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需要加速推进

作者：陈彦军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按：本文作于2019年底，本是一个案例分析作业，没想参与当时的网上热炒。现在，面对一波波突发疫情中不时曝出的社会争议，感觉文章所论还有一定意义，特乞 一角发出。

案例

2019年11月27日，一则“离职补偿变敲诈勒索款，华为前员工被拘251天”的消息开始在网上热炒。华为前员工李某元于2005年10月入职，2018年1月31日被劝退离职。2018年12月16日，李某元被深圳市公安局以“涉嫌职务侵占”刑事拘留，12月28日，补充报案罪名变为“涉嫌敲诈勒索”，报案人是其前雇主华为公司，证据是从李某元前供职部门秘书个人账户汇出的30万元的转账记录。2019年1月22日，李某元被正式逮捕，3月21日移送审查起诉，之后经过退查，8月22日深圳龙岗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起诉，并对李某元进行了国家赔偿。由于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顽强的抗压力，加之孟晚舟无端被加拿大扣押长达一年且前途未卜，华为公司一度深受国民爱戴；但在此次事件中，华为公司因被怀疑苛刻对待离职员工、事发后全网删帖，其官方声明充满法律用语，又给不少人以“你尽管去告”的仗势压人的观感，更形增加了网上攻击和炒作的热度，并引发了各方多方面的讨论。 

分析

在传统中国的 “儒表法里”统治秩序里，国家的生效判决不仅具有法律的效力，同时附着道德的评判。华为前员工李某元被举报在离职过程中敲诈勒索而遭深圳司法机关拘押、逮捕，后经严格审查，终因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而无罪释放，并因被长期羁押251天而获得国家赔偿，这本来是一个现代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的规范操作，但前现代意识的巨量遗存，却使中国社会网络舆论场掀起诸如李某元无罪被陷害、华为公司冷血对待前员工、地方司法机关沦为大企业的帮凶等一波波道德批判。借着众所关注事件来热烈讨论现行保释制度的不足、大企业对新劳动法离职条款的刻意规避、个人在职场中的弱势地位等问题原本无可厚非，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素来就与众多由偶发事件引发的社会思想运动联系在一起，但一定要把法律意义上含义非一的“无罪释放”窄化理解为李某元没有事实上的违法行为，然后通过抡起道德大棒来绑架舆论以达成背后各种目的，则显然已游离出现代法治社会的所谓基本规范之外。

中国社会网络舆论场的这般操作其实其来有自。中国的进入现代，并不像西方国家是经由内部的经济社会变迁和文化政治革命而自然达成，而是在近代遭遇外部强力冲击的情况下，通过向西方学习以推动自身革命与变革而逐步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政治社会即国家系统较之经济社会、民间社会率先具备了现代的框架，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民间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主导性力量。政治转型中遭遇的内忧外患前所未有，所推动转型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的规模世所罕匹，都逼迫着中国的政治社会至少在起步时必须无比强大，这就为现代行政体系与传统官僚政治暗通款曲存留了巨量空间。而催生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中国革命有着鲜明的反抗各种压迫的道德光环和平等色彩，于是现代中国在打破旧社会、批判旧文化的同时却吊诡地以一种革命文化及随后的改革文化的面貌复活了传统的儒家道德主义，国家一方面要破除官僚主义、强调官员要做人民公仆，另一方面却以施行教化的道德楷模高标准要求各级官员，自身反成为官员失信和政府失信现象愈演愈烈的强力推手之一，并导致道德评判超越司法评判和民主评判继续弥漫于公域与私域。这样的政治社会所推动转型的经济社会和民间社会自然也少不了公域与私域不分、道德与法律纠缠、个人过错与集体责任混同、自由民主意识错乱等问题。所以，李某元事件的激烈发酵与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胎带的问题密切相关，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激化舆论的各类推手进行道德评判，甚至联系中美贸易战做各种阴谋论批判。

但当我们说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胎带的问题时，我们并不是要准备做一场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政治学批判。

现代政治学并不以伦理道德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它固然以追求善治为价值旨归，但它首先是一门科学，要基于客观事实与学科知识，遵从公认的政治学公理和定则，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政治实践并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反复循环来无限接近于善治的目标。面对中国问题，政治学必须要以一种科学的态度进入，要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现实，冷静地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生理与病理，既不因尊重生理的特殊性而遗落病理解剖的一般性，也不因坚持病理批判而无视生理改进。而且更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政治学者要时刻提醒自己，现代政治学源于西方，西方固然是现代社会的开启者，但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有西方一条，而且在西方内部，英国道路、法国道路、德国道路和美国道路等也存在着差异，西方政治学在处理内部庞杂材料时已然有着理论的分歧，在试图处理全球性材料时更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的局限；中国固然是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但中国历史文化和规模体量的特殊性使它必然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现代政治学对于中国道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无知，简单的以西范中式的批判只会使政治学沦失科学这个立身之本。我们还回到李某元事件。

