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运用历史政治学方法,对中国古今的国家形态进行贯通性研究,并将其概括为“文教国家”。全书揭示了中国型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分析了文教国家的结构与其比较重要的治理制度与机制。本书自觉、全面地运用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就中国型国家的构成和形态提出了一系列全新命题,比较充分地展示了运用历史政治学发展政治学理论的方法。本···
“国—家”肯定家对人的生存论意义,承认家、族的政治合法性与治理功能,“拟亲化”机制广泛存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家内亲亲之情弥散于国中;“国—家”是有情意的政治共同体,其政治以人心为枢纽,其政府是全员的、全方位的责任型政府,更大范围的天下秩序以家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能动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创造,超越、破解了思想、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毛泽东思想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都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古、今、中、西、马各种因素在其中辩证地结合。相比于文化保守主义对古今中西文化的机械搭配与自由主义的依附论,两者具有高度创造性,从世界范围看,也是极为···
中秋节与教师节时日相近——实际上,国庆节也与之相近;但今年两节重合,十分难得,据称这种“巧合”本世纪仅有三次。媒体编辑让我谈点想法,我马上想到了“天地君亲师”五个字,中秋关乎其中的“亲”,教师节关乎其中的“师”。
在中国,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国家。文教支持政治权力,故政府拥有道德正当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直接统治,构建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沿此历史路径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定型于强化版文教国家。以直接统治、国民认同两个尺度衡量,中国式文教国家形态优于西方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形态。
“中国哲学中的‘天’是生生不已的万物之全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姚中秋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敬天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最深处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根性,带来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包容的文明观和人本中道的生态观,使中华文明做到“可大可久”。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下,新风险与新挑战层出不穷,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激荡,人类前途命运面临考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人类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中国何以可大可久?此为研究中国政治、文明者所无法回避之“天问”。本书之作,正为回答:中国何以规模如此庞大而历史连绵如此悠久?近世中国何以屡遭失败而今日却能大步走向文明复兴?本书以政、教之互动性演进为中心,刻画两者共同塑造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并持续生长扩展之历程,呈现中国可大可久之道,故谓之“可大可久:中···
“和而不同”是独特而重要的中国政治智慧,可见于传统中国处理各种问题的做法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展开相关理论和应用性研究。然而,现有的理论研究较空泛,并且受西方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思潮影响,多强调“不同”。这在理论上是偏颇的,在实践上也会带来误导。笔者认为,“和”是在尊重其成员的基础上的组织、协调、领导活动,包···
后发国家实现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世界体系中,但该体系又是支配性的,因而对后发国家来说,是否进入体系、如何进入、进入多深、构建何种身份,以及能否在必要时退出、脱钩,又在合适时机进入、重新挂钩,是国家的顶层战略抉择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两轮与世界体系的脱钩—重新挂钩:第一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美国主导的···
春秋后期,治、教二分,并分头演化:孔子构建文教,各国竞争造就官僚制国家。汉立国之后,儒家士人曾致力于推动两者之合一,但在当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下,接连遭遇挫折。文翁作为接受过五经教育而入仕之早期士大夫,凭借其志于道的精神担当和政治主动性、创造性,绕开阻力较大的中央,在相对僻远的蜀郡进行地方制度创新,兴办公立···
本文论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基本命题: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该命题适用于国内,也许更适用于世界:凡是国力强大的政治体总是在其所能辐射的范围内享有文化领导权,建立和维持世界性 体系。今日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的霸权走向衰败,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上升,成为世界体系中坐二望一的大国。因此,中国有···
儒学虽有完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但士大夫的教、政二重身份致其易偏于教化,以教化消解、替代政治,疏于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思想补上了现代国家能力建设这一关键环节。
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中国研究方法是经史之学。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是传统经史体制崩解后,被迫寄身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残片。如果我们意欲接续中国学术传统并予以弘大,那就应当接续经史之学传统,尤其是发现并弘大20世纪的经史之学,从而在更大范围的新天下发展中国式社会科学体系。
国家应对社会风险的有效机制是,以政治家统领技术官僚。对此,中国人在历史上进行过漫长探索。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官僚制政制固然为人类国家形态的一大突破,但天然地存在僵化和技术官僚唯上是从的弱点。汉武帝时代开始,“士大夫”群体逐渐以其政治家的智仁勇品质对抗这一趋势。今天仍需延续这一传统,以确保各疆域性治理单位的一···
我们今天为中国、为人类寻求善治之道,没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在西式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上,当然还是要做研究的,但恐怕要保持反思、批判的态度;相反,现在应该更认真地对待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现实,从中抽绎出普遍的价值,发展出理论,重新想象并推动建设良好经济政治制度。
纵观今日天下格局,颇近乎春秋战国,则可行于今日之道,其为杂乎王霸之荀学乎?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有力量;安百姓、安天下,不能不行仁义。潘文之掘发荀子,意在斯乎?
我对“五四”的看法也经历过一些变化。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前些年,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一面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几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
本书把中国置于世界格局中,以中国视野观察世界,由世界格局考察中国,通过文明的历史对比,揭示中国于清朝中期开始丧失发展动力、逐渐落后于欧美之原因;探讨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艰难探索、走向复兴之机理;进而阐明中国可以更化世界、引领人类走向美善生活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