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推其故而别致其新”,创造性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逻辑结构体系:“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船山政治思想因社会现实问题而起,并由理论度越到实践,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具有“一以贯之”的贯通性、四位一体的逻辑度越性。
儒家治道传统立足于中华文明,蕴含丰富的治理价值与治理经验,然而在国内有关治理的政治科学主流研究中,儒家治道资源往往不受重视。当今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应该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研究范式,要提防西方治理理论背后所掩藏的新自由主义陷阱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
唐宋之际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儒家忠德在这个时期受到巨大的冲击、挑战、刺激和颠覆,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鼎盛的佛教对儒家忠德的挑战,泛滥的道教对儒家忠德的冲击,繁荣的商品经济对儒家忠德的刺激,膨胀的私欲对儒家忠德的颠覆。这些为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尽己之忠”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解释的一章。自上博竹书《性情论》(即郭店简《性自命出》篇)整理、出版后,《孟子》此章应当如何训解的问题被再度激活,学界陆续发表了十多篇相关文章。不过,在笔者看来,当前的研究不但未使旧的争讼平息,反倒平添了新的争端。
作为朱熹型塑程朱理学的重要文本,《论孟精义》全面系统地完成了程朱理学的话语型塑,呈现于文本、语言、身体、仁义、存养、辩学诸方面。程朱理学以《四书》彻底促成了经典系统的开放与扩大,完成了理学的释经作品的正典化,为整个理学奠定了文本基础。
本文主旨有三个:第一,从历史文字学来论证荀子性恶论中“恶”的各种用法,並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分析“性恶”的“恶”字应指“静态厌恶”,而不是“动态作恶”的涵义;第二,分析性恶论在荀子儒学礼法系统中与他的“群居和一”社会论的逻辑关系。第三,荀子发展孔子礼法思想的重要性在清代随着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而得到承认并推广,通过对戴震与凌···
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礼制废弛已久,民间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礼仪难以推行。朱子折中损益诸家观点,打破家庙的身份限制,将祭祖场所定名为“祠堂”,并以《司马氏书仪》为蓝本,综合已有的祭祀场所形制,于《家礼》之中首创祠堂制度。《家礼》祠堂制度的核心为“祭及高祖”与“同室异龛”。
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令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张载的心学有其独特性,与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有所不同。时下张载心学研究论域存在以下不足:对“心-物”关系这一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缺乏自觉,对张载“心-物”关系形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忽略。
追溯古代社会的“礼治之治”,并非发思古之幽情,“维新”的前提还是得追寻“旧邦”固有法文化之“自我”,破译中华法系和古代中国“礼法之治”历四千年不衰的遗传密码,撷取其中之治国理政智慧,开出“礼法之治”新境界。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蔡元培的美学叙事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尤其他对传统资源的化用方式及由之转化而来的理论形态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话语范式之一。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盛行,苏辙和范应元立足于自家立场,都积极倡导一种儒道“大同小异”论,将其贯穿在心性理论的建构中。
荀子是战国末期集儒学大成的思想家。《荀子》之“天论篇”集中论述了荀子对天的认识。细究文本,“天论篇”之表象在于言天,而其旨归却在论人,荀子在天与人对勘的结构中以天论人,阐述了深刻的人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天人观。
原儒不能局限于考证“儒”的本义,还要探究“儒家”作为一种思想的起源,以及儒学在先秦的授受源流。同时,古今学者的“原儒”包含经子关系命题,因思想立场、研究方法的不同,各人对经子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研究者必须结合学术思想史来考察经子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不能用某一命题笼统地概括之。
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呈现勉力而为的形式,道德的取向和行为定势,往往内化为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后者既可以取得道德习惯的形态,也可呈现为内在的道德直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仁爱、克己等道德行为。
朱熹强调后天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认为“气禀”决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异性,认为“人之初”人的秉性之差异,就是因为所禀之“气”的昏、明、厚、薄之别而造成。朱熹认为“人之初”所禀的“五行”之“气”与人的“仁”“义”“礼”“智”“信”也有密切关系,论证了“人之初”道德具有先验性。
由于古人所讲的人道与天道一致,并非以人为中心,所以终究与“人道主义”一词以人为中心、侧重于对于人怜悯尊重这一含义有别。因此,将西文humanism翻译成汉语中的“人道主义”,存在含义上的重要错位。
历史真相也许是李贽只是晚明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其性格乖张、言论刻薄、愤世嫉俗,故难以容人;其思想承续了阳明学的批判性精神,与泰州学派推动的儒学世俗化运动的时代气息比较契合;然其学说思想缺乏理论系统性,不宜过分夸大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若认定李贽是反传统的思想英雄,显然是源自现代性的观念预设或“启蒙情结”,而非是真实···
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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