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史论佚文《四皓论》考

作者：任文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四日丙辰

           耶稣2015年8月8日

摘要：《御定渊鉴类函》收有未见于文集的王阳明史论佚文《四皓论》。本文通过考索王阳明相关文献指出，他多于诗作中援引“四皓”故事以言自身“退隐”之志，而史家所载“四皓”故事，确有不足为王阳明援引为同道之处，故而作《四皓论》以稽考相关史实对于王阳明而言实有其必要。

关键词：王阳明 四皓 四皓论

《御定渊鉴类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简称《渊鉴类函》）卷二百九十一“人部”“隐逸”条下收录有王阳明《四皓论》，该论未见于阳明文集中。《渊鉴类函》是清朝康熙年间张英、王士祯等奉旨编纂的大型类书，依明人俞安期编纂的《唐类函》体例扩充增补而成。康熙《序》述此书之渊源云：“（类书）独俞安期《唐类函》颇称详括，大抵祖述欧阳询之《类聚》，稍删存《书钞》、《初学记》、《白帖》、《通典》而附益之。安期，明人也，而曰‘唐类函’者，以其皆唐辑也，既缺宋以来书，而唐以前亦有脱漏者。爰命儒臣逖稽旁捜，泝洄往籍，网罗近代，增其所无，详其所略。”据《渊鉴类函·凡例》言，其所增补的内容年代跨度为“自初唐以后五代、宋、辽、金、元至明嘉靖年止”，文献来源除唐以后的各种类书外，“二十一史、子集稗编咸与搜罗”，可知采择颇广，未审此《四皓论》采自何书。《凡例》又云：“诗文于短章则全采，于长篇则节录”，观《四皓论》，不可不谓“长篇”，然首尾尚全，似非“节录”者。

“四皓”事详《史记·留侯世家》[1]，其略如此：汉高祖因宠幸戚夫人而欲易太子，吕后用张良计，请“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的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羽翼太子，此四人系汉高祖尝求之数年而不得招致者——因高祖之“轻士善骂”而“义不受辱”。后汉高祖在一次宴席中看到四人从于太子，以为太子羽翼已成，最终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班固《汉书》卷四十张良传亦载有其事，与《史记》出入不大，当为承《史记》而来者。《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则有数语可补《史记》所未备者：“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2]王阳明《四皓论》谓“大抵四皓与汉本无休戚，谚曰‘绮季皓首以逃嬴’，则自秦时已遁去，其名固未尝入汉家之版籍也”，即源出于《汉书》此说，所引“谚曰”则未知出于何处。

明末黄淳耀《史记评论·留侯世家》云：“留侯招致四皓以辅翼太子，自杨维祯及胡俨、王守仁皆谓四皓隐者，不可得致，良因高帝所素重，遣人伪饰以诳帝也。”[3]观黄淳耀“王守仁皆谓”后诸语，颇足以概括《渊鉴类函》所录王阳明《四皓论》的内容，当系曾见此论而发者。黄淳耀之前，则尚未见有人道及王阳明所撰《四皓论》。虽然如此，考之王阳明文字，其间确有“四皓”之影响，略述于下。

王阳明“居夷诗”之《山石》云：

山石犹有理，山木犹有枝；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愁来步前庭，仰视行云驰；行云随长风，飘飘去何之？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高梁始归燕，题鳺已先悲。有生岂不苦，逝者长若斯！已矣复何事？商山行采芝。（《王阳明全集》卷十九）[4]

此诗所述为王阳明谪居龙场时思乡的愁绪，末以“商山行采芝”言己之志，所用即 “四皓”之典。“商山”是《汉书》所云“四皓”逃匿山中之所，所谓“商雒深山”。“采芝”，据皇甫谧《高士传》载“四皓”入山时曾作歌，中有“晔晔紫芝，可以疗饥”[5]句。

王阳明《醉后歌用燕思亭韵》云：

万峰攒簇高连天，贵阳久客经徂年。思亲谩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鬓萧疏夜中老，急管哀思为谁好。敛翼樊笼恨已迟，奋翮云霄苦不早。缅怀冥寂岩中人，萝衣菃佩芙蓉巾。黄精紫芝满山谷，采石不愁仓菌贫。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报梅花春。高间岂说商山皓，绰约真如藐姑神。封书远寄贵阳客，胡不来归浪相忆？记取青松涧底枝，莫学杨花满阡陌。（《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九）[4]

此诗为钱德洪编辑王阳明文字时收入《文录》续编者，未标注年月，观诗中“贵阳久客经徂年”语，则与上引《山石》诗同为作于王阳明谪居龙场之时。此诗亦因久客之乡愁而发，而述己之志则更详。中间云“敛翼樊笼恨已迟，奋翮云霄苦不早”，“樊笼”喻仕途，“奋翮云霄”喻摆脱樊笼后的自由，与陶渊明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意同。末云“记取青松涧底枝，莫学杨花满阡陌”，以涧底青松之枝自况，谓有所操守，不似漫天飞舞的杨花之无底止。所咏均为王阳明的退隐之志，而诗中亦引“商山皓”、“藐姑神”（典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以为同流。

