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章论孔教与作为“正义学”的经济学

作者：陈彦军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三亚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总第1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初四日甲午

           耶稣2016年1月13日

1901年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根据“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1]，将Economics译为计学。此后，虽然“计学”之名没有被中国经济学界沿用，但经济学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就是研究国家、企业和个人致富的一门学科。而1911年，康有为高徒、孔教创立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陈焕章（1880-1933）出版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自译为《孔门理财学》；在这本书中，陈焕章给经济学下了一个定义：“经济学是为了集体生活着的人，根据正义原则进行财富管理的科学。”显然，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同时又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和卫教情怀的陈焕章对经济学的理解不同于严复。相蓝欣教授说：“令人悲叹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康有为门生陈焕章（1880-1933）是接着传统经济思想系统讲的第一位学者。他的《孔门理财学》，不但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诠释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鸿篇巨制。”[2]本文将试述陈焕章对经济学及经济学与各学科关系的看法。

一

严复在《原富》“译事例言”中认为日本人用“经济”翻译Economics“太廓”，国人用“理财”“太窄”，但严复可能忽略了“理财”二字实出于中国众经之首《易经》。陈焕章引用《易经·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阐明理财学即经济学就是以正义原则为导向，关涉经济生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伦理和政治生活的学科。这样来理解经济学，实际上是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这个定义，承继的不单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思想，其实，西方本源处的经济学也不过如此。Economics最初的意思是“家政学”，就是研究财富管理和生产，后人只是把范围从家扩展到国家与社会乃至世界，对财富生产的理解从靠管理使之生财到相信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再到加入国家这支手而已。陈焕章译为理财，是深得西方经济学的本意的。但对比陈焕章所引之周易“理财”释义，实际上可以看出中西经济学在源头处之不同。从亚里斯多德借古人之口把夫妻定义为“食槽伴侣”，到哈贝马斯把“人在居所（oikos）生活空间中的行为”规定为“具有工具性行为的特性”，西方人看待家庭就一直只是在以“度日的时间经验”为基础的经济学以及由经济学出发而得到其规定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视域中得到考察，至于家庭的政治本质或家庭对于敞开政治世界空间的直接意义则一向付之阙如[3]。也就是说西方的家政达不到中国的“齐家”，经济也只是家政的规模和范围扩张而不及于“经世济民”。西方经济学总是外在于伦理和道德，在西方学人看来，那是城邦或宗教的事，启蒙思想家力图用自然克服宗教，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正是认为人的自然倾向在社会中必然催生出道德。但自由贸易背后的国家炮舰和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新教伦理，都说明亚当·斯密乐观地或者因其他原因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感论》分为两橛，而将两论合一产生的复杂问题付之阙如，是成问题的。确实，出于严整的逻辑和科学的独立立场考虑，坚持价值中立，将复杂问题交付给不断衍生的学科，是一个解决方案，但近代国门打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迷信西方经济学而又不明究理，确实需要一针清醒剂。

我们了解的凯恩斯是以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成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但1912年在自己担任主编的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经济学杂志》上亲自捉刀为《孔门理财学》写书评时，早已名重一时的凯恩斯还是自由贸易和政府守夜人的信奉者，他开篇即引用孔子“庶富教”等言论，标揭孔子“是一个极端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凯恩斯从《孔门理财学》中看到孔子主张优生，强调富民为先，重视女权，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这些都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相通，甚至更有吸引力，无怪乎凯恩斯那样标揭孔子。凯恩斯只是个经济学家，他将黄金时代逝去的中国积弱积贫的原因归咎到1700年以来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他不理解“陈焕章博士到别处去寻找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陈焕章是个经济学家，且是个希望打通中西经济传统，并弘扬孔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他将“economics”译为“理财”，认为此译更恰当、更精确。也许，1936年，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的凯恩斯在向人分辩自己经济思想并无前后矛盾时，会理解陈博士将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归到科举和八股了吧。陈焕章说：“儒家学说没有使中国变得积弱。中国积弱并非因为遵循了孔子的教诲，恰恰是因为没有真正遵循孔子的教诲。”儒家重伦理但并不极端，留给中国人“最好的宗教——孔教”和统一的文字，使中国人有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适中、民主、集中而持久的政府制度，这都是中国走出积弱和走向光明的基础，而扫除佛道影响下宋以来盛行的重精神而轻物质财富的思想倾向，解放科举和佛道钳压下的智识和劳力，克服单一制大帝国下政府与人民的脱离，变革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并接受来自于外面世界的所有优秀成果，中国“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一个统一的语言、一个高度发达的宗教（孔教）、一个国家理念的条件下”，必将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变得强大以后，孔子主张的大同世界将会到来，世界国家将会出现。那时，国家间的兄弟情谊将被建起，战争再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永久和平”。这就是孔教士和经济学家陈焕章的理想，也是他面临家国巨变作《孔门理财学》、《孔教论》的初衷。

