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生徂徕《论语》诠释具有显明的政治伦理向度与本土契合性逻辑,是近世日本儒典在地化阐释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亦可视为儒学日本化进程之重要一环。其内在逻辑及本质意义,是在学、德、政之意义逻辑上,展开选择性接受和变异性阐释,从而将儒学内在化于本土学术文化范畴,建构具有本土契合性和当下关切的政治儒学。
薛瑄重视默识的概念,是因为贯通性与天道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薛瑄对默识工夫的重视,可以看出他在工夫论上明显有注重内向体验的倾向。薛瑄对默识概念的使用仍然是继承程朱,他所说的默识并不单纯指默坐澄心、体验未发的工夫,而是兼具内外的默识心通。在薛瑄的工夫论中,默识与体认又是相通的概念,默识主要是心地工夫,体认则···
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
“见之于行事”作为中国历史意识的原则,内嵌到中国的经史传统之中,形成了不是以空言(概念、理论、学说等)显明道义,而是即事明理、寓道于事的“道事合一”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意味着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在道与事之间建构的原初关联,道的显现不能脱离人所行之事,道之显现优先于道之存在,以事显道凸显了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实践品格。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
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圆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圆善包含社会制度问题,狭义圆善只属于伦理道德层面。“伦理共同体之圆善”是其广义,牟宗三所论圆善则主要取其狭义。广义圆善固然有意义,但不能认为据此便可以完全解决狭义的圆善问题了。
鉴于《孔子家语》的内容、体量及相关学术问题,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
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儒医群体的面貌,并对影响这一群体变化的社会背景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儒医群体的历史变化可分为师徒授受时期(两汉)、门阀世袭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儒医分流时期(唐代至五代十国)、儒医繁荣时期(宋代至清代)四个阶段。而
《春秋繁露·顺命》的部分内容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引起学者争论。由《春秋繁露·观德》与《顺命》篇的文辞在结构与内容上的严格对应,可证《顺命》之文当出董学。进一步分析《观德》与《顺命》二篇的内容,可知“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皆属“天伦”。“天伦”只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五经异···
在回到对未来经学的展望之前,应该点明的是,那种认为经学已死的观点在今天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现代新儒学的存在以及当前经学视角的复归,足以证明传统学术依然具有活力。经学假如要避免成为外在力量的工具,实现真正的复兴,反而应该像东周一样,从庙堂回到自由的民间,独立地面对整个世界。孔孟皆以师道自任,通过对经学大义的重新···
孔子教授门徒,并非只是后世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学”活动,孔门本身就是模仿封建时代君臣、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君、亲、师有着共同的来源,封建宗法组织的“君”从血缘而言作为父家长是“亲”,作为首领又掌管领导和教化功能,角色为“师”,孔门则是以模拟血亲的关系,实现了君、亲、师合一的新方式,发展出适合新时代的共同体建···
龙溪学显赫于天泉证道,方学渐追根溯源,辨析龙溪对于王阳明之教的误解与偏离,表现在“良”的本义、有无的对峙、道体功夫的一致、王阳明的开阖、证道的仓促等方面。方学渐之学由其子方大镇与同乡吴应宾推进,至其曾孙方以智集大成,在纠正龙溪学之弊的基础上,道体论发扬“潜无于有”“藏虚于实”,功夫论主张“藏悟于学”,形成阳明学理论发展···
在20世纪初的十余年中,马氏热心批评时政、讨论良政之理,但强烈的道德意识又使得他决意远离恶浊的现实政治。随后的二十年中,马氏致力研究了作为出世法的佛教,同时保留了自己的入世关怀,将大乘思想融入了所宗奉的性理之学当中。在此背景之下,马氏于1938-39年间所成之讲座文稿中系统展示了以道德自修兼济天下的学说,反映了他儒学···
丁耘和吴飞从生育与制作现象的区别入手,对中西哲理的思想关系展开了讨论。他们的论争涉及中西哲学的始点与道路两个方面。生育与制作现象确实可以视作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着眼点,但只有结合取象与定义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才能对中西哲理的差异作出更全面的把握。
两汉诸子对孟子性善论多有讨论与阐发。韩婴汲取了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之本性的思想,又主张通过圣王教化实现后天发展,体现出在荀学影响下对孟子性善论的择取。从两汉诸子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孟子性善论在两汉并未获得广泛赞同,也未成为汉儒人性论的主流,却依然构成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而孝则是“为仁之本”。但从经典诠释的角度,却会发现“仁”与“孝”之间的张力:仁更具备普遍性内涵,孝则更强调血缘性。但如果从生生和万物一体的角度入手,重新审视仁孝关系,就会发现,仁孝之间并不截然分开,仁孝不是二本,仁孝恰恰展现了人在万物一体中的真实存在。
先秦儒家从春秋战国政治现实出发,反思了“谁之国家”“何种国家”“谁之安全”“何种安全”“何以安全”与“谁享安全”等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家安全思想。针对先秦时期的国家危机及其原因,先秦儒家提出了道济天下以卫治道、仁政惠民以得民心、尊师重儒以广教化、正名养心以正人伦、明善诚身以位天地等解决方案,主张享受国家安全成果的主体···
从思想与人物看,孔子等经典儒家阐明“仁道”,强调“为仁由己”“敬鬼神而远之”,为儒家的现世拯救找到了内在的人性根基,天道、人心由此成为国人的基本信仰。儒学在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之后,又反过来陶冶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现世精神从此在本民族心理中积淀下来。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