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不归沉碧海——悼念成中英先生

作者：孙海燕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刊《名作欣赏》2024年第25期，有较大删节，此为全文。

一

2024年7月4日，我一大早带了放暑假的孩子到中大眼科医院去。刚坐上大巴，就在微信看到成中英先生于美国夏威夷时间7月2日辞世的消息。发布者是成先生所在大学的熟人，消息应当属实，见朋友圈尚未有其他相关消息，我随即转发了此信息。

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窗外时疏时骤地下着雨，我的思绪却飘荡在万里之外的檀香山——那个碧海银沙、乔木葱茏的太平洋岛上。一个多月前，成先生还跟我过通话，说今夏将来国内，方便的话可以谋面。谁知世事无常，竟这样天涯咫尺地传来他的噩耗。这位名扬国际的当代新儒学大师，在中西哲学会通中挺立了半个多世纪的成中英先生，真的回归道山了吗？

我长期有这样一种心理，不知是否与人“心同理同”，即但凡对我精神世界稍有影响者，尤其是那些老景日深的人，总常会念及他们的年龄，对他们何年出生，记得格外清楚。何以有此心理，自己也说不清。盼他们与世长存吗？当然也不是。只能说，他们的“住世”，对我有种心灵“感格”的意义。我想，这也算是孟子所谓“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一种呈露吧。而待他们一一老成凋谢，我也没有世人悼文中常描绘的“悲从中来”，更多是一种“斯人已去，易水犹寒”式的震惊、感叹与怅惘。多年前，南怀瑾先生圆寂于太湖之滨，我夜不能寐，写了四首悼诗。后来金庸先生谢世于香港，我撰写了十三副挽联并序。李泽厚先生在美国辞世，也写了篇两万字的纪念文章。他们皆是对我精神生命有较大影响者。其他如蔡仁厚、余英时等先生去世，我也都撰有挽联。这些人物，我虽未能于现实中一识尊容，但长期读其书、被其泽，常想见其为人，一朝离世，拳拳之心暂难释怀，故不避“自作多情”之讥，随心写一点悼念文字，也算是为自己的心路，立下一块块路标。    

记住成先生的大名，是在世纪之交，依稀是黄克剑先生在某篇论“新儒家”的文章中，称继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而起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是蔡仁厚、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和杜维明。当时第一感觉，是这些人名字都起得好，用孟子的话说，叫“充实而有光辉”。后来读其书，领略其渊深学识与儒家情怀，此感觉愈发强烈，——与一般学者不同，他们似是带着某种高贵的文化使命应运而生的。嗟予末学晚辈，对此类前辈高人，多无由得识，杜维明先生亦只在稠人广座中见过几次，并无直接交往，勉强算得上有“亲炙”“从游”之谊的，也只有成中英先生了。

二

我曾有缘，于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近7个月时间，到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校区（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访学。这所大学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知名教授成中英、安乐哲等长期耕耘于此，更早的前辈，当然还有被誉为“北美大陆的儒家拓荒者”的陈荣捷。不得不说，在异国绝域的风情万种中，得遇一代鸿儒成中英先生，亲闻其謦咳，亲聆其教诲，对我是一段极其难忘的经历。    

赴夏威夷大学前，我未与成先生有任何联络。但我心里明白，此番不远万里地造访宝地，拜访他只是早晚的事（时安乐哲先生刚荣休，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甫抵夏威夷，一起访学的瞿华英博士，就把成先生微信推给我。加成先生微信时，夜已渐深，想不到他即时通过，并直截地打电话给我。他问我所学专业、国内导师等情况，并问我的访学导师是谁，我说是Franklin Perkins（中文名方岚生）教授。他又问是谁建议你选了Perkins。我说是中国研究中心的Daniel Tschudi（中文名寇树文）先生。并补充说，起初我曾想过选您，但Daniel 说您年龄偏大，报的学生又多，怕影响审批。成先生说，报谁做导师都没关系，欢迎来夏大访学！

我访学是供职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资助，修多少课，修什么课，皆无硬性规定，回去须交个课题结项。访学期间，我除参加教会的一些课，在哲学系选了Perkins教授的“哲学问题探索”“中国哲学”两门课，还有他主持的《中庸》读书会。当时成先生开了“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课。但“本体论”的课与Perkins教授的课时间冲突，最多能听下半场，我匆匆赶过去听了两次，感觉不得要领，也就作罢。这种顾此失彼，固有国人常见的尊敬导师心理，当然也有另一番计较，即想多受一些西学训练，至少见识一下西人的学问路数，否则，大老远地跑到夏威夷，反倒找个中国教授上课（成先生虽是美籍华人，我心理上总视之为中国学者），出国访学的意义何在？另外，我还有一目的，即想趁此机缘，好好补一下外语。但不得不承认，后一想法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当时我已年届四十，语言天分又先天不足，想提高外语已经很难。因英语听力尤其不好，上Perkins老师的课很吃力，等我渐渐听出一些门道，访学却又要结束了。    

