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与人物看,孔子等经典儒家阐明“仁道”,强调“为仁由己”“敬鬼神而远之”,为儒家的现世拯救找到了内在的人性根基,天道、人心由此成为国人的基本信仰。儒学在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之后,又反过来陶冶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现世精神从此在本民族心理中积淀下来。
程颢与程颐是《近思录》的核心人物,但二程思想差异很大,冯友兰将两人分别视为心学、理学的开山。朱子主要继承了程颐,受其里里外外的影响,《近思录》偏于理学,且多少遮蔽了其他三人的学问特色。
人的思想,大抵是对自身生存状况的觉解,以及对生命理想的表达。一种学说,无论产生的机缘如何特殊,既能在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必有其自身的价值,适应了人类的某些渴望。此学说若能可大可久,教导大众走一条自利利他的道路,无疑是一种“好学说”。
从人性发展看,孔子的“成圣”之道,展现为一个由生理、情感、理性,再到觉性的自然流程,道德理性(非觉性)又是此流程中的关键之关键。这里所谓的“道德理性”,主要指理性层面的伦理需求,是依靠“仁义”的力量“修己以安人”。该理性的特色,在于其有着浓重的情感因素,它统摄了情与理、利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人性侧面,构成了一复杂的···
说起宋明理学与佛老二氏之纠缠,俨然翻开了一本彻头彻尾的糊涂账,其间充满了复杂的融合与斗争。今天较为流行的看法是,程朱等儒者遥承孔孟,近汲佛老,创建了一种适应时代的新儒学。但就当事者而言,无论是程朱理学,抑或陆王心学一系的思想家,都决不会认同此说,前者多批评后者“阳儒阴释”,后者则当仁不让,自诩最得圣学之真血脉。
在中外文化史上,因编辑整理他人的文章而名垂史册者,不胜枚举。这类编纂工作,在材料取舍等方面,带有个人的价值偏好,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倘若此编辑者具有后来居上的笼罩性影响,乃使得这一编纂行为,多少类似于将他者之花木移植在自家之园囿,恐怕并不多见。
一颔长须,满腔忧患,公劝斯民家与孝;天心待复,儒哲云亡,谁言往圣古中今。
“朱陆之辩”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大“是非”,是在“援禅入儒”的思想史背景下展开的。朱子多次批评象山“近禅”,象山对朱子也多有非议,如说:“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事实上,象山说这句话时,朱子的道德学问早已名重当世,他何以还要批评朱子“学不见道”呢?象山本人究竟“见”了什么“道”,从而有了“叫板”朱子的底气?
文化本身是有生命的。一部文化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中国文化能够源远流长、举世罕见,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于我们的古圣先贤能够洞察天道、世务与人心,彰显为道德、事功与文章,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文化经典。这些经典,体现着民族精神世界的宽广、强大与深沉,她们就像天空中璀璨的星群,照亮了我们···
先生之治学,乃以“逻辑清晰”和“价值证取”为宗旨:前者重在以理性化的论说,彰显中国哲学演变的内在逻辑,勾勒古典智慧的发展线路;后者旨在回归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揭示不同思想家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我大抵将李泽厚定位为一个卓越的、有着极强的学问头脑和理性能力的思想者,一个情系中国并关心人类命运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性”是我描述李泽厚生命世界的第一个关键词。
宋儒杨慈湖具有浓郁禅学化色彩的圣人观,与先秦儒学的圣人观形成了巨大反差。此禅学化倾向,与宋明理学“援禅入儒”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尤其与当时心学一脉的“圣人可学”“以觉训仁”“静坐体悟”“六经注我”等学思风尚息息相关。
窃以为蒋庆先生的“三院制”设想是真正切入时代而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大想法。你同意不同意没关系,质疑它在现时代没有实现的可能也没关系。但他的这一设想确实体现儒家通经致用的济世精神,而且富有理论创造性。单单这一点,我想蒋先生的其人其学,都将成为儒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笔,至少绝不会沦为历史笑柄的。
有道是“百善孝为先”。儒家孝道就像胎记一样,印在了每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心里。
总体上看,在儒学中,女性和男性作为“阴”和“阳”,就像电池的两极,是同等重要的。但儒家大体认为,男人的社会责任大一些,女人的家庭责任大一些。“夫为妻纲”之类,也不是要丈夫支配妻子的意思,而是要丈夫为妻子作表率。但我们切忌走上另一种极端。
王阳明的致良知工夫论,堪称传统儒家修身工夫的正法眼藏,也一直是现代学者论说不休的学术热点。陈立胜先生《入圣之机》一书,以阳明学“致良知工夫”“良知论”“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龙场悟道”等著名论题为焦点,从修身工夫的向度对阳明心学的内涵予以追本溯源,抽丝剥茧,疑义与析,以期领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风光,管窥阳明学精···
道仰尼山,学接栖霞,千古文章归仁厚; 情怀家国,弦歌台海,平生风谊有鹅湖。
大侠从兹去,遗我在绝情谷底,雁门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