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民国时期的法治与党治

民国时期的法治与党治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首发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5年2月4日

自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来，国民党乃标榜“党治”，声称“党权”高于一切，又自认其领导的“国民革命”超然于特定阶级之上，代表了全民利益，故在当时劳工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的具体对立上，常不作左右袒，持中道立场，而以维持社会稳定与党的权威为目标。

1932年，中日爆发“一·二八”淞沪战争，当时位于上海的三友实业社被迫停产。战后，三友社资方无意复工，拟将工厂迁至杭州，且借机将千余工人全体解雇。工人生活顿失所依，遂与资方发生冲突。资方拒不复工，对上海地方当局的调停亦强硬拒之。劳方遂将此案上告南京中央，政府将此案交由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民运会）办理。民运会颇同情劳方，迭发二电公开指斥资方，遂激起整个上海资方的公开反弹。上海数十家企业联名发表宣言，批评政府违背约法精神，摧残实业，“于法治精神，尤有违反”，“同人爱护党国，爱护秩序，不得不爱护法治”，“欲谋劳资之相安，必先尊崇法治”。国民党政府则痛斥资方之嚣张，声称保护工人利益，“决不能专徇厂方增累利润之片面企求，而置多数工人生死于不顾”，“如任何私人资本家敢认为本党扶助劳工、兼顾劳工利益，即为恶例，则三民主义之本党亦有勇气开此世界未有之恶例”。政府既引“三民主义”为据，资方亦据其中之“民权主义”，质问政府：“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独至劳资对峙，此条乃不适用乎！”

可以说，自国共合作破裂以来，国民党如此对资本家大加挞伐，实属首次，而资本家亦动辄标榜“法治”，高扬“民权”，指责国民党将“党权”置于法律之上，盖丝毫无惧于国民党之政治权威也。

稍后，国民党政府有鉴于此，遂修订《劳资争议处理法》，以便为政府干预劳资纠纷提供充分的法理依据，并据此新修法条驳回资方上诉，强令资方复工。

盖共产党声称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即便建国以后，亦始终以为其政权的阶级基础。其取天下以此，然终酿成“文革”之祸亦以此。国民党则不同，其始则标榜“国民革命”，即便取得政权以后，亦未完全倾向资方与地方的利益，盖始终持一“中道”的立场也。然此种立场，既失资方与地主之倾心支持，亦未若共产党能真正得工农之拥护也。故国民党之失天下，实以此也。虽然，阶级斗争终有消亡之时，政府则当回归常途，而以儒家的“大中至正”之道以治天下，此“三个代表”理论所以为历史之必然也

责任编辑：姚远

曾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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