相较之下，还是成先生的“宋明新儒学”最合我脾胃。要说的是，我常年有午休习惯，信奉“中午不睡，下午崩溃”之说。在夏威夷访学，饮食的不适还好将就，最让我苦恼的是午休没保证（美国人似无午休之习）。有时上午有课，下午的课又在一两点，这在别人，大不了喝杯咖啡，挺一下就过去了，在我真是要了命。住所虽不甚远，也近两公里，来回要一小时，是无法回去的。而成老师这门课在下午，我上午恰好没课，就午休后过去。由于内容的原因，加上国内学者不少，成先生虽用英文上课，但语速不快，且常夹杂些中文，我大体还能跟得上。

成先生是1935年生人，时已82岁，讲课时气力已弱，没什么激情，但仍算得上精力过人，足以将他一生的学问发用出来。每次上课，他也会带一记录本，及《四书章句集注》之类的常见书，讲课时却推在一旁，一凭自由发挥。这是“无分西东”的课，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再到维特根斯坦和奎因，从《易经》、孔子到朱子、阳明，再到梁漱溟和牟宗三，古今中西之间，在他都信手拈来，俨然鹰飞雕振，俯仰之间，无入而不自得。这一情景，让人想起成先生所描绘的，自己在业师方东美先生“哲学概论”课上所受的感发一样，“把听者带到海底龙宫，云霄九天，去欣赏各种瑰宝珍藏，并领略银河繁星之美”。[1]

成先生上课，师生界限颇不严格。他虽是主角，学生有疑惑，可即时发问，时而引发一小讨论。这与国内常见的导师高高在上地讲，自有很大不同。他回答问题，则旁征博引，颇能洞中肯綮，言谈举止间，闪烁着大思想家独有的那份从容与自信，给人以渊渟岳峙之感。这类课，往往一讲就三四个小时，中间虽有小憩，但很少见他喝水，出去走动。这时，往往有一两个女生，指着板书问这问那。如我辈者，多起身接杯水喝，跑趟洗手间，或走廊上闲聊几句。成先生却无此余暇，过会儿看看表，问刚才讲到哪儿，定一定神，又继续上课了。    

一般老师授课，多是对备课内容的复述。成先生上课，本身是在做哲学思考。这从他讲课细节和表情上不难看出。譬如分析朱子、阳明的一些概念，他常是中英文互诠，刚写下英文，又觉得不够贴切，略加沉思，匆匆擦掉了，换作另一词。我极服膺成先生的分析头脑，他课堂上常勾画一些简易的图标，以表达他的诠释框架。对这些图标，也随时调整，补充这条，合并那项，有时又画个更大的圆圈。一只碳素笔，直是在他手中写了擦，擦了写，到下课时，两米见方的“白板”已密密麻麻。有时学生擦黑板，他会提醒某图标先不擦，自己有时也用手机拍下来。遗憾的是，当年成先生课堂上讲了哪些具体论点，我几乎完全记不起了。唯一能想起的，是他对阳明“四句教”的“无善无恶心之体”颇不同意，认为受到禅家影响。但这不算小论点，而是大判断，且与我个人的关注有关。即便这一点，也忘记是他在课堂，或私下跟我讲的了。

一次课间聊天，我问成先生平时怎么养生，还专门问他有无“打坐”的习惯。所以有此问，因为与他的这番接触，使我愈发意识到，大凡治学有大成就者，莫不是记忆力、精力过人，他们也常有切己的养生法门（据说钱穆、饶宗颐等人皆有日常静坐之习）。成先生笑眯眯地说自己不静坐，顿一顿，带着几分自负兼自嘲的语气说：“余英时吸烟就是休息，我工作就是休息。我信奉《周易》中的话：‘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见他如此掉书袋，大家都不禁大笑起来。    

成先生说自己“工作就是休息”，虽语近戏谑，但并非假话。他的寓所，名字就叫“生生不息斋”，想一想，也真是意蕴无穷！其自我警醒耶？其反身而诚耶？其於穆不已耶？盖易道之生生不息，大生广生，其间必有养生之道存焉！不难设想，若非对学问有着过人的热爱与敬畏，成先生绝不可能有偌大学术成就。他对学问的孜孜以求，确乎给人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感。一位选成先生作导师的访学者对我说，成先生常在凌晨打电话与其讨论哲学问题。这自不足为奇，因为他这时才方便。记得有次课，自下午三点始，不知不觉竟上到晚上十点，外国学生跑光了，仅剩少数国内学生，成先生知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住得远，就亲自驾车送我们回住处。我坐在车上，心下既惶悚又感慨，今晚做我司机的，不仅是一位八旬老人，而且是一代新儒学大师！躺到床上，甚觉良心不安，给他发个微信，问他到家否，他没有回。第二天醒来，则收到他凌晨的回复，原来这么晚他还没睡。

平日里，成先生自己开车到学校，他衣着朴素，一派亲切随和，绝非学术会议上的那种西装革履。有时远远看到你，他就先站定了，笑眯眯望着你，似乎在等你上前打招呼。我和朋友曾去过他家几次，有次帮他搬运书。记得一次是教师节，大家带了水果、披萨等到他小区的一楼聚餐。小区内有个泳池，面积不大，深处达两米，真是一潭深碧，我下去游了两次。

