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重建与士风之清廉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十二日乙巳

           耶稣2015年5月29日

最近，中纪委网站开设“家规”专栏，意在强调家在养成清廉士风中的作用。这种强调，固然凸显了养成良好士风的重要场所——家——的价值与意义；但更值得强调的是，必须吸取传统乡村文化之积极因子，以重建现代家庭。不然，现代家庭不可能完成养成良好士风的任务。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家庭教育之于政治的意义。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一个孝弟的人，在家不会犯上，在外不会作乱。这样的人对于政治有很大的引领作用。故孔子引《尚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是以《大学》进一步总结之曰：“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既然家之于政治之意义如此重大，那么，中国人历来就重视家庭教育，也就不奇怪了，故中国家训文化特别发达。可以说，正是这些存在于民间的家训文化，为华夏民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清官循吏，从而维系正道而不衰，人道于不坠。

然而，家庭教育之于人，到底具有怎样的作用呢？吾人不妨以颜之推的话作一概说：

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道，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颜氏家训·序致》）

的确，中国传统家庭秉持“诗书继世，孝友传家”的精神，不但为政治之清明培养了人才，而且为社会之和谐，民风之纯正贡献了水泥般的粘合作用。

我们现在弘扬“家规”，当然是希望重拾这种精神，从而扭转现代政治因形式性而带来的无人性的干枯与无德行的暴戾。无论现代政治如何自由及民主，如果不能扭转其形式性，则其干枯与暴戾总是不可免的。是之不可免，则社会问题永远在悬而未决之中。要明乎此，我们必须解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

现代政治是一种科学，所谓科学就是以形式性的概念来规定对象，以逻辑的推演来确立规则，使对象尽可能地具备无代替的客观性。在这里，概念与规则是惟一的工具与手段。切就政治而言，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把政治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制造概念，确立规则，使政治具有可操作的客观性，乃至可量化的计算性。例如，要确立领导人了，就制定一个选举法；要发展教育了，就制定一个教育法。等等。是以马尔库塞说：

当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电视、电台和舞台上说出自由、完善这些伟大的字眼的时候，这些字眼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它们只有在宣传、商业、训练和消遣中才能获得意义。理想与现实同化到这种程度，说明理想已被超越。它被从心灵、精神或内心世界的高尚领域里拽了出来，并被转换为操作性术语和问题。[①]

这样，政治或社会生活只成为了依法而行的程序，人生的圆融被这些程序所分割、拉空，以至于吾人只知道有程序而不知有人。于是，政治之无人性的干枯与无德行的暴戾成矣。难怪卡希尔叹曰：“在政治中，我们尚未发现牢固可靠的根据。……我们正在建造雄伟壮丽的大厦，但我们尚未能把它们的基础确定下来。”[②]

中国传统却从不这样来看待政治。中国人把政治作为人性之教的自然延伸，故《大学》有“修齐治平”之说，治国与平天下是修身与齐家的自然延伸。也正因为如此，罗素才说：“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civilization entity）。”[③]政治实体与文明实体奚辩？曰：前者依法之程序，后者尊人之德行。荀子曰：“闻修身，未闻为国也。”（《荀子·君道》）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特征之彰明。这种政治要得以正常运行当然依赖“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这五伦之教。五伦之中，父子、夫妇、兄弟属于家庭中的关系，而君臣、朋友属于政治或社会中的关系，但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关系不过是兄弟关系的延伸。这样，五伦之教实际上皆可以在家庭中完成，故家训与家规之于中国之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但问题是：吾人现在要重拾传统家训与家规之精神可能吗？进一步的问题是：现代家庭还是原来的家庭吗？若是，就可能；若不是，则根本不可能。

吾人现在明明依然有家，依然有父子、夫妇、兄弟这些人伦关系，难道家还有什么不同吗？曰：有，其差别大矣。

中国传统社会乃是以农耕为主导的宗法社会，家庭就寄居在这样的宗法社会之中。这样的家庭有乡土之依赖性，乡亲之稳定性，风俗之一贯性，宗法之赓续性。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家教的一部分，即使一个人完全不识字，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但在这里却依然可以得到完整的教养。吾人随便翻开一本古人之文集，即可见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之于人的性情陶冶之风力：

