朝大一统。阳明的此种看法，表明了他自身的儒家本质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阳明借助“隐公即位”“郑伯克段于鄢”“子哙与燕”等事件，阐发了端正伦序、谨守名分的主张，进而要求上位者端正自身，遵守礼法，明晰职权，铲除权奸。阳明还以正心解正始，以君主自身之正正天下国家，进而要求人君体元谨始，正心寡欲，效法三王，一本于道，因时致治。阳明的《春秋》礼学虽仍沿袭前儒大一统、重名分、慎正始的主张，但他将《春秋》礼学的论述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使其具有了时代特色。同时，阳明将《春秋》礼学纳入心学之中，使其《春秋》礼学打上了心学烙印，成为心学《春秋》礼学的代表性主张。关键词：《春秋》礼学王阳明心学

12.从现象学看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本质

董明来

内容摘要：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中的“知”和“行”，都是对情感意向性的描述：前者指向情感行为的表象特性，而后者则强调一种伦理的“好恶”性。这个命题首先指伦理性的情感意向与作为其基础的表象之间的结构同一。而所谓的“知行本体”，就是指合乎儒家伦理规范的，对事物的情感性表象。同时，本文从胡塞尔关于意义与知识的理论出发，分析阳明所关注的“知行隔断”问题。知识的对象乃是在文本中被表达的命题，其相应的行为不是情感行为，而是判断和含义意向。这种关于文本和命题的意向性，可以脱离对被判断之物的感知和情感而独立进行，甚至扩展和延续。“空讲天理”，主要就是指对儒家文本之阅读的不断绵延，以及对具体情感行为的悬置。从而，“知行合一”说的工夫论意涵，就是强调情感性的格物诚意，在方法上优先于“读书明理”。关键词：王阳明现象学胡塞尔知行合一知行同构体

13.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论王阳明的哲学遗言

傅锡洪

内容摘要：王阳明去世前几年谈及的“真诚恻怛”及其类似表述，引发很大的理论效应。瑞士哲学家、汉学家耿宁先生甚至将真诚恻怛称为阳明的哲学遗言。真诚恻怛等同于良知这一阳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并且和良知一样既是体也是用。真诚恻怛一语所指向的一体之仁，不仅赋予了良知评判善恶、是非的实质性标准，而且包含了实现其准则的动力（其动力便是疾痛感受），从而为人提供了化知为行、为善去恶的动力。阳明之所以必欲将真诚恻怛提至本体高度，正是为了揭示出良知本体中蕴含的足以克除私欲、使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并促使学者切实落实良知本体。立足于阳明思想整体，无论从他思想形成的问题意识，他思想面临的内在问题，还是从他晚年的致思路径，关注的重要话题来看，真诚恻怛都居于关键地位，充分反映了他在去世前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关键词：真诚恻怛良知一体之仁知行合一

14.从王阳明画像看圣贤崇拜与道统传承

张菁洲

内容摘要：儒家人物画像是诠释思想、表达崇敬、传递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儒学道统传承与引起圣哲崇拜的教化手段。圣哲人物画像的绘制，是儒家人格典范的具象化、符号化。王阳明画像的绘制，是对王阳明的历史形象之回忆。王阳明画像的绘制，是利用崇敬心理和神圣权威实现道统传承和思想教化的过程。在画像一次次的模仿性、追忆性绘制中，图文表现方式的差异、画像模仿体系的建立以及对经典文本体例的仿制等各方面因素，使得王阳明画像与其学说一道，参与到儒学道统的建设中，完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家文化的记忆与再现。同时，王阳明画像还会引起世俗对圣贤的崇拜心理，具有塑造受众“知行合一”观念、实现“觉民行道”训导意义的作用。进言之，儒家圣贤画像的绘制具有引发崇敬心理、维系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具有普遍的传承性、广泛的传播性。关键词：圣贤崇拜道统传承画像符号王阳明15.取之有道：先秦税收思想述论