听了成先生一月课，转眼到了中秋节，我诌了两首诗，向他致以节日问候，题为《丁酉中秋诗呈成中英先生》：    

其一

发华依旧气氤氲，故国山河百望深。早携西洋经万卷，更攀东岳石千寻。生生不息天行健，亹亹多情志未沉。潮起夏威夷上岛，弦歌遗响汉唐音。

其二

博雅鸿儒素所钦，重洋渡尽波森森。先生检点春风坐，小子深惭桃李心。东圣高论尚易解，西贤妙理未能箴。却缘难谙英伦语，辜负金声玉振音。

诗意很浅显，前首以晚辈身份，表达对他一生哲学探索的敬佩。后首写我的听课感受。他讲中国哲学，我自谓跟得上思路，但英语听力所限，终不能尽得其意，辜负了他学贯中西的“金声玉振音”。后在朋友建议下，我将两诗用毛笔写成“书法”，连同自带的一副孔子挂像，在一次上课前呈献给他。他当然很开心。这算是我在众人前出了一次“风头”。

我早知道，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既嗜好科学，亦酷爱文学，其父成惕轩先生，堪称我国上世纪的骈体文大师，在经学、古文、诗词、对联等领域皆造诣极深。成先生自小趋庭鲤对，不仅能写现代诗，也能写旧体诗。他用楚辞体写的《哲学之歌》，抒发了他的一生志业与求索之路：

原吾心之所知兮，扬吾心之所志。

吾生性豁朗而豪直兮，喜飞龙之翱翔。

原吾知之所昧兮，乃有性之省思。

遇狂飙之袭击兮，几魂失而神伤。

为探幽而入深谷兮，亦有探幽之胜义。

原吾生之不竭兮，神伤亦为知之粮。

再生飞以览众宇兮，悲人寰之无常。

喜见天之曙光兮，吾心知止而能安。

效往圣之怀抱兮，愿有启乎后之来者。[2]

诗中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的屈子精神，尤让人读之动容。成先生自称“生性豁朗而豪直”，我觉得确然如此。他颇敢于臧否人物，月旦一些学者时流，可谓直抒胸臆，不假辞色。这是他性情直率的表现。在课堂上，他几次批评一极出名的教授哲学头脑不够。我偶然提及台湾的一位儒学研究者，他径直说，这人学问“最水”！我知他曾在台湾大学读大学，后一度做过该校哲学系主任，很想听他谈谈与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的过往，当然也包括韦政通和傅伟勋。他不多谈，只说牟先生是魏晋风度，并提到一细节：有次他向牟先生请教问题，牟先生信步在路边买了根冰棍，讲着讲着，就坐到了地上。      

三

说到成中英先生的性格与为人，学界诚有这样或那样的非议。我想，这些非议虽不乏误解，或沦于道听途说，但也不全是捕风捉影。近日杨国荣教授有篇悼念文章，已直言不讳地提到这一点。在此，我也愿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尽就个人亲身经历，述一些点滴。

记得我访学不久，参加一华人聚会，身侧有个人不知怎么跟我聊起了成先生。他听说我导师是Perkins，便以替我庆幸的语气悄悄对我说：别让成教授“缠上”了你，光让你给他干活，他的学生都怕了。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对此善意提醒，只能唯唯。我想，这人不搞哲学，或许从成先生学生那里听到些抱怨吧。成先生让我帮他干过活吗？想一想，当然也是有的。偶尔帮他搬次书之类，固不在此列。老实说，身为晚辈后学，能为一位景仰的哲学老人做点力所能及的琐务，谁都会乐于效劳，甚至有种很荣幸的心理。记得听成先生课不久，他给我安排了一小任务，帮他搜集发表过的宋明理学论文。我分别用他的中英文名字在网上搜索，有时到图书馆查些中英文期刊，把它们下载下来。有的找不到，就想法托人弄到手。记得两篇刊在台湾《鹅湖》月刊的文章，是经东海大学的蔡家和教授联系了刊物编辑魏美瑗女士才获得的。还有篇文章，是武汉大学欧阳祯人先生转来的。过了一阵，我把文章打包发给成先生，他说仍不太全，让我继续搜寻。这个我是知道的，个别文章虽知题目，但发表在论文集中，时间既久，就很难获取。此后是否又搜集到若干，我则没有了印象。