二

《孔门理财学》中先讲孔子生平，确定孔子首先为一伟大的宗教创始人。近代以来，人们惑于流俗，混迷信与宗教为一，而不探教之本义，直辩中国是无宗教之国，孔子非宗教家。陈焕章批评此乃大谬。在同时出版（1912）的《孔教论》中，陈焕章区分了中西宗教，认为西方宗教偏向于神道，而中国孔教是人道宗教。神道教与人道教其本一而术殊，类一而等差，不可一者名之为宗教，一者名之为非。陈焕章依据“名从主人”的春秋之义，摆脱了宗教定义上的强求一律。在陈焕章看来，“饮食起居，稍略得所，则祭祀兴焉”，宗教起焉，而政治是其后的事情，后来形成师统之宗教与君统之政治相并重，但宗教之功效实在政治之上。正如孟子所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陈焕章从经典中找到大量证据说明孔子以教主自居，孔子之不语怪力乱神，实因中国文明开化较早，立教宣教之法自不同于原始野蛮之法。陈焕章认为，作为“文明世之教主”，孔子“犹立宪之君主也”。

孔子的教诲和他所立的宪章是什么呢？孔子的教诲承载在孔子著述的五经和他的弟子的著作中。陈焕章说孔子的教诲基于人的本性，中国人相信他的基本教诲将永远有效，他列出了孔子的两类基本教诲，一类是三统论和三世说这样的变化性法则，一类是作为目的的仁和作为手段的恕这样的统一性法则。《孔教论》中说：“孔教之中，每多三统三世之义，盖欲推行尽利，至于万世而皆准，不能不如是也。”孔教之上帝多别名，人鬼一源且百神，与此大有关系。而三统三世、人鬼百神皆统一于仁，“仁为孔教之主脑”，仁，上帝也，天心也，人心也，能尽仁之道亦能尽上帝之道，“彼无识者徒欲执一神教以傲孔子，又乌知孔子之大也哉，又乌知孔教之大也哉？”

在陈焕章看来，孔教是孔子改革旧宗教的产物，是文明世的宗教，是高度发达的宗教，但孔子之时，有着宗教竞争，汉武帝时独尊孔子教确立了孔教的国教地位，但其后多有衰落，宋儒虽有振起，但朱熹只强调了孔子的伦理教诲而忽略了孔子的宗教观点，强调了个人品质而忽略了社会财富，直到康有为，才开始重视三世说，重振孔教。陈焕章认为，孔教的衰落，使中国人“并没有继承孔子最优秀的原则，其中原因很多，但政府对宗教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一个，除了一些例外，大多数士人的精神都被政府的导向所控制，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孔教的自然发展。一旦中国建起制宪政府，确保思想的完全自由，孔教必定会获得新生”。陈焕章之作《孔门理财学》，如其所言，“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宋儒误会孔子罕言利，实不知“总括孔教全体，理财殆占一大部分也”，陈焕章”取孔教之言理财者发明之，欲以解以前迂儒之弊，而揭示孔子之真面目，使天下之人，知孔教之切实可行，殆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也”。“平等自由，乃孔教之精髓”，光大孔教，思想与经济自由发展，中国必将共世界进入大同。

当我们以孔教或儒教而不是狭义的儒学来理解孔子的教诲时，我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伦理和政治。出于保全传统之动机，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明，现代新儒家选择了用西方哲学来重新阐发儒学，但这注定是条死胡同。从起源上看，西方哲学是城邦的附赘，是宗教的婢女，远不能代表一个文明，而孔学是王官学，百代传承，完全就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虽然“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但以一尾观全鱼，以一斑窥全豹，鲜有不失也。思考一文明，当了解其社会及社会之伦理与政治。所以，当陈焕章以保全文明之动机，从光大孔教来思考经济学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学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系。

三

以正义为原则，陈焕章认为经济学与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关系密切，四门科学都是“正义学的一部分”。

何为正义学？《荀子·儒效》：“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正名》：“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在孟子那里，义就是行事之宜，善恶之端，义天生就是正的；而荀子从义的发用流行处着眼，重点阐发义在现实社会中的显发，在社会制度层面的落实，强调社会制度的建构，而一切与社会制度建构相关的学问，都有“正辞”、禁非的内在要求，属于正义学。这些正义学中，陈焕章认为经济学最先出现、最重要，是其他学科的基础。陈焕章举了《尚书·洪范》所记八政事：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食货居首，民以食为天，孔门经济学以养民为第一要务，所以，有别于一般经济学著作把“生产”放在首要位置，陈焕章先论消费，再论生产和分配，最后论公共财政，这正是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经济功能的完善的一般顺序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避免了为生产而生产，结果把人遗忘的悲剧。

