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贵州龙场再悟良知之道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初九日辛丑

           耶稣2015年7月24日

【摘要】明代残酷的政治生态与政治压迫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出“良知”的政治历史背景。他的“良知”说，是对孟子、理学和佛学的传承和发展。“吾性自足”是其“良知”的主要内容。长期坚持的执着精神是产生王阳明龙场悟出“良知”之道的主要方法。王阳明的“良知”说彰显了人的主体价值，具有民间性、世俗性、普遍性和社会性，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贵州龙场；良知；吾性自足；执着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是明学“自性之学”的真正创立者。王阳明是传统社会集内圣和外王于一身的“儒学完人”。清代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马士琼说：“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巨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唯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王阳明全集·王文成公文集原序》卷四十一）这段话虽然有溢美之词，但赞誉王阳明为中国历史上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式的人物并不为过。纵览王阳明的一生，他最为人所称道且具神秘色彩的是贵州龙场悟出“良知”之道。这种瞬间的生命顿悟和感念的体验，其实并不是一种神秘主义不可知的体证，而是具有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的，同时也与王阳明执着的个体体验、学习经历、知识结构和自身人生的经验与宦海沉浮分不开。

一、王阳明龙场悟出“良知”的政治历史背景

如果我们认为王阳明龙场悟出“良知”之道是一夜顿悟的结果，那么就把王阳明推向了神坛的位置，认为他是天才的思想家，不学而能。这样我们就犯了神秘主义错误，与儒学的实践精神不相吻合，更与其“良知”的精神背道而驰。时代是产生哲学家最好的土壤。王阳明龙场悟出“良知”，不是一夜顿悟的产物，而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和他自身长期思考体察和学习的结果。

明代残酷的政治生态与政治压迫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出“良知”的现实环境。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在胡居庸谋反被杀之后，宣布废除实行了几千年的宰相制度。宰相制是秦朝以来实行的“士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也是“士人”读书登第实现自己理想的阶梯。宰相对国家的治理和政府治权的贯彻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程颐曾经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宰相的职权是“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史·职官志》），其功能是“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执大政”（《宋会要·职官》）。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说：“尽管以权力结构言，治天下的权源仍握在皇帝的手上，但至少在理论上，治权的方向（‘国是’）已由皇帝和士大夫共同决定，治权的行使更完全划归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了。”［1］《自序二》同时，宰相对限制王权专制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对于士人来说，最大的政治理想不是推翻王权自己做皇帝，而是希望有朝一日考中进士，成为辅佐皇帝的枢纽之臣，实行王道政治，实现齐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明代先后设置了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等特务组织，用来监控、暗杀和密裁政府官员，残酷无比。《明史》说：“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明史·刑法三》卷九十五）同时，明代皇帝并不尊重士人出身的政府官员，在上朝时如果犯错误，或者一时忤逆皇帝，轻则廷杖，重则推出午门外斩首。王夫之说：“身为士大夫，俄加诸膝，俄坠诸渊，习于诃斥，历于桎梏，褫衣以受隶校之凌践，既使之隐忍而幸于得生。”（王夫之《读通鉴论·汉高帝》卷二）厂卫、锦衣卫、廷杖等专制手段的施行，能让官员“隐忍而幸于得生”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对于那些“上忧君国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讟”（同上）的士大夫不仅是一种精神打击，而且是一种肉体折磨。

我们从现存的文献比较中可以知道，汉代丞相犯错误，也不会被杀，最严重也是允许丞相在家中自裁，保留一份人臣的尊严。唐代的君主对大臣更是亲密有加，我们从《贞观政要》中可以看出来。宋代君主比较宽仁，“不杀士大夫”、“文臣无欧刀之辟”（王夫之《宋论》卷一）、“其于士大夫……诛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王夫之《宋论》卷十）。但是因为明代实行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制度，所以，很多士人都不愿意出仕为官，也很少给皇帝上书畅谈国家治理之策。这与宋代士人积极给皇帝上书形成鲜明的对比。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实行特务组织，监控和暗杀政府官员，这一方面加强了专制王权的绝对权力，另一方面士人“得君行道”、“以道进退”的仕途也被阻断了。宰相制度被废除，士人“得君行道”、“以道进退”的政治理想也同时化为泡影了。他们既然不能在“庙堂”上实现理想，转而在民间“移风易俗”。这正如荀子所说的，“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在这种相权被废，朝廷又实行严酷的特务组织，造成全国官员人心惶惶的政治生态背景下，广大士人对“学而优则仕”的兴趣不大，转而将全部精力转入民间，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价值。