王阳明“江西诗”之《除夕伍汝真用待隐园韵即席次答五首》其三云：

正逢兵乱地，况是岁穷时。天运终无息，人心本自危。忧疑纷并集，筋力顿成衰。千载商山隐，悠然获我思。（《王阳明全集》卷二十）[4]

此诗作于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除夕，在王阳明江西平宁藩之后。其时王阳明虽成不世之功，却遭朝中群小嫉恨而致谗言中伤，处境颇尴尬、危急。“忧疑纷并集，筋力顿成衰”，诸般非常之事使王阳明心力交瘁。“千载商山隐，悠然获我思”，复引“商山隐”以为同道，借以言自家退隐之志。作于次年八月的《游通天岩示邹陈二子》诗末联亦云：“采芝共约阳明麓，白首无惭黄绮俦。” （《王阳明全集》卷二十）[4] 此时王阳明仍未摆脱上述尴尬的政治危境，“采芝”、“黄绮”再借“四皓”典故道出心中归隐之志。

从以上数首诗可以看出，王阳明言退隐之志多有援“四皓”以为同道者，然参诸《史记》、《汉书》所述“四皓”事，则“四皓”实不足为王阳明援引为同道。黄淳耀《史记评论·留侯世家》云：“彼四皓者，特战国豪杰之士，田光先生之流耳。意气刎颈，固其常也。以高帝嫚骂轻士故不至，以太子卑辞安车故至，无足怪者。”[3]据《史记》所载而称“四皓”为“田光先生之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朱熹也认为“四皓”只是“智谋之士”、“权谋之士”，并否认其为“儒者”。[6]王阳明《四皓论》末尾亦云，如果《史记》、《汉书》所述为事实，则“（四皓）亦终与无耻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后世尚何足取哉？”如此看来，“四皓”既被王阳明援引为同道，则作《四皓论》以辨史家之妄，于王阳明而言，可以说就有某种必然性的意味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相信，《渊鉴类函》所收《四皓论》当为王阳明佚文。

黄淳耀云与王阳明持论相同者尚有杨维桢、胡俨（二人均在王阳明以前，杨维桢是元末人，胡俨为明初期之人），然质疑《史记·留侯世家》所载“四皓”之事者此前尚有人在。《晋书·殷仲堪传》载桓玄论“四皓”之事云：

桓玄在南郡，论四皓来仪汉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数公者，触彼埃尘，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党，夺彼与此，其仇必兴。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终吉，隐以保生者，其若是乎！[7]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亦不取《史记》之说，其《考异》云：

按高祖刚猛伉厉，非畏缙绅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高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缯缴安施”乎！若四叟实能制高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为此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8]

桓玄持“隐以保生”而质疑“四皓”羽翼太子之事，体现了魏晋时的风气。司马光则本于史家的眼光而不取其说，并指司马迁“好奇”。

黄淳耀所言杨维桢之说未见，胡俨之说见于其所著《四皓图跋》，文字不多，持论与王阳明较为接近，其文如下：

余读留侯世家，至有所谓四人者，尝高其义不为屈辱，因高帝欲易太子，吕后用留侯计，卑辞厚礼，招致此四人为太子助，此四人亦幡然无难色。司马公谓审有此，是子房为子植党以拒父也。愚以当留侯被劫画计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设变制权之术，岂暇顾父子之伦哉？然此四人既不为父用，肯复从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从太子见，宁必其不轻而且骂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远引，宜其不役志于物，一旦以金璧书币而来，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虽然，四人从太子游者，必有谓其果为商岩之老，则余不知也。[9]

桓玄所论“隐以保生”在王阳明《四皓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云“远辱以终身”、“智者立身，必保终始”。当然，所言“远辱”、“立身”已含有超越于单纯“保生”之上的意味，而涉于人之操守名节的层面了，故又云“节者自守，死当益锐”。胡俨之所谓“高蹈远引”、“不苟出”，亦是于此立论。王阳明尚基于儒家的立场由“保生”、“远辱”、“立身”、“守节”进一步推衍，以为出处去就抉择之关键在于“行道”与否，所谓“必待行道而后出”。在王阳明看来，“四皓”和与其同时的“鲁两生”[1]是“同世同志”者，并云“两生之不仕汉，其志盖不在小。四皓以数十年遁世之人，一旦欣然听命，则天下亦相与骇异，期有非常之事业矣”，这里所说的“非常之事业”即指“行道”而言。如不能“行道”而成就“非常之事业”，则必然不会选择“出”，这应该是其开篇所云“果于隐者必不出”的限定性说明。