没有财富，个体的人不能生活；没有社会，个体的人却能生活。所以，获取财富是第一位的事情，经济学随之萌芽。但“社会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也随之产生，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不能胜物，则无法获取财物，个体无法生存，所以，经济学问题产生，社会学问题随之而来，两者“非常接近”，而如何“分”就是正义问题。社会最早是通过“祀”即宗教来实现“分”的。按照荀子，社会基于正义，按照班固，社会基于爱（“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按照柳宗元，社会基于必要性，而正义、爱、必要性都要归结到经济上的满足，所以，当宗教以正义、爱及必要的礼仪形式来实现“分”时，且不可忘记它与经济的密切关系。陈焕章把宗教学看作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绝对正确的。在孔子的社会学教诲中，陈焕章按照重要性标举了两点，一个是“上帝为父亲、人互为兄弟”的人的起源学说，一个是男女平等但在三世中表现不同的女人地位学说。显然，陈焕章是在突出孔子三统三世说的重要性，而且再次让我们看到，离开了宗教，我们无法理解社会和社会学。

再来看经济学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关系。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一般大家注意的是该章的通三统之义，陈焕章认为该章涉及农业、商业、工业，讲的是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是要求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当在于经济生活；并进而援引孟子，指出“没有经济学，就没有政治学，真正的政治学就是经济学”，是经济生活的促进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政制，另一个是教育，陈焕章所阐发的孔子的政治观点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并认为“如果我们以此来阐明孔子的政治观点，我们将理解孔子头脑中的经济原则”。关于政制，陈焕章讲到五点：天子的民主、诸侯国政府、地方政府、言论自由、道德和法律。这是一个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君主民主制政制，公共事务和财富优先，个体自由和财富也得到充分保障，德治较之法治更适合这种政制和施政目标的要求。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孔子讲的教育是作为国家制度的教育，汉语的更正确表达应该是“教导（instruction）”，教导制是民主的基础，教导有教育、宗教和选举三个分支，其中作为智识教育的教育和作为伦理教育的宗教是源，作为大众代表制的教育性选举是流。按照孔子的设计，免费公学遍布全国，学校既是智识教育之所，又是孔教的教堂，传布孝悌之道，且是选举之所，受教育是选举资格，教育测试是普遍投票，选举出的代表进入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任官。显然，孔教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基于社会学而关心伦常的、民主的孔教与科学和政治没有冲突，将孔教从国家中分离会毁掉整个中国文化。而由于天子并不总是优秀，教育制选举的形式从乡举里选变为科举制度，中国政制产生出不少弊端，因此“中国准备由绝对政府转变为制宪政府”，采教育制选举并贯彻公众选举权的儒家政党将组成政府，中国政治将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促进者。

孔门伦理学的两个伟大原则是仁与义，原初意义上，仁偏向社会关系，义倾向个人准则，“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对个人而言，孔子将道德教诲置于经济生活之上，就整个社会而言，孔子将经济生活置于道德教诲之上；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个人中，君子是伦理生活第一，小人是经济生活为先。因此孔门伦理学的基础同样是经济学，促进经济改良是孔门伦理学的应有之旨，宋儒误会孔子教诲，导致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孔门伦理学首尊仁义，认为真正的利就是义，追求眼前之利有害社会之利和个人长远之利，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人，伦理动机和经济动机一样根植于人类的本性，因为“最有益于社会的那些人类心灵原则绝不是天然地作为最尊贵之物烙印于人类心灵之上，饥饿、干渴和对性的热情是人类物种的巨大支撑”（斯密），强调伦理生活优于经济生活，才能达到义利双行。孔子学说中，命运学说、姓名学说和灵魂学说都直接反对经济动机，但并不反对经济生活；庶富教，虽庶富为基础，但教是需要和目标，在经济世界中也成为圣人，这才是人类本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1913年1月《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说：“吾国人多劝余译（《孔门理财学》）为华文，余有志而未逮。以精力已疲而日力不足也。”这说明英文版在一定圈子有过流行，可无人译为中文，也许是虽有人知其重要，但无奈国人之关注和时势之要求俱不在此。该书只能是墙外开花墙内不香，对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凯恩斯撰写书评，韦伯反复征引，都不足以让当年引进凯恩斯、韦伯并使之风行中国的中国学人关注陈焕章。随着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复兴，2009到2010年《孔门理财学》三个中译本相继出版，陈焕章及其《孔门理财学》开始得到国人和经济学界的重视。陈焕章得到关注，但其学问却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理解，本文希望能抛砖引玉，带动出更多关于陈焕章其人其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陈焕章著，宋明礼译，《孔门理财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10月

陈焕章著，《孔教论》，中华书局，1990年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

韩华：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注释】

[1]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与梁启超书”第二，中华书局，1986年

[2] 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一书第四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8月

[3] 参看柯小刚《黑尔德“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与儒家“慎终追远”的祭礼空间——对中国伦理“井源”的一个政治现象学-解释学探入》一文，见《“现象学与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届中国现象学年会会议论文集》，2004年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