王阳明二十八岁中进士到三十五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到此时已经为官七八年了，这中间经历了许多的政治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得罪大权在握的宦官刘瑾，遭廷杖三十，这损害了他的健康，王阳明五十四岁病逝，与这次廷杖损体有关。当然更可怕的是，王阳明因为得罪刘瑾被贬为龙场驿丞，他在去贵州龙场的路上还遭到了刘瑾派出特务的暗杀。只是王阳明睿智，逃过了这次死亡追杀，有幸活着到了贵州龙场。这种严峻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压迫，对于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儒家思想者来说，心理和生理不能不受到强大的冲击和刺激。

同时，贵州龙场自然环境恶劣。《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1508年）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三十三）这对王阳明无疑也是极大刺激。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下，他选择住在龙场山洞的石椁之中，王阳明已经做好了随时死亡的准备。但是，作为一代伟人，在死亡之前他不可能不思考自身曾经经历的一切。所以，在龙场悟道的那夜他还在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同上）的追问。在这种现实的刺激之下，才有龙场顿悟“良知”之道的发明，因此，我们说龙场悟出“良知”之道，肯定不是一种神秘主义体验和顿悟。

当然，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出现，除了上述严峻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压迫之外，还与王阳明平时的学习和成长经历、家庭教育等因素相关，但是严峻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压迫无疑是其龙场悟道的主要“刺激源头”。

二、王阳明龙场悟出“良知”之道的理论传承、主要内容和方法

《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1508年）记载，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三十三）这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精彩表述。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具体内容是体认到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良知”的真正内涵。“良知”是道德主体应对万事万物的磨难而不被外物挫败的道德主体精神的挺立和张扬，是主体自己决定自己的一种道德呈现。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王阳明通过改造和发展格物致知而成“良知”。“良知”是对“格物致知”的继承和发展，是宋明理学在道德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上的一次伟大的“扬弃”和“损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良知”是对孟子、理学与佛学的传承和发展。

“良知”是对孟子“良能”的发展。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良知”是指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情感，是先验性的，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是“爱其亲”、“敬其兄”，具有“仁”和“义”的内涵。不过，在应用范围上，孟子主要将“良知”锁定在家庭伦理中。［2］P24-25在个体道德心理层面上说，孟子“良能”只是一种心理层情感，并不具有哲学的高度。宋明理学认为，孟子提出“良能”之后，在汉代就中断了。汉代儒学主要注重训诂和师法，更多的是强调儒学的政治功能，如董仲舒的公羊学。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与中国文化的激荡与融合，到了唐代佛教大盛。佛教重视心，尤其是禅宗特别强调佛心与佛性。佛学讲的心，指的是未经污染的真如心。被私欲私利蒙蔽的心，佛教认为是“假心”。导致“假心”产生的主要是十二因缘。因此，要想成就佛法，就要破除“假心”，获得“真如”。佛教认为通过“定”和“慧”两种方法可以破除“假心”，获得佛心即“真如”。“定”就是方法，一般指坐禅，“慧”的方法主要是悟道。［3］P366佛教的这些获得佛心的方法刺激了宋明理学家，这自然包括王阳明。

宋代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和陆九渊等借鉴佛学的方法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资源，构建了体系缜密的理学和心学体系。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和朱熹的思想资源，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创立“良知”说。同时，这也与王阳明早年接受佛教的训练有关。佛教中的天台宗和华严宗，尤其是华严宗，强调理事圆融、事事圆融、理事无碍。这为王阳明通过“良知”打通人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因此，“良知”是对孟子、理学和佛学的传承和发展。王阳明构建的“良知”说，已经不同于孟子的“良能”和佛教的“唯心”说，而是打通了人内心“理”和外在的“事”与“物”，是内在和外在、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与统一。