访学日程很快过了大半，一次成先生问我手头忙些什么，我说做点儒家与基督教的比较，由于周末上教会的查经课，触发了一些思考，而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发展迅猛，山东曲阜要建一座规制上超过孔庙的教堂，国内儒学界的反对声比较激烈，引发了新一轮的“儒耶之争”。他说，此问题确实很重要，你可访谈一下我。我自是求之不得。既是访谈，就不能漫无目的地聊，我事先列了一些问题给他，算作访谈提纲，他看了表示满意。访谈地点，是他哲学系办公室，在上课教室隔壁。一走进去，感觉这办公室颇有年头，也说不上整洁，室内有一排排密集的书架，书架顶端、地上也堆满了书，余下的空间便很逼仄，人找书要侧身进出，围绕一张办公桌，勉强可坐得下两人。我用电脑记录，但主要靠用手机录音。访谈过程并不顺利，几次约好了，我先到哲学系一楼等他，有时他告诉我来不了，有时话题刚刚打开，他忽然有事，匆匆走了。如此三番五次，归国前总算把问题谈完了。成先生论答的思路很清晰，但声音不大，中间又常有他事相扰，时断时续，有些片段的音质不高，回国后我重复听了好多遍，有些内容重复或跳跃，有些地方太口语化，需要先剪辑整理，然后疏通文句。经过一个月，才把稿子整理出来，并请他修订。文章最终被压缩到2万5千字，此即刊于《天府新论》2018年第5期的《儒家与基督教：就当今“儒耶之争”对成中英教授的访谈》一文。记得杂志社给了1700元稿费，我本想全部转给他，后转念一想，还是要公平点，给他来了个“AA制”。他给我一银行账号，我转了850元过去。    

归国不久，成先生有次到了深圳大学，想找我过去见个面。我适逢有事，就没去成。还在夏威夷时，他就专门问我深圳大学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也说不清楚，只说深圳这个城市很有活力。当时他正协助深圳大学筹建饶宗颐文化研究院，也曾问我有无参与的兴趣。我无意于此，但很感谢他的延揽之意。2019年5月，成先生忽然转给我一网络文章，题为《杨鹏先生对成中英先生新儒学的几点看法》，此文对他上次访谈中关于“儒耶之争”的一些观点批评得很尖锐。他问我杨鹏是什么人，哪个大学的学者。我也不知，就网上百度一番，然后告诉他，劝他不必介意。但他很生气，认为对方乱贴标签，乱扣帽子，对学术极不严肃。作为回应，他坚持要我再对他做次采访，进一步辩明观点。于是便有了2024年初刊在《国学学刊》的《再论儒耶之辨》一文。文章开头，成先生说：“海燕，谢谢你的来函，告诉我有位叫杨鹏的北京学者对我们上次的‘儒耶之争问题’访谈做了一些批评。”这样表述，细节上当然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别人事先转了该文给他。但成先生既如此改，我也没有再纠正。这篇文章较前文篇幅稍短，整理起来却更难一些，我当时用笔记本电脑上的微信与他聊天，然后用手机在一旁录音，录音效果比上次还差。成稿后，就发到他邮箱，提醒他审核修订。但几次邮件他都收不到。后来，成先生让我先转给他重庆的一位学生，然后再转发给他，果然一下成功了。他对文章做了校改后，嘱我找家出名一点的杂志发表。我请他推荐一下，他说自己不便出面。我仍投给先前的那家杂志，结果被拒稿，理由说批评的是网络文章，有些地方也比较“敏感”。此后我通过邮件又陆续投了几家杂志。本以为凭着成先生大名，发表尚不算难事，结果却都石沉大海。这篇访谈，遂在我电脑中沉睡了四年。直到2023年底，成先生忽然来电，专门问起这篇访谈发表没有。我直言相告，这类题材的文章目前很难发表，自己实无能为力。遂问他有无熟悉的杂志推荐，或者就请《 》发一下好了。他让我把文章投给中国人民大学杨庆中教授主编的《国学学刊》。我联系到杨先生，禀明原委。杨先生说，杂志现在由梁涛教授负责，已把文章转给了他，有消息再通知你。我仍担心文章会审不过。但梁涛先生很快把我拉入一个作者群，仅两个月，文章就顺利发表了。    

确实也有件事，让我对成先生有点意见。一次，我到成都开会，会后独自到杜甫草堂一逛，人群喧闹中，他忽然打微信电话过来。我急忙到一僻静的地方接听。原来他准备汇编一部访谈录，想让我帮他整理。此事本由北京一年轻人在做，但这人在企业工作，并不研究哲学，他怕做不好，故让我接手。他吩咐说，这部书到时你可联系出版，出版社有报酬，就算你的。我说，我不要报酬，但可帮您整理，出版的事，到时还由您亲自出马。几天后，在北京从事IT业的娄兄联系我，打包发来一叠电子文稿，都是国内媒体对成先生的各式访谈，大约40篇，多为PDF格式。我按照成先生要求，先在网上四处搜集一番，以补充遗漏。有的文稿，未在刊物正式发表，须争得访谈人同意。有篇干春松教授的采访稿，很有可读性，但干先生称稿子不成熟，不愿收入，只能割爱。这次整理，最费功夫的，是把PDF文档转换成WORD。我不知有无更好的转换软件，以我当时的技术手段，虽可转成WORD，但常有很多乱码，经常要重新录入，也有因字形相近而误转者，一些上世纪的陈年文稿，尤其如此。至于转换后的文档，注释部分常乱作一团，须重新调整标注。不用说，在此约40万字的文集中，绝大部分是已发表文章，尽管编辑得良莠不齐一，但我已不能像先前与他做访谈的文章一样，再字斟句酌地润色文句，只对一些明显错漏，顺手作了改正。有几篇篇幅既短，采访不深入，更缺乏特色，价值不大，被我拿掉了。另，每篇访谈都有成先生或长或短的介绍，这在单篇文章中没问题，聚在一书中就太过重复，除非特别必要，我都酌情做了删修。也有些访谈，关乎成先生创办《中国哲学季刊》、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易经学会等内容的重复律太高了，且都大同小异，恐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也都做了删节。最后按照内容，做出编次目录，文稿分成五编，并起了书名曰《得其环中：成中英先生访谈录》。如此忙了几个月，又写了篇“编后记”，交代娄兄前期搜寻之功，并说明了自己做的具体工作，最后以晚辈身份，略略总结了成先生的学术贡献与治学精神。自感编得差不多了，我把书稿发到成先生邮箱，请他再做校阅，同时在微信里提醒他注意查收。他回复说好。谁知过了一阵，他又问我文稿整理得如何，我说已发您邮箱了，并随手在微信中发了一份。他回复说微信文档打不开，仍要发他邮箱。我于是又重新发了一次。后来，在他与我的通话中，我又问他对访谈录有无再修订，他似乎避而不答，把话题岔开了去，就此事，我也没再主动联系他。    