李某元事件中，深圳司法机关的做法从已知信息中看并没有显见的护强凌弱、违法违规之处，而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到疑罪从无，更可以从中看到近十年来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上的显著进步；而华为公司坚持依法治企，依法与政府、社会等各界打交道，从孟晚舟事件到李某元事件，面对强权美国和浮躁中国社会，始终坚持法律解决问题的基本态度，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体系转型中民营企业的内在成长；而在公民社会组织发育仍遭遇重重障碍而需要在国家规训中才能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民间社会通过相对自由的互联网，采用屡试不爽的通过制造舆论来倒逼真相的方式，在依然强大的国家和渐趋强大的市场面前执拗地表达自身的述求，虽问题重重但也生机勃勃。现代政治学科学地进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场，既要历史地看待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上的这种变迁与进步，又要努力寻求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去概括和理解这种变迁和进步，而且这种理论应该是能包容中国政治现代化经验的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目前仍然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为主要根源的现代政治学，一方面不由分说地用类型学的方法将中国政治体系定义为威权模式，另一方面隐含着用一种历史终末论将西方民主模式确定为人类社会最终的归宿，这种违背政治学科学性质的莫名道德优越，却是建立在对数百年西方军事和资本优势强力打造的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霸权的顺服之下，同时建立在对这种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都始终不能达成善治的漠视之中。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主权独立下的经济崛起，西方国家在世界话语权和世界市场份额缩减的相对衰退情况下，国内民主政治相继出现民粹化现象，对外的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催发颜色革命的行径也变本加厉，现代政治学不对西方的这些现象做出合理解释而仍旧固守旧理论，显然不能使人信服。不简单地用一把尺子量历史文化和规模体量千差万别的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次，而是认真地就各国的变迁和进步论政治的变迁和进步，现代政治学才能走出旧理论的丛林，而不断展开心灵自由而态度审慎的理论创新，并真正使政治理论回归到其更多是为探求永恒真理而搭设的脚手架的应有位置。

在一党长期执政且党是领导一切的条件下，司法并没有宪制上的独立性，按照旧的政治学理论，司法只是威权性政党统治的工具，国家只会有法制而不会有法治。但以李某元事件中司法机关的表现之一斑来窥十八大以来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得到了切实的实现。一轮轮的倒逼真相，我们看到的是李某元本人确实存在着敲诈勒索的重大嫌疑，恰恰是华为方不善于“制造”证据，由于重要证人同时也是因违规被处罚的李某元原所在部门主管翻供而李某元善于录制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华为的依法举报变成了倒逼真相者笔下的“陷害诬告”。真要是陷害，华为会做出一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李某元多次接受采访，对司法机关的办案都没有提出问题，只是反复说251天羁押期间各种亲情之痛。确实，现行保释制度还存在僵化之处，但这只是法治完善问题，而不是没有法治。正是有法治，深圳司法机关才会对李某元疑罪从无，才不会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之大局而把华为的举报“做实”。其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中国的所谓专制王朝时代，法律就有着超越性的权威。不能陷入西方政治学的某些偏见，将对最高权力的制衡问题与有无法治混淆到一起，而对中国的法治一棒子打死。华为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民营企业，依法治企恰恰是成功之道。舆论有批评华为管理不善而导致李某元事件，但我们要问一问，这样的争议事件能够依法处理，不正是华为对中国法治的重大贡献？不正体现华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成绩？有人质疑国家和企业在个人面前过于强大，但没有国家的强大，我们很难设想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国这样复杂内外环境下的成功，而这种强大，又是近代中国革命以来的历史道路所逐步成就的，我们也很难设想当我们将这条不同于西方的历史道路掏空或虚无化之后国家还有没有推动市场改革的强大力量，而那样的话，对于我们享受到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和丰富的普通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中国企业的强大道理也一样，如果华为等中国企业不强大，中国在贸易战中怕早已是如晚清时一样屈膝投降了。重要的是，在中国，国家和企业强大，依然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事，而且正努力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落实。

网络上的舆情反弹，恰恰说明我们在西方国家这个巨大的参照物面前太注重形式法治建设而忽视了中国自身传统中曾一直发扬的情理法相统一的实质法治建设。舆论对于华为的最大反弹其实是反感华为“无情”。中美贸易战以来，全国人民那么爱戴华为，而对于李某元事件中舆情反映出的关切，华为竟然以法言法语的方式置之不理。网民情何以堪呀！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一定要建立像西方那样公域与私域分明、道德与法律分清、个人过错与集体责任分开的制度其实是不可行的。而且我们真正深入到西方社会，认识到宗教在西方社会方方面面的渗透，我们也不会断然将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上的分明、分清、分开认定为西方社会的现实。人类生活有着情理法的多方面需求，组成社会，组成复杂社会，应该是尽可能好地涵养人的需求，不同的历史文化会出现排序组合不同的涵养形式，只要社会中的人乐在其中就好，切不可为了学科理论的形式美感而去切割现实中的文化制度安排。

李某元事件真正暴露出的是，我们的社会建设确实是严重滞后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制度里，身家国天下一个也不能少，每一个都有相应的社会共同体或社会组织安排，层次不同而对个人来说同等重要。李某元在华为，工作996，可以说身全部卖给了华为，或者说卖给了逼迫着人成为房奴车奴的野蛮化的经济社会。华为对在职员工和离职员工的待遇确实较多数其他公司企业为优，但华为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淘汰跟不上队的员工，不给那些渴望在华为一辈子安身立命的传统心态的职工一个可靠的承诺。李某元在舆情纷纷之时仍渴望的只是与任正非一谈，我们姑且不论他在离职时的手脚是否干净，他无罪羁押251之后还念华为的好，还愿向华为进言，就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不是在追求效益的同时，也遗落了传统时代的东伙恩义、单位时代的集体庇护所带给个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呢？我们是一个处在复杂国际竞争甚至斗争中的大国，对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确实是时刻不能放松，但为社会组织的发育设置重重障碍，并不会减轻国家安全的形势，一次次网上舆情危机也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网络时代，我们更应该注重社会建设，让更多的人身有所安、心有所属，才不会使我们有一天突然面对乌合之众带来的无妄之灾。党是领导一切的，但我们看到党对政府领导得好，对企业领导得好，似乎都是因为有着权力等级和利益关系的缘故，共产党曾经赖以超越群雄的看家本领恰恰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和教育群众，但现在看来本领遗失了不少，工作做得并不好。我们希望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党更有自信，相信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这才是中国人安身立命、老安少怀和中国国家长治久安、文明卓越于万国之上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