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为经师，更为人师

——我所了解的李景林老师

作者：张辉

来源：《学衡》第三辑（2021年）

李景林 教授

作者介绍：张辉，1988年生，河南三门峡人，哲学博士。现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半月前，突然听闻博士导师李景林老师已经退休，颇感意外，在这之前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回想起追随老师学习的四年，各种感慨一时涌上心头。

汉人曾言“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说的是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容易遇到，而为人师表的却很难遇到。其实在为学与为人已经发生分离，知识高度专门化的今天，一个人上学期间能够遇到真正传授理论知识的老师已属不易，能遇到在为人方面做出表率的老师更是难得。幸运的是，在二十多年的求学生涯中，我自己遇到了在为学和为人两方面都为我树立了人生标杆的老师。下面我从为学和为人两方面谈谈我向老师学习的感受。

一

作为一个学者，学术就是他的生命。在学者频频出圈，动辄走红的今天，能够真正不为外界纷扰所诱惑，不断坚持学术思考和理论创造才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底色。在李老师四十余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学术的思考和理论的创造一直贯穿其中。下面是我学习李老师学术思想的一点肤浅体会。

第一，当下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基本上分为中、西、马三大部分（其实马也是西的一部分），各部分画地为牢，各自为政。虽然学界一直提倡打通三者，但现实中基本停留在口号层面上，这造成研究中国哲学和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多局限在自己的领域内，很少做真正有效的沟通交流。具体到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或是出于对以往简单粗暴用西方哲学模式剪裁中国传统哲学做法的排斥，或是囿于视野和知识的狭窄，中国哲学的研究很多停留在单纯中国的语境下解读，即便是引述一些西方哲学的内容，也多是一些在外在形式上的对比。与之相比，读李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文章，能强烈感受到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背景。这种借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做法，并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对比或比附，而是内在的实质上的比较，蕴含着中西哲学比较的深意。李老师借用西方哲学来分析中国哲学内涵的做法，既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并在这一对比中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老师提出的“儒学是教化的哲学”这一论断即体现了这一方法特色。本来，教化明显是一个儒家的话语，老师借用西方黑格尔、伽达默尔、罗蒂的讲法，赋予了教化“普遍化”“保持”和“转化”的含义，既彰显了儒学作为独立的“哲理的系统”的一面，也突出了儒学关注人的存在实现的教化功能的一面。李老师对西方哲学的这一化用，丝毫不让人觉得突兀和生硬。这也给我们做出了示范，即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既没有必要出于对西方哲学的警惕而一律排斥，也没有必要担心对西方哲学的借用会落入中国出材料西方出理论的窘境，恰当的对比和化用，反而能够相得益彰，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使之参与到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当中。

李老师这种中西比较的研究进路是与20世纪80年代在吉林大学求学期间，深受邹化政先生思想和治学风格影响分不开的。邹先生熟稔德国古典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又钻研儒家哲学，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依然富有远见的思想观点。李老师曾说，一个好的哲学系必须要有一个形而上学家，邹先生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家。和邹先生一样，李老师重视和熟悉西方哲学，有自己一套哲学观念，这也使他的中国哲学史论述处处体现着哲学的思考和中西比较的意味。曾听说，李老师刚由吉林大学调至北师大时，一些学生惊讶地说中国哲学的老师还能讲康德、黑格尔，由此亦见兼具中西哲学视野和学养的不易。

第二，李老师的文章著述从表面看是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其实背后透露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当下现实的回应。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李老师就思考如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新的诠释，以回应现实，与西方哲学对话。经过苦苦思考，李老师找到了教化这一概念，提出“儒学是教化的哲学”这一命题，直接回应着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讨论不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和世纪之交到现在学术界关注的“中国是否有哲学”以及儒学的未来发展和重建的问题。李老师的文章看似是纯粹的学理讨论，实则有明确的对话者。他说自己很少直接参与现实和学术热点讨论，但并不是不关注、不回应。正是自觉的问题意识和对现实的担忧与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关怀，使得李老师的研究体现出以身体道的学者的担当，学术研究和个体生命融为一体，我想这也正是教化哲学的内涵之一。

第三，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融入到哲学思考之中，建构了以教化为核心观念的儒学诠释体系。当下，中国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哲学史研究的面貌呈现，哲学史的梳理工作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哲学理论的思考，因而李老师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注重理论建构的研究模式在当下中国哲学界尤为难得。对于这种将哲学史的研究和哲学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李老师有着高度的自觉。有一次，我曾请教过李老师，说现在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对历史上哲学家思想的解读，很难能看到个人的思想和对当下问题的理论回应，李老师回答说好的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的思考是分不开的，只有有自己的哲学思考才能有效统摄哲学史材料，在哲学史的研究中体现一贯之道，而哲学思考同样离不开对哲学史的把握，在既有的哲学史基础上的哲学思考才会有价值和普遍性。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对哲学史研究中单纯照着讲的不满和努力接着讲的尝试，业已为李老师的研究所实践。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李老师一直考虑如何来解释中国传统思想和儒学这样一个问题。在1989年发表的《儒学的哲学精神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李老师开始使用“教化”这一观念来对儒家思想做出现代解释，突显其本质精神以及与当下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之后李老师围绕教化这一核心观念思考、解释儒家思想。一个时代的思想研究需要寻找一个核心观念和合适的诠释原则，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李老师三十年前提出以“教化”作为理解儒学的核心观念，在今天愈见它的理论解释力、穿透力和建构力。