王湘平

摘要：一般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阶级社会运行的初始阶段，包括夏商周等奴隶制社会时期及其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先秦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创设了比较完备的税收制度，形成了以“取之有道”为核心要旨的税收思想。先秦税收思想要点主要包括：以土地质量及其地理条件为客观依据而形成的赋税公平的税收思想；以轻徭役薄赋敛、关市讥而不征以及税收减免优惠为表现形式的轻徭薄赋的税收思想；以“无夺民时”和“使民以时”为主观要求的赋税优位的税收思想；以“常征租税”和“公平执法”为实施标准形成的赋税法治的税收思想。先秦时期的这些税收思想，从客观依据、表现形式、主管要求和实施标准等维度，开显和塑造了传统中国的税收之制与税收之道，为传统中国社会税收制度和税收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键词：先秦时期租税公平轻徭薄赋田赋优位税收法治16.论告子人性论的本质主义特征

高巧琳

内容摘要：当下学者多以“生之谓性”概括告子的人性思想，认为告子错把“生之然”的现象当作人的本质（人性）。他们试图把孟子的人性思想解释为一种本质主义，而把告子的人性思想解释为与这种本质主义立场相对的经验主义立场。这种解读未能抓住告子人性论的实质，错失了它的本质主义特征。实际上，追求一个普遍本质的理论旨趣，贯穿告子人性探讨的始终。孟告三辩中，两“或曰”体现的人性论虽建立在经验之上，但却是相对立的。对理论普遍性的追求，使告子超越经验主义立场，进入非经验的本质领域。告子通过杞柳和湍水之喻阐明“性无善无不善”之旨，区分善恶现象和人性，把人性看作是没有善恶区分的普遍本质。告子对“生之谓性”的“白之谓白”式理解，进一步印证了告子人性论的本质主义特征：性不是有着个体差异的生，而是普遍的生或者生本身。关键词：告子本质主义性无善无不善生之谓性17.德性认识论视角下孟子“求放心”新解

耿芳朝

内容摘要：当代西方德性认识论重点关注理智德性，并从品质和能力等方面展开。以此为参照，孟子“心之官则思”的说法蕴含了理智德性的内涵，“思”即为心之官能的表现。在此视域下，“良心”所寓意的“心的良好功能或状态”，不仅指向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心灵之善，也指向一般意义上的功能之好。因此，德性认识论视域中的“良心”兼含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从字源学和时代背景来看，孟子“求放心”意为希冀主体“诉诸放置未用之心”，即勿使心搁置或闲置不用，以此鼓励主体在日常活动中“用心做事”，以及在认知或实践活动中“专心求知”等。正是在“良心”和“求放心”的共同作用下，良知良能在现实中得以践履。由此申发，以德性认识论为参照，可以丰富以孟子为中心的先秦儒家心性论思想，拓展其在道德提升、认知活动和实践行动等领域的思想维度。关键词：理智德性良心官能求放心孟子18.陆贾思想的黄老学渊源析论

袁青

内容摘要：陆贾写作《新语》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国家兴亡尤其是秦亡汉兴的原因。在思想资源方面，他并不局限于某一家，而是对诸子百家秉持开放的态度，只要有利于治国的思想都加以吸收，因而其思想较为驳杂。黄老学就是陆贾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主要表现在：首先，鉴于秦始皇过于有为而导致亡国的惨痛教训，陆贾提出了无为思想，但这与孔子所称赞的舜“无为而治”的思想有较大不同，反倒是与黄老学的“清静无为”思想完全一致；其次，陆贾吸收了黄老学的因循思想并提出天人感应思想，而因循思想和天人感应思想背后所蕴含的是黄老学从天道到人道的思维方式，这在陆贾思想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陆贾的思想还体现出从养身到治国的思想特征，而从天道到人道、从养身到治国正是黄老道家的主要思想特征。因此，陆贾受到黄老学影响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关键词：陆贾《新语》黄老道家无为思维方式

19.宋徽宗对《老子》治国思想的阐发与践行

王耀辉

内容摘要：为使自己符合儒、道两家设定的圣人形象，宋徽宗在阐发《老子》的治国之道时，援引儒家思想，提出了以道治国的理念。宋徽宗阐发的道治思想虽然在儒道融通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现实中，他却没能化解其与政治实践的冲突。他倡导无心而为，却无法克制自己的主观意欲；他主张辅其自然，但君主官僚机制运行的需要与固有弊端却迫使他加强对社会的干预力度；在军事上他声称要逼而后动、用人之力，但出于国防需要他却主动进攻西夏，并在没有切实提高军力的情况下联金灭辽，从而招来了金国的觊觎，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他所阐发的道治思想与人之本能、君主官僚机制以及国防需要都存在矛盾，这就使其在现实政治中很难得到践行。道治在传统政治机制下遭遇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君道为核心的整个中国传统治道面临的困境。关键词：道治宋徽宗《老子》治国思想20.方氏易学中庸观：以《药地炮庄》为中心