《四皓论》持论与王阳明对于自身出处进退的考量是基本一致的。据笔者考察，王阳明于正德初年因触忤刘瑾而下锦衣狱、谪官龙场之时，对于时事与自身出处进退有比较冷静、全面的省察，时事如此，其得出的结论即自家应“退而修省其德”。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在王阳明心目中，“退而修省其德”始终是所谓“隐者”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点与“必待行道而后出”恰恰是相辅相成的。龙场之省察对王阳明后来对待仕途的态度影响很大，如谪居龙场后因刘瑾被诛王阳明复到京师为官，不数月即决意求退，与龙场之考量是相关的。《四皓论》虽为史论文字，所辩者为史实真伪，然论者对于出处进退的态度自然融入其中。王阳明自谓“敢造此事端”而“推测”于万世之后，其意亦在明出处进退之节。

附《四皓论》于后。《渊鉴类函》于此论正文前缀以“增明王守仁《四皓论》曰”数字，今径以“四皓论”为题录之于下，并分别段落，加以标点。

四皓论

果于隐者必不出，谓隐而出焉，必其非隐者也。夫隐者为高则茫然其不返，避世之士岂屑屑于辞礼之殷勤哉？且知远辱以终身，则必待行道而后出。出者既轻，成者又小，举其生平而尽弃之，明哲之士，殆不如此。况斯时君臣之间，一以巧诈相御。子房之计，能保其信然乎？四皓之来，能知其非子房之所为乎？羽翼太子，真四皓也，亦乌足为四皓哉？

昔百里奚有自鬻之诬，而其事无可辨者，故孟子以去虞之智辨之。今四皓羽翼之事，其迹无可稽，独不可以去汉之智辨之乎？夫汉高草昧之初，群英立功之日也。富贵功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骑项之辱，犬豕依人，资其哺啜之余，不计其叱咤之声也。然众人皆愚，而四皓独智。鹰隼高飞于云汉，虎豹长啸于山林，其颉颃飞腾之气，岂人之所能近哉？智者立身，必保终始；节者自守，死当益锐。四皓，世事功名谢之久矣，岂有智于前而愚于后？决于中年知几之日，而昧于老成经炼之时乎？

且夫隐见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则轻瓢洗耳之果，达时者则莘野南阳之贤。四皓之隐，其为巢由乎，其为伊葛乎？将为巢由乎，必终身不出矣。将为伊葛乎，必三聘而后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拟莘野之重，中不能为巢由之高，而下流为希利无耻之行。以四皓而为今日之为，则必无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则必无今日之为。

况辞礼之使，主之者吕氏，使之者吕氏，特假太子虚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颜不屑者也。其言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今太子仁孝爱士，天下愿为太子死”，斯言诚出之口，则善骂之君犹存也，四皓何为而来也哉？若果为太子仁孝而出，则必事之终身也，四皓何为而去也哉？夫山林之乐，四皓固甘心快意，傲尘俗之奔走，笑斯人之自贱矣，乃肯以白首残年驱趋道路，为人定一传位之子，而身履乎已甚之恶者乎？

鲁有两生，商山有四皓，同世同志者也。两生不出，吾曰四皓亦不出也。盖实大者声必宏，守大者用必远。两生之不仕汉，其志盖不在小。四皓以数十年遁世之人，一旦欣然听命，则天下亦相与骇异，期有非常之事业矣。以一定太子而出，一定太子而归寂寂乎？且将何以答天下之望，绝史传之诋议邪？

然则四皓果不至乎？羽翼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真四皓也，乃子房为之也。夫四皓遁世已久，形容状貌，人皆不识之矣。故子房于吕泽劫计之时，阴与筹度，取他人之眉须皓白者，伟其衣冠以诬乎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属，平昔所挟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计，彼岂顾其欺君之罪哉？况是时，高帝之惑已深，吕氏之情又急，何以断其计之不出此也？天下之事，成于宽裕者常公，出于锐计者常诈。用诈而为之劫者，此又子房用计之挟也。其曰“天下莫不愿为太子死”，是良以挟高帝者也。其即偶语之时，挟以谋反之言之意乎？

大抵四皓与汉本无休戚，谚曰“绮季皓首以逃嬴”，则自秦时已遁去，其名固未尝入汉家之版籍也。视太子之易否，越人之肥瘠也，亦何恩何德而听命之不暇也。且商山既为遁世之地，其去中国甚远也。一使才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来之速。况建本之谋，固非远人所主之议，而趋出之后，又无拂袂归山之迹乎。噫，以四皓之智，则必不至，以子房之计，又未信然也。

但斯说虽先儒已言，而逆诈非君子之事。自汉至此千四百年，作汉史者已不能为之别白，则后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乎？昔曹操将死，言及分香卖履之微，独不及禅后之事，而司马公有以识其贻罪于子之言于千载之下，则事固有惑一时之见，而不足以逃万世之推测者矣。是斯说也，亦未必无取也。否则四皓之不屈者，亦终与无耻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后世尚何足取哉？

【注释】

[1] “鲁两生”事见《史记·叔孙通传》：“于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史记》卷九十九）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 班固：《汉书》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 黄淳耀：《陶庵全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 皇甫谧：《高士传》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7]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9] 程敏政编：《明文衡》卷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