2、“良知”的主要内容是“吾性自足”。

“吾性自足”出自《王阳明年谱》，是他贵州龙场悟道的体验，“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矣。”（《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三十三）“吾性自足”代表了“良知”的主要内容。

很多研究者认为，王阳明的“良知”的主要内容是内心自我的呈现，是一种心灵的直觉体验。这种观点散见在当今的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等著作中。其实这是值得商榷的。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悟出的“良知”不是一种心灵的臆想，不是现代心理学上说的一种单独的孤标傲世的自我与自我的对话，更不是禅宗唯心的无念虚空。王阳明的“良知”说，是打通了人自身内在的“良知”或者如孟子说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四端之心”，是人本身的仁心、义心、礼心和智心组合而成的“良心”，是与外在事物“理”的统一，是人自身的“良知”沟通自我、内心与身外“存在”的统一。“良知”就是“理”，这是王阳明反复强调的，但是“理”只有一个，因此“良知”只能有一个。心中的“理”即“良知”就是外物的“理”。“良知”和“理”其实一个“理”。“理无内外，性无内外”（《王阳明全集·答罗整庵少宰书》卷二），因此，“良知”就无内外，“良知”是内在和外物的统一，即是理、性、心、意、物等的统一。

“理”的一切活动都归于“一”。“理”不是脱离自我和外物，同样，“良知”也就是“一”，不能脱离自我和外物。王阳明说：“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王阳明全集·答罗整庵少宰书》卷二））王阳明这里把理、性、心、意、物都归于“一”。这是“理”的“一”，因为“理”就是“良知”，所以也是“良知”的“一”。同时，这一切也都是“良知”的运行与呈现。王阳明还进一步指出，“理”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如孝之理，不是不变的，只有行孝才知孝之理。“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卷一）所以，后来王阳明为了让人体知“良知”，提出“知行合一”。这样才能让人完全把握“良知”的内容。这就是王阳明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良知”的主要内容。

3、长期坚持的执着精神是产生王阳明龙场悟出“良知”之道的方法。

王阳明龙场悟道并不是一时的顿悟和醒觉，而是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宦海沉浮和生命考验的结果。尽管《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在叙述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时候，犹如凤凰涅槃、神鬼莫测。“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矣。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三十二））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王阳明龙场悟道最详细的记载，他悟出“格物致知”的时间是“中夜”。“中夜”，一般的时间应该指子时，即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很多人觉得神秘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这是王阳明“中夜”忽然悟出的心理体认。其实，我们从王阳明“悟道”之前的经历来看，他这种“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与他长时间的执着有关。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证明。

一个例子是青年时代合卺之夜离家出走。王阳明十七岁结婚，合卺之夜当天忽然离家出走，至于出走的原因不是很清楚，有的说是因为他患有结核病，做出异常的举动并不奇怪。但是依据现代医学理论，结核病和异常举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心学大师陆九渊也患有结核病，他却没有做出异常的举动。这说明，患结核病的人会做出异常的举动，并不具有医学上临床表现。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王阳明对认识事物的执着。王阳明十七岁时沉溺于道家。所以，当时他在铁柱宫遇见道士，就想请教道家养生之术，谈了一夜，忘记了合卺之夜，第二天才被岳父派人寻回。至于他和道士具体谈了些什么，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尽管《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录了王阳明与道士交谈的逸闻，但是这毕竟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4］P77但是，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王阳明对认知事物的执着。这种执着的求知性格，为他在贵州龙场处于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万山丛棘中悟出“良知”提供了基本心理条件。