大约过了一年多，2021年5月，北京的娄兄来电，问我整理成老师文稿进度如何？我说早就完成，已交稿。他说成先生最近找到他，说我很少联系他，让他对访谈录进一步完善，但他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压力很大，哪有这个时间精力啊？我听了，自然心中很不悦。以成先生头脑清晰，似不应健忘如此。故忍不住向娄兄诉苦：我有自家工作，孩子小要照顾，这都是放下手中的活帮他赶出来的，成老师仍不满意，让我再怎么做啊？娄兄对我很同情，也补充说，成先生一度想让自己参照哈佛大学，帮他做一个人网站，但他实在没时间，何况这是需要资金维护的，自己最多能帮他建个微信公众号。事实上，有关成先生类似之事，我还听闻一些，此处诚难一一赘述。总之，让我困惑的是，成先生这么高的学术地位，已非学界的一般“大佬”可比，若在国内，配一两个专业助理是不成问题的，说不定还可有个团队，助他整理著述，何以还要这样求援于人。而在成先生，有时又不太能设身处地体谅他人之难处，给人的感觉是，他以为自己是为真理献身的哲学大师，别人为其效劳是理所应该的，而自己对人的要求又特别高。事实上，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任劳任怨的。对此访谈稿，他让娄兄继续完善，我也不免以“小人之心”嘀咕，是不是我“编后记”中提到的，对其文字的删削不能让他满意，或者，我以一介后生，在高度评价了他的“本体诠释学”之后，也胆敢补充一句，称此学说能否“应用无穷”，还有待学界评议和历史检验，引起了他的不快呢？ 

四

作为一代新儒学大师，成先生其人其学，必将成为当代儒学史的重要篇章。纪念这样的哲学家，势必要谈及他的思想贡献，但以我之后学寡识，是不配说任何赞美话的。不过，文章既写到这里，姑妄谈点肤浅体会，以求完璧。

在认识成先生之前，我于新儒家群体中，对其学说的了解还是偏少的。他国内出版的《知识与价值》《从中西互释中挺立》《合外内之道》等书虽买了，但没怎么读。对其业师方东美先生的论著，也大抵如此。事实上，在台大哲学所“三剑客”（傅伟勋、刘述先和成先生）中，我对傅伟勋先生的论著最感兴味。当然，后来上成先生的课，与他做访谈，整理其访谈录，我也尽量读了他的一些论著，包括杨庆中先生采访整理的《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一书。在此书中，成先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基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开拓者，也是基于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者”[3]，窃以为是句提纲挈领的话，至少反映了他的学问自觉和个人期许。此与牟宗三先生自称一生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有异曲同工之妙。谈成先生的哲学贡献，似不能抛开他的这一自我定位。    

首先要说，与唐君毅、牟宗三等前辈相比，成先生少了那份文化遗民的孤臣逆子之心，但同样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此情感，来自他幼年躲避日寇的逃难中，来自他装满了父亲叮咛的书囊中。多少年过去了，当成先生反省自己的学问渊源，总提到他孩童时在重庆嘉陵江畔的那段乡野生活，提到他为了跟小朋友比胆量，一次生吃了几只小蝌蚪的事。正是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多彩多姿的变化，激发了他的求知天性，构成了他原初的生命体验。这对他后来服膺《周易》“生生之德”，有某种“原型”或“前见”的意义。尤为难得者，成先生生长于一充满父慈母爱的书香家庭，这是他一生积极进取的动力源泉。父亲成惕轩可谓一传统的儒家知识人，他给儿子起名“中英”，即盼他成为中华英才之意。成先生赴美前夕，父亲怕他驰入西学而迷不知返，特地买了套“五经”读本相赠，要儿子“知我先哲持躬淑世与夫治国平天下之至理要义”。至于成父“勿为过淮枳，当作和羹梅”等诗句中的谆谆教诲，更毋庸赘言。吾人且莫轻视这类家教对孩子的一生影响。盖人的性格志向和价值归属，多非在哲理探求中获得，更多源于具体的生命体验。不同于当今很多年轻人，一旦留学欧美，便不自觉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成先生一生归宗儒家（本文不取其弥留之际“受洗”之说），父亲“晓以大义”的叮咛，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出生时一个“中英”的名字，临行前一套寄语殷殷的五经，是一位儒者父亲对儿子的“受戒”。    