吴卿

内容摘要：在《药地炮庄》这部重要文献中，方以智多次提到“中庸不可能也”，这一论断是他在方氏易学框架下会通儒学和禅学解读“中庸”的结果。他在方氏易学的框架下重新解释“中”和“庸”，提出了“中”即“两端”而非“无过不及”的观点，通过“庸”和“奇”的两层“反因”关系论证了“庸”即是“奇”的主张。他引入禅学“一多相即”诠释“两端用中”，将“中”和“两端”转化为“即体即用”的关系；他还引入“圆融三谛”将《庄子》“物物者不物于物”转变为“物物不过乎物”，从而体现了“体”不离“用”，在“用”中见“体”的意义。方以智提出“中庸不可能也”，是为了以“中节”贯穿“未发”和“已发”将“过”或“不及”也纳入“中”的范围，由此否认了“不偏不倚”的“中”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救治明末理学“体用分裂”的理论弊端。关键词：方以智《药地炮庄》方氏易学儒禅互济中庸21.《宋本大学章句·马光祖跋》识读与释义

祝安顺

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宋本大学章句》中有一篇手书《马光祖序》，在宋版当涂郡斋递修本中应题为《马光祖跋》。在对已有马光祖跋文手书识读文本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该跋文手书识读的新文本，纠正了一些字形的识读错误，指出了个别句读的不妥。本文还对跋文中的人名、地名、时名、物名、事名和理名进行了详细释解，并结合历史文献，揭示了《马光祖跋》中的重要文化信息，籍以说明“序”“跋”文在“四书学”文献出版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马光祖跋》手书中“天地间”这一时代话语的分析，结合郡守马光祖作为朱子理学三传弟子的这一特定身份，本文认为，马光祖积极递修《论》《孟》、补足《学》《庸》，促成了当涂郡斋本《四书》的版本形成，实现了朱子理学思潮在当时的师徒代际传承，展现了马光祖传承《四书》的自觉意识。关键词：《马光祖跋》当涂郡斋本《四书》天地间四书学22.论“夫妇有别”

曾海军

内容摘要：今人言男女之情，概谓“总想对一个人好”，就是基于不忍之心。对于爱情，至少要认识到，不忍之情就是根本不忍对方受到伤害。虽说敬在古人的人伦日用中比较常见，但与君臣、父子相比，夫妇之间最难实现。无论举案齐眉还是相敬如宾，夫妇相敬如此，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理由即在此。《程氏易传》通过对咸、恒二卦的阐明，由男女交感转出夫妇恒常，实乃古今之通义，此即爱情伦理的恒久之道。追求终身厮守的恒久之道，不只是树立起观念，同时也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出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养成。生命的不忍摆脱了生物学的眼光，天长地久立基于天地的古老意义。相互成全既属于生命内在的品质，亦来自于天地相合的启迪。重新思考现代婚姻的神圣性品格，并非全无可能。总而言之，“夫妇有别”贯穿于不忍之心、敬重之情以及恒久之道。关键词：夫妇不忍敬重恒久

23.《洪范》的国家理想与纣王的政治变革

林国敬

内容摘要：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王之恶可谓罄竹难书。但从早期文献来看，纣王之恶主要是殷商王朝政治矛盾推动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变革所激荡的激进政治作为。从其政治走向来说，纣王的一系列政治作为意在变革传统，消解神权阶层、贵族集团和四方诸侯等对王权的钳制，最终向中央集权制国家靠拢。这与《洪范》所体现的殷商政治理想是一致的。中央集权制是古代王权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也是后来中华文明所走的道路，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纣王过于急切和激进，完全不顾神权阶级、旧贵族集团以及四方诸侯的利益，欲毕其功于一役，终致其国破家亡。因此，除了从道德视角来审视纣王之恶，还需返回历史场景，从政治变革视角来审视纣王的一系列政治作为，才能对纣王之恶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使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面目得以澄明。关键词：《洪范》国家理想政治实践纣王之恶