另一个例子是格竹失败。王阳明青少年时代，跟随父亲住在京师。他父亲的官邸有许多竹子，当时他和钱氏谈论成贤成圣的问题，读到程颐的一句话：“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而立即想到“格竹子”之“理”，两人日夜冥思苦想，终无所得。三天之后，钱氏因疲劳过度而病倒，只好放弃。王阳明认为钱氏精力太弱，所以自己更加努力“格竹子”。［4］P72他取了竹子来研究，东看也不成，西看也不成，摘了叶也不成，格了枝也不成。［3］P351七天之后，王阳明同样因为疲劳过度而病倒，最后叹曰：“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卷三）王阳明“格竹子”的内容记载在《传习录》下卷中。《王阳明全集》收录的《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此时的年龄是二十一岁。但是清华大学陈来教授考证，王阳明十九岁的时候祖父去世，父亲王华回余姚治丧三年，所以二十岁时王阳明应当在余姚。《年谱》记载应该有误。但是不管是不是二十一岁，“格竹”事件却是真实的。这个例子说明，尽管他少年格竹子用的是物理学的方法去认知“天理”导致失败，但至少说明他对事物的认识是执着的。当然，他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去认知理学关于宇宙万物通变之“天理”，这方法本身就不对，失败是难免的。可是，我们不能不佩服少年王阳明的勇气和执着。可以说，这是他后来龙场悟道的一次少年预演和彩排。

由此可见，王阳明从合卺之夜离家出走，到格竹失败，再到龙场悟出“良知”之道，是其执着的秉性造成的。龙场悟道不是神秘的产物，也不是外在神意的“坎陷”（牟宗三语），而是他长期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和执着的秉性自然而然产生的。

三、王阳明龙场悟出“良知”在儒学思想史上的价值

王阳明的“良知”说彰显了人的主体价值，具有民间性、世俗性、普遍性和社会性，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宋易代之际，中国思想史上儒、道、释都发生了革新运动。佛教的革新运动是慧能新禅宗的出现。这场革新使印度佛教经由两汉之际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吸收，到唐代完成了印度宗教中国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新禅宗。道教在汉代创立，经魏晋南北朝与儒家和佛教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交融，到了唐宋时代也形成了以全真教、金丹道教等为代表的成熟的新道家派系。儒学经汉唐训诂章句之学，并不断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成果，形成了宋明理学、心学和气学。新儒家即宋明理学在新禅宗止步的地方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这一步的最后完成则是王阳明“良知”说的提出。

宋明理学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至少可以分为：程（程颢、程颐）朱理学和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心学。程朱理学朱熹是集大成，陆王心学最后由王阳明集大成。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王阳明是整个理学发展史上最后的完成者。这是他的“良知”说在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因此，我们说王阳明良知”的价值，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具有民间性、世俗性、普遍性和社会性，是中国民间思想觉醒的重要代表，它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主体性的一次大发展和大转向。

在王阳明之前，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儒家思想主要是在士君子或士大夫中流行，广大民众对儒家思想是陌生的。他们的所作所行不过是按照士君子和士大夫制定的要求来执行，而在众多的儒家思想家中，出身陶工、樵夫、商人的寥寥无几。王阳明的“良知”主张人人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就是自己的“良知”承载者和体现者。“良知”是“吾性自足”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良知”。自己是自己“良知”行为的发动者、执行者和评判者。“良知”让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宰制自己的言、行、思、容，自己成就自己。王阳明的“良知”呼吁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所以，他说“满街都是圣人”。一个人没有成为圣人，不是因为人本身没有“良知”，而是自己被“私欲”所遮蔽，污染了自己心中的“良知”。这是“良知”对人性的高度赞扬。所以，这对儒家思想深入民间和社会底层起到了极大的推广和鼓励作用。

正是因为王阳明的“良知”才使得中国儒家思想彻底民间化、世俗化、普及化和社会化。王阳明“良知”说的提出和推广，改变了汉唐儒学贵族化、官僚化和知识化的趋向，指明了儒学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发展新方向。这为后世一些儒家思想家出身“草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泰州学派的王艮（早年砍柴为生后随父经商）、韩贞（出身陶工）、朱恕（以砍柴为业）等。王阳明的“良知”说也为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的“启蒙”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之，王阳明的“良知”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这也是王阳明研究者津津乐道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把龙场看作是心学“圣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欧阳辉纯．论王阳明“良知”的伦理内蕴［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3]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元明篇）［M］．台北：学生书局，1988．

[4]［日本］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