自吾为婿，未尝见其喜怒，唯见其慈祥恭谨，为姑如妇。祭祀賔客，酒殽葅醢，靡不躬亲，涤濯致洁，调割致适，奉承荐献，致其诚敬。其勤劳中馈，殆如一日，诸妇祈欲逸之而不可得。……然幽闲安详，不动声色，履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陆九渊集·黄夫人墓志铭》）

有乡土，有风俗，遂有乡村妇女孝友恭谨、勤俭持家之品行。

淳熙丁未，江西嵗旱，抚为甚，抚五邑，金谿为甚。仓台、郡守，留意赈恤，别驾廖君实主之。廖知其说，莫善于乡得其人，莫不善于吏与其事。造庐问公计策，且屈公为乡官，于是乡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权以牟利。明年，赈粜行，出粟受粟，举无异时之弊。里闾熙熙，不知为歉嵗，而俗更以善，公力为多。（《陆九渊集·陆修职墓表》）

有乡亲，有宗法，遂有里闾乡绅赈济平民、移风易俗之政教。据史籍记载，宋江西陆氏，世居抚州金溪二百余年，为世家大族。墓主人陆九皐（曾任修职郎）之所以有这样的政绩，这与其世家之教是分不开的。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陆九皋所云之“莫善于乡得其人，莫不善于吏与其事”一句，其意乃云：乡村之治理更重要的是依赖德高望重的乡绅，而不是当地执事之官吏。这意味着，传统的宗法之治不但可以代替国家之政，且比之做得更好。“里闾熙熙”即其明证。这是教化大行、人性圆融之结果，不是纯政治规则之明晰与条例之公正就能促成的。

但是，吾人环顾一下当今苍穹之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匆匆忙忙之人群，传统之家庭还存在吗？诚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

但在城市里，这样的家离析了乡土与乡亲，没有了风俗与宗法，成为了纯粹寄居的场所。家只是人们一起吃饭睡觉的地方，乃至吃饭睡觉要在家里进行，必须先要预约。各式的商务住宅小区，虽人口众多，且生活快捷方便，然多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不认识亦不来往，每个人都是热闹人群中的孤独人。

在乡村，尽管故土还在，但为了致富梦，多数人进入城市务工，留下老弱病残在家，所谓“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都是其结果，家早已“空”了。如今的中国乡村，荒草丛生，鼠兔时出，一派凋零衰败之象。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传统乡村在地里上似乎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可以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现在的家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了。既然家已不存在了，家训与家规又如何进行呢？所以，吾人从认识上觉得有必要弘扬传统之家训与家规精神，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如果不进行家的重建，则这种美好的认知必然落空。因此，重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使人们于故土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重现宗法社会之家训与家规，是中国社会稳定，民风纯正，士风清廉的有效保证。

要重建传统乡村社会，必须从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中停下来。何也？费孝通先生曾对比了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与西洋经济模式之不同。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名曰“匮乏经济”，而西洋则为“丰裕经济”。前一种模式之于人的影响是知足，后一种模式之于人的影响是纵欲。他说：

匮乏经济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在位育的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在丰裕经济中则相反，是修天以顺己，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④]

匮乏经济造成了人类的贫穷，但丰裕经济却使人类不安。那么，二者孰之为害更大，费孝通先生进一步说：

我们的传统，固然使我们在近百年来迎合不上世界的新处境，使无数的人民蒙受穷困的灾难，但是虽苦了自己，还没有贻害别人。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⑤]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摒弃传统，发誓要在技术上赶超西洋，由此而摧毁了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使传统的家庭彻底崩塌，根植于这种社会结构的文化传统亦没落沦陷。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如今，国人赶超技术之恶果已经显现，故西洋文化之于人类的利益固多，但其恶果亦多，二者相较，孰更大，现在颇难预料。但如果人类的技术还在无限制的发展，则人类收获的一定是恶果大于利益。

因此，吾人当今弘扬传统之家训与家规，不应限于一种技术性的措施，而应从整体上着眼，重建传统之乡村社会。如实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靠政治的宣传布置，儒者的摇旗吶喊就可以实现的，其根本端赖乡村社会之重建。若是之不成，人们总是在西洋工业文明丰裕经济之模式下竞争赛跑而停不下来，要养成清廉的士风与淳厚的民俗，隔靴搔痒，无济于事；削足适履，岂不难哉？！

【注释】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7页。

[②]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页。

[③]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④]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48页。

[⑤]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1页。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