24.宋儒陈舜俞“富教相济”的治理思想

张建坤

内容摘要：面对北宋中期日益加深的社会政治弊病，陈舜俞将社会结构由“四民”分化为“八民”这一“古今之变”视为关键性诱因，遵循自上而下的治理思路，提出“富教相济”的治理思想，即依靠政府强制、政策引导、道德规范以及社会竞争等治理机制，采取兴学养士，名田劝农等推动业已分化的社会成员回归社会生产的一系列举措，旨在恢复理想状态下的和谐社会关系与稳定社会结构。陈舜俞的这一治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经制之学色彩。在他看来，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有着人性的必然依据，恢复“四民”结构，能够充分发挥民众在各个领域的积极性、创造力，增加社会物质生产，缩减社会物质消耗，由富民、教民而富国，使国家上下一团和气，从而造就一个道德的、富足的、和谐稳定的“四民”社会。陈舜俞的治理思想，是传统儒家治理思想在北宋时期的新发展。关键词：陈舜俞治理富民教民四民社会25.《近思录》的成书动因与历史意义

吕欣

内容摘要：“四子”提法的发生与传播，是宋明理学史上值得思考的现象。“四子”提法的所指，在朱子不同文本语境中有不同含义。朱子《近思录》被多家注解、广为传播，研究其成书动因，有助于为“四子”何为问题提供历史答案。分析《近思录》言及“四子”的文本语境可发现，“四子”的解读存在《四书》与北宋四子的分歧。两种不同解读背后，反映出有关《近思录》成书动因的学界共识。一方面，《近思录》的编订是为方便学者读书为学，因此《近思录》嵌套于朱熹以《四书》为中心的经典系统之中。另一方面，朱熹推崇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先生的思想，塑造并发扬了北宋四子在宋明理学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上两点共同造就了《近思录》在学术史上仅次于《四书章句集注》的重要地位，体现了理学家传“文”以传“道”的学术精神。关键词：四子《四书》《近思录》朱熹道统

26.宋代“故事”中的儒家法政思想

喻平

内容摘要：儒家历来主张以礼乐治国。礼乐精神及其秩序化，是儒家法政思想的核心。礼乐之制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与传承。两宋时期，作为本朝祖宗之法或正朝远祖佳言美行重要载体的“故事”，因符合儒家尊祖孝亲的宗法传统，而在政治场域中被反复讲述和效法，成为君臣上下施政行法的依据，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代故事的内容与调整范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据统计，近半数的宋代故事承载礼制内容并适用于礼制场合。宋代君臣在讨论确定封禅、祭祀、山陵、朝聘、朝仪、舆服、卤簿、晏飨等礼制活动时，常以故事作为论说与决策依据。如果礼制仪式“非故事”或“不合故事”，就会受到非议与批评。以故事为依据开展的宋代礼制活动，赓续着儒家礼乐治国的精神要旨，维护着君臣上下的政治平衡。在宋代礼制故事的运行实践中，儒家法政思想得以呈现和凸显。关键词：两宋时期故事礼制儒家法政思想

27.乾隆时期科考废除胡安国《春秋传》原因再析

秦行国

内容摘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于科考中下诏废除沿用已久的胡安国《春秋传》，而改用《左传》。汉学家艾尔曼试图从汉、宋之争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认为清高宗此举息止了一场汉、宋之争，并且表示汉学在朝廷的获胜。胡安国《春秋传》在科考中被废，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学术上的汉学与宋学的争执，需要从清高宗与胡安国之间深层的矛盾来看。其一，在清高宗看来，天与王本是一体的，尊王即是尊天，将天与王完全勾连在一起，旨在强调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为其合法性提供支撑，而在宋儒胡安国看来，天与王并不能相提并论，天是高于王的，强调以天制王，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其二，胡安国借由《春秋传》极力宣扬“攘夷”大义，强调夷夏大防，这对于自关外入主中原的满人政权形成了严重的政治触碍，乾隆对胡安国此点表达出相当地不满。关键词：胡安国清高宗《春秋传》尊王攘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