李老师深厚的西方哲学学养和精深的理论思考，使得他的儒学研究常常能够孤明先发、新意迭出，廓清迷雾。在郭店简、上博简中儒家重视情感的文献出土之前，李老师已敏锐地发现情感在先秦儒学中的重要性。在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孟子、荀子人性论的研究中，各种观点纷纷出场，莫衷一是。对于孟子的性善论，宋明诸儒皆以为性本善，近来学界则有向善说、可善说、有善说等诸种论说。李老师坚持阐发古义，认为只有本善说才能确立中国文化中人的道德责任之必然性的形上依据，在发掘儒学精义基础上澄清对这一问题的误读。至于荀子的人性论，学界众说纷纭，除历代所持的性恶论外，又有性朴论、性恶心善、性朴欲趋恶等说，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混乱。李老师在这一问题上，通过深入分析荀子人性论的结构，得出荀子所言的性恶强调的是人性中没有现成的善，而非指人性中具有实质的恶。这一论断言之有据，实属中肯。

在学术评价严重指标化的环境下，李老师并不算高产，他常自谦自己写文章慢。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出于对文字的谨慎和思考的难度所致。李老师为文必有深意，不做空泛应景之虚文，即便是刊载在报刊上的小文章，也富有思想深度，耐人寻味，很值得琢磨。他也常提醒学生不要随意发表文章，告诫我们要一以贯之，不能让自己的观点互相打架。这种对学术负责甚至敬畏的态度在发表至上的风气下是多么可贵！

二

李老师是我在学术道路上的导师，更是改变我人生轨迹和命运的贵人。忆及八年前，5月初考博复试结束后，老师在只招一人而我面试排名第二的情况下，特向学校申请了一个名额。在这之前，我和老师素昧平生，为了一个陌生的学生向学校申请名额，这种运气又有几个人能遇到呢。直到现在，我清晰地记得那年6月3日中午暴雨滂沱，李老师打来电话，说学校名额申请下来了。当时我已在昌平找了工作，准备边工作边复习再考。对于向学校申请名额、培养经费由老师课题出的这件事，在我入校之后，李老师从未当面向我提及。我想这是出于关爱帮助年轻人，担心给我造成心理负担的原因吧。我生也愚钝，能够有机会读博，现在在高校从事中国哲学学习研究，这一切都有赖于李老师当初的帮助。假使没有遇到李老师，我或许早已混迹社会，与世浮沉了。一直以来，我将李老师视为改变我人生命运的贵人，铭记于心，并为自己拙于向老师表达感激之意深感不安。

在李老师六十寿诞时，受业弟子送了一幅“如沐春风”的书法作品，这四个字，老师完全是受之无愧的。宋明儒讲求气象，黄庭坚言周敦颐如光风霁月，程颢弟子说听老师讲学如坐春风里，每次和老师相处，我也有这种感受。犹记每周三下午李老师值班，一开始在向老师请教问题之前，我总会因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担心和紧张，而老师的谦和与慈爱总能不自觉化解这一紧张于烟消云散中，继之便是富有洞见的提点，我也因此享有疑惑得到解答后的满足感。在校期间，我特别期待周三下午这段师生相处的时间，每次结束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师生围坐一堂请教解惑的场景，犹历历在目。还记得数次在校园中走，遇到老师在后面骑自行车，快到身边总会骑慢下来叫一声名字，令我感动不已。这虽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更能见到老师的人格和对学生的关爱。在师生关系冷漠、交恶频见报端的当下，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是可谓求学生涯的幸运。

李老师不但在学术上造诣深厚，而且视教书育人、培养学生为教师必须要守住的本分。追随老师读书的四年期间，每周三下午固定的师生见面交流答疑时间，李老师不论工作多么繁忙都会专门留出时间，每次早早到办公室等候学生，风雨无阻，还经常为此取消开会和调整其他事情安排。李老师曾说，他教书四十余年，从未出现过一次教学事故；还说，如果人生有第二次选择还会做老师。也只有出于对教育真正的热爱，才会有这样的感言。2018年，李老师荣获北师大首届“四有”好老师金质奖章荣誉称号，这一称号主要奖励师德高尚、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风端正、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专任教师，这也是学校对老师的认可。

梁慧皎在《高僧传》序录里针对以往所撰的名僧传，指出“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认为真正有修养和学问的未必有名，而名声在外未必有真学行。李老师曾用“高而不名”形容他的老师邹化政先生，我想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自己也是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