当然，成先生赴美研习哲学，是多重因缘际会的结果。青年时期的他，既有对天文学的强烈求知欲，又有对文学的一腔挚爱，此科学与文学，或者说理性与情感的冲突，让他着实经历了一番苦恼挣扎。幸运的是，他大学时遇到了有“东方诗哲”之誉的方东美先生。方氏融铸百家的格局与睿识，天风海涛般鼓荡着他的心胸，使他心头的情感、理性之争，在更高层面得到了调和，从此走上一条哲学探索之路。时当1950年代，台海两岸的政治格局已天地翻覆，但港台思想界仍处在“后五四时代”，一面是自由派激烈抨击传统文化，一面是新儒家的奋起还击。《民主评论》与《自由中国》两家杂志的针锋相对，就是最好的见证。但近代中国何以会落后挨打，以及如何爱国救国，仍是对阵双方的深层问题意识。这时，成先生已意识到，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新儒家，都有严重的西学不足问题。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要做的，是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在知识上探索西方强大的原因，藉此“重建中国哲学，使其立足于世界，嘉惠于全人类”。很快地，他就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绝，开始了一场知识的远足。这是现代版的“西行求法”。对此，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已深深地自觉到，自己的哲学生命有一种内在的冲力，即切实地深入西方哲学的心脏，作为真正光大中国文化慧命和中国哲学的基础。那时，我也有一种使命感，即必须从西方哲学的灵魂处，来肯定中国哲学的意义，尤其是普遍意义。这种使命感也是一种命运感，认为这样做，即使是一无所获，也是一种值得从事的尝试。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去面对一种非常艰苦的留学生涯和一个完全陌生的异邦世界。[4]    

对“光大中国文化慧命”来说，这是一“先出乎其内”而“后入乎其内”的治学路径。我上文诗中所谓“早携西洋经万卷，更攀东岳石千寻”，其意在此。

就“深入西学哲学的心脏”而言，成先生堪称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自1957—1964七年间，无论在华盛顿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他师从的数位英美分析哲学家，皆极尽一时之选，奎因（Quine）不过是最著名的一位。他也凭着过人的天分与勤勉，实现了入虎山、得虎子的心愿，得到这批哲学精英的印可。读此经历，我虽不懂他笔下“逻辑实证主义”等论题，但知道这种逻辑、理性的分析方法，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最缺乏的品格，而成先生在此受到了近乎严苛的训练。此情此境，让人不免想起一千多年前，那个远赴西天，最终在那烂陀寺戒贤大师座下修习《瑜伽师地论》的玄奘法师。

应该说，成先生走过了一条孤峻沉潜的哲学探求之路。他常年游弋于西方哲学的深海旋涡，不仅对分析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都有较整全、深刻的理解，这一点是其新儒家前辈们，乃至同辈们无法比拟的。举如早期的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虽接触到一些西学，但多是间接、片段和被动的（他们更多受佛教之影响），马一浮大抵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理学大师。冯友兰主要受“新实在论”的影响，唐君毅主要受黑格尔影响。即便与其师方东美相比，也算得上青胜于蓝。牟宗三先生天挺英豪，对西学有甚深了解，晚年更独自翻译康德“三大批判”，自比西天取经的玄奘。但他也不像成先生这样，栖身国外60余年，置身于西方当代哲学发生的现场，有着在西方哲学殿堂以中西哲学做“双手互搏”，与西方一流哲学家近身缠斗的经历。这种对西方哲学的深入了解，使成先生在中西哲学之间保持了一种学识的均衡之势，使他更能欣赏其他文明传统的特色和智慧，也更能平情地看待中西哲学的优缺点，从而在更高层面反思和重建中国哲学，而不像一些新儒家前辈那样，因为强烈的“卫道”意识，加剧了因文化隔膜而来的偏见。    

成先生一生学思，可谓视野广大，体用兼备，气象万千，诚难一言以蔽之。但他一生的学问核心，则是知识与价值的统合问题。在他看来，有两类人会走上哲学探索之路。一种人想追求宇宙真理，从认识上掌握存在的真理；一种人是基于现实人生的感遇，即某种存在境遇引发哲学兴趣。两种兴趣引发不同的哲学，前者重知识（知），后者重价值（志）。比较而言，知识有客观的指涉对象，面对的是真理与自然；价值则是主体的心灵体验，面对的是意志与动机。但二者又不能分割，因为任何知识系统都有隐含的价值结构，任何价值系统也都有知识结构，而无论知识还是价值，皆根源于人类的整体经验。哲学探求正是一个缘知以求志、缘志以求知的过程，它既导向价值开拓知识，也导向知识开拓价值，并使二者相互转换，互为基础，彼此补益而生生不息。

与此相关，成先生认为，西方哲学的特色，乃是以知性为价值，但因其价值有片面性和抽象性，对整全的人生价值反不能掌握。反观之下，中国的儒家、道家等均有整全性的价值目标，并以心性工夫追求此价值理想之实现，但始终未将知性独立化，故在知识前提、知识结构和概念内涵的清晰性上，即知识论上有明显缺陷。正如西方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是因对“志”的掌握不切引起的一样，中国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是对“知”的分析不精引起的。有鉴于此，他称西方哲学是“智之爱”（love of wisdom），所谓“智”，是知识如日光般照亮黑暗，显示可取可行之道。而中国哲学是“爱之智”（wisdom of love），是对生命价值的体验与追求。当然，这一区别仅大体而言，在中西哲学内部，也有“倚智”和“倚志”的差别，即便在儒家内部，也有孟子、荀卿相左和陆王、程朱之异。    

显而易见，凝聚成先生一生心血的“本体诠释学”，也建立在对此中西哲学差异的洞察上。相比于西方本质化、逻辑化、抽象化和静态化的“存有论”，成先生更重视《周易》整体性、实践性、丰富性和创生性的“本体论”。他认为，“本体”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整体系统，此系统既包括对象化的宇宙本体（“对本体”），又包括作为主体的自我（“自本体”）。而“诠释”，则是运用已有语言和意义系统对此本体之道的诠释。这种本体诠释，是一个“知”“志”互照，即客观认知与价值建构相辅相成的动态过程，构成了一个主客统一的“诠释的循环”。这种诠释，既有对“对本体”（客观宇宙）的诠释，又有对“自本体”（主体自我）的诠释。就中西哲学而言：

相互诠释，就是我了解你，你了解我，我再了解你对我的了解，你再了解我对你的了解，然后我把自己理解的方式、角度、意志，包括希望和价值观都凸显出来，对方也凸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体验这个世界，也体验了你我方，并同时共同创造了这个人的世界，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人类文明就是这样不断发生与进步的。[5]

成先生反复强调，“知”与“志”堪称《易经》的一阴一阳之道，既差异对立，又相生相成。既非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也非印度佛学的内在寂灭，而是《易经》开显的天地宇宙的丰沛生命力，更能开出人类自由平等、彼此互惠的花朵。他认为，在几大世界文明中，只有中国人才把“变化”看成“现象”跟“真相”之间的一种关系，不将二者分开，并勇敢真实地面对现象，体验现象中所包含的“变”与“不变”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人“有一生命真实主义的传统，对经验的把握很执着，也很有智慧，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很多模糊性或动态性，不必强分为二。……希腊人分析了现象，以色列人超越了现象，印度人把现象变成虚幻，只有中国人在其自然环境里面真实地、如实地掌握了现象、真实和自然。”[6]他还说：    

中国人所体会的天，正是一个可信、可靠、友善的自然生命力，这与希伯来人绝望中体验到的上帝和印度人在幻觉中憬悟到的大梵天，以及希腊人在奋斗中想象的宙斯大神毕竟不一样。这也许就反映了人对所处生活环境（生活世界）的不同体验；客观的自然能在不同的状况下，造成不同人的原始存在实体意识观念。[7]

这些见识，都从文明比较的立场，强调了原始的生存体验对文化取向差异的影响，也是其“易学本体论”的思想基石。

既然成先生被公认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我们不妨从当代儒学史的视角，给他做个大致定位。可以说，在百年来的中西哲学互释中，他不失为最全面、最有深度的学者之一，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如果说宋明新儒家“出入佛老，返回六经”，尤其是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功夫论（而不愿承认之），成先生则“出入中西，归宗大易”，更自觉深入到西方哲学海洋的波心，努力以西方知识论重构中国传统，促进中国哲学的理性化和世界化，同时又以《易经》创生变易的根源性思维，去克服西方形上学的弊端，以丰富现代西方哲学。与其他新儒家不同，他深刻研习了很多人视为畏途的欧美分析哲学，以逻辑和分析为工具，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做了重新打量和建构，即他所谓“分析的重建”。如其所云：    

有人问我治学观念，我说我在形而上学上是中国传统，但在方法学上，却重视西方的逻辑与分析。我当时希望积极从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工作，对中国哲学进行一番分析的重建，也帮助西方解决西方的哲学问题，同时也用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挖掘中国哲学命题的明确意义，并说明其意义性与真理性的根据与出发点。[8]

成先生自称“形上学与价值论我更属于中国传统，方法论与知识论我更看重西方与现代。”其“本体诠释学”的最大特色，正是将重知识的西学与重价值的中学深度结合。在百余年来的中西文化交会史，此一结合，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这一学说，早已超越“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二元思维，创立了一种“中西互为体用”的认知模式或人性结构，这对同时化解西方人“知性的傲慢”和中国人“良知的傲慢”（余英时先生二语），确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即此而言，成先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基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开拓者，也是基于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者”，洵非虚言。

相比而言，大多现代新儒家仍未走出“宋明理学”的窠臼。举例来说，熊十力被誉为最富创发力的新儒学大师，他同样“归宗大易”，强调生生本体，大力批判佛老的“空虚”，以及西学的逐物不返，成先生本与其有相近处。但读熊先生《新唯识论》，无非是即用显体，即体显用，心与物的“翕辟成变”，乃至海水与众沤的比喻等一套论说。他对“本体”之把握，最终归结于反身而诚的直觉体证，这仍属宋明心学的思维。他的《量论》牵涉到西方科学，因缺乏相应的知识论基础，故一直写不出。当然，熊先生文字中有种混元磅礴之力，颇能吸引和撼动人，这是成先生等新儒家所不具备的。    

在港台海外新儒家中，论人物风神，我最喜欢牟宗三先生，也常叹服其慧见卓识，但在一些大的论断上，却又每每不敢苟同，譬如他称程朱理学是“别子为宗”，陆王心学纯是“孟子学”（而未受禅家影响）之类。相比之下，我更认同成中英先生的一些论断，如他主张以“仁的直觉”代替“智的直觉”，就让人心眼一亮。

像我所尊敬的其他新儒家一样，成先生也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心志。继往圣，开来学，是他们这批新儒家的共同愿力和宿命。近日，我买到成先生新出版《我的治学渊源和精神》一书（此书他应没有看到），扉页上赫然有他的“勉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吾游九寨沟，见山泉勇猛奔腾而过，不禁叹曰：“来者如斯乎，分秒必争。”吾岂非承夫子之先，而开来者之后乎！谨以此书勉赠新一代思想者。

成先生一生“分秒必争”的精勤，当然不是要建构一空头学说，说得彻底些，乃是要从更深广的视野反思各大文明的起源和特征等根本问题，以化解人性的贪婪、愚昧与邪恶，为克服文明冲突，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贡献一份心力。这一心志，已落实在他生生不息的哲学探研中，落实在他一生席不暇暖的授业讲道中。除此之外，他创办《中国哲学季刊》、国际中国哲学会，呼吁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等，都颇有可称道之处，值得后来者永远感念。

五

最后要说，若非友人黄敦兵兄的邀请，可能不会有拙文的写作。黄兄说想帮《名作欣赏》组一期纪念成先生的专栏，问我能否写一篇。我当时说，能者多矣，不必约我这类小人物。他勉励了我几句，说可先给我定一篇。承蒙黄兄如此抬举，我就答应下来。顺便说几句，在夏威夷访学其间，我日常交往的纯外国人极少，更多像我一样的国内访学者，或者教会的华人。我一直感念各路朋友对我的帮助，使我在那洋溢着浪漫气息的异国绝域，毫无孤独无助之感。记得一脚踏上夏威夷土地的当天，在住处稍稍整顿后，我就急切地想看大海，一时却不知何去何从。敦兵兄犹如神兵天降，主动带我到Waikiki海滩一逛。两人在沙滩上边走边聊。原来敦兵兄先我一步到夏大，他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院，是吴根友先生高足。吾两人年龄相仿，专业接近，今又邂逅于异国，言谈之下，自是颇为投机，别有一番情义。后来，除了一起上成先生课外，黄兄还带我到举世闻名Alamena购物广场一见世面，我至今在用的IPhone 8手机，就是在他指导下买的。    

至于“不想写”，除自忖对成先生的学问所知甚浅，不敢赞一辞外。还因为我对成先生感情上有些“复杂性”。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对成先生的“非议”话题要不要回避，这在我不能毫无顾虑。写之，容有不敬之处，不写，又不能表达我对他的整全印象。更重要的原因是，成先生名满天下，弟子遍布五湖四海，不少已是学界达人，他们比我更有条件写下诸般情致款款的追忆文章。而我，充其量只能算他一名极广义的学生——像我这类听过他的课，与他有些许交往的学者，没有数千，也有数百。我当然也不能因此以他的弟子自命，以期沾得一分“新新儒家后学”的荣光。

还是那句老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成先生是不朽的，他一生治学，达到了万人仰慕的高度。吾人不能因为成先生在为人处世上有不如人意处，就对其人格以偏概全，更不能因此有意无意地贬损其哲学成就。他有慧根，有才华，不造作，有真性情，但也有未能免俗的一面，一如夏威夷Manoa Falls山谷中的乔木，既有参天的蓊郁，也有纵横的冗枝。在此悼念文章中，我也不想把他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将其描绘成德高貌尊，洋溢着嘉言懿行的大儒，毋宁将他写得枝繁叶茂，藤葛垂垂。或许，这才是对一位哲人更绵长的纪念。    

《列子·天瑞》记曰：“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成中英先生的一生，是为追求真理而“生无所息”的一生。如今，“明月不归沉碧海”！愿他在那彩虹隐约的天堂之岛，得到最好的安息！

2024年7月28日

[1] 成中英：《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我的哲学教育与哲学探索》，载氏著《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第524页。
 
[2] 成中英：《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我的哲学教育与哲学探索》，载氏著《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第515页。
 
[3] 成中英、杨庆中：《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4页。
 
[4] 成中英：《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我的哲学教育与哲学探索》，载氏著《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第532页。
 
[5] 成中英、杨庆中：《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成中英教授访谈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
 
[6] 同上书，第89页。
 
[7] 同上书，第517页。
 
[8] 成中英：《我的治学渊源和精神》，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