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引论』是当代儒学开山巨著

作者：刘怀岗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甲午年八月十一

            西历2014年9月4日

今天收到福建教育出版社寄来的新版『公羊学引论』。新版较第一版装帧设计精美，书中的错别字也作了更正，更有利于读者阅读。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及徐建新先生的付出！

有朋友问：“我想学儒学，请给推荐几本入门级的儒学书籍吧。”我思来想去，最终还是答覆如下：“在当代如果真要学习儒学，『公羊学引论』就是最正宗的入门级书籍。”

儒学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宝藏，其典籍是如此浩繁，思想内涵极其广大。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个入门者来说，从哪里着手的确很难。况且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各种学术思想充塞，这更增加了对儒学入门的难度。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代，因为不仅孔子、儒学在过去一百年来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击、破坏，就连儒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也被翻了个底朝天。所以，今天我们要接续正宗儒学，的确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难。

所幸大道不绝。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儒学复兴的时机，这一方面是天佑下民，圣学不绝；一方面则有赖于时贤大儒的兴起发扬。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儒学，其兴起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海外新儒家的反餔，一个源头是当代大陆儒家的自觉兴起。然而海外新儒家由于远离中土，往往以接续西学民主思想为指，虽有反餔之功，然已水土不服，不适用于解决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海外新儒家的学术基础是心性儒学，其从心性儒学入手，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从没开出外王，所以现在在政治领域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抛却学理问题不讲，这也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毋庸置疑。

同时思考外王问题的，不仅仅是海外新儒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中国的外王问题，这就是蒋庆先生。蒋先生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究式学者，他是一位真正置心于中国社会、用浑身热情思考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问题的智者。他不仅不相信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无外王的论断，而且坚信中国的问题衹能从中国的思想资源中开出外王来解决。早在公元一九九○年一月份，蒋先生在致牟宗三先生的信中[1]，就讲到：“庆去岁赴港会友，不意得仰见先生……返深后，突遭世变，情志激奋，心绪不宁，不知中国与吾儒出路何在。殷忧深思，孤心凄苦，半载有余。而后乃坚定志向，重振信心，知中国之问题仍是儒学问题，离儒学中国之问题无由获解。”“儒家心性之学虽可建造伟大高深之形上学体系或生命哲学体系，但落实到人欲横流之政治法律领域则无能为力，建立不起一套合理之外王制度，故儒学必须重新恢复其重经验之传统，才能在当代中国开出新外王。若儒学不能在心性之学外重建一经验之学，儒家外王大业将难有希望。故庆以为必须在生命儒学（心性儒学）之外重新建立一政治儒学（外王儒学），为中国今后政制建设提供坚实之理论基础。此学只能从公羊学中开出，因公羊学即中国之政治儒学、外王儒学；其既具经验性格，又重形上天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开出光辉灿烂之伟大外王。庆不同意儒学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未开出外王之说，不能接受今后中国政治建设一味只从西方寻找政治智慧和原则之作法。（中国百年来之知识分子一味衹从西方寻找政治智慧和原则，结果在政治上导致全盘西化，此教训实在深刻。）”

从信中不难体会出蒋先生的深忧：一方面深忧中国社会的变故，一方面深忧时贤对于儒学的误解误导。正是因为如此，蒋先生以极大的生命热情，在当世重新发明了政治儒学。而政治儒学，便是以公羊学为基础，『公羊学引论』就是这样一部当代的开山儒学巨着。所以，要学习当代儒学，舍『公羊学引论』难得其大体。

那么，什么是“公羊学”？“公羊学”的全称，应该是“春秋公羊学”，是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学问。而事实上，公羊学就是春秋学，春秋学就是公羊学。春秋经传是由公羊氏代代口传相授，由春秋时期一直传到汉代，然后才形成文字的。衹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这一事实被混淆，才有了『春秋公羊传』的说法。

世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孟子称：“『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提到『春秋』，一则称“修”，一则称“作”，这充分证明了现传所谓的『春秋公羊传』经传皆由孔子所作。所谓“修『春秋』”，是说孔子修『春秋』经。孔子依百二十国宝书，以鲁史为大纲，“修”了『春秋』一经。这在『春秋传』中都有体现，说“不修春秋”如何如何，就是说『春秋』一经是孔子所修。所谓“作『春秋』”，是指孔子作『春秋传』，这与孔子赞『易』道而作『十翼』是一样的。所以说，所谓的『公羊传』，仅仅是公羊氏所传承而写下来，并非公羊氏所作，而是孔子所作。这在『公羊学引论』一书中“公羊学创立于孔子”部分有详述。

所以，所谓的“公羊学”，就是百分之百的“孔子学”。“公羊学”是孔子获麟受命，损益三代先王礼制，而为万世制作的大经大法。『春秋』一经，首元而重本始，重志而彰善恶，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时中而行，因时损益，制度垂范。因此，在『春秋』一经中，本身就有着完备的制度思想体现，具体落实为“春秋制”与“太平制”。政治儒学的思想基础，全在公羊学。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公羊学引论』就是先立其大者之书。

『公羊学引论』还修正了今本『春秋公羊传』中的一些纰漏。今所传『春秋公羊传』中，衹有“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之说。而在『公羊学引论』中，将其修正为“天子僭天，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2]

《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书曰：“齐侯唁公于野井。”《传》曰：“唁公者何？昭公将弑季氏。告子家驹曰：‘季氏爲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驹曰：‘天子僭天，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久矣’。”

今本『春秋公羊传』中，并没有“天子僭天”一语。怀岗就此一问题请教于蒋先生，先生答曰：

“《十三经注疏》中，《春秋公羊传注疏》‘校勘记’于此条后引《考工记》注曰：‘天子僭天’。陈立《公羊义疏》亦谓：‘天子僭天’是‘严氏春秋’，汉儒多引之。于此两处你可参看。因《公羊学引论》非考据之作，故我用此语时未指明出处。现在想来，何休时已入东汉，君权日炽，诸儒或有所惧，故于《春秋》传中删‘天子僭天’一语也。”

这一修正，非常符合『春秋』原本义理，使得『春秋』思想更加整全完备。

『公羊学引论』一书，从正统经学角度系统地阐述了『春秋』十二大基本思想，这十二大基本思想分别是：『春秋』新王说、『春秋』王鲁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天人感应说、夷夏之辨说、经权说、张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大复雠说。这十二大基本思想，充分体现了政治儒学的思想基础，体现了人类历史中的公平公正，开出了万世一体的制度基础。

『易经·系辞』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人类的学说都是从人类的焦虑中产生出来的[3]”，『春秋』一经，即孔子处于春秋时期为万世忧患之作。『公羊学引论』，也是蒋先生处于今世的忧患之作。

在『心学散论』一文中，蒋先生说：

“压迫吾人心灵使吾人不安者，除自然生命之生死外，尚有非出于自然生命者。此种焦虑，吾名之曰历史文化之焦虑。吾人须知，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为纯自然之存在，动物无历史文化；人非纯自然之存在，人有历史文化。人是历史文化之产物，故人之生命是一历史文化之生命，人之自然生命亦因之打上历史文化之烙印，具有历史文化之性质。人生于历史文化中，其焦虑有因历史文化而起者，故曰历史文化之焦虑。如孔子忧德不修、学不讲，忧礼崩乐坏、名不正言不顺，忧春秋王道缺、王路废、世间无公道仁义；孟子忧诸侯不行仁政、霸道横行、杀人盈野、民若倒悬，忧吾人放心不返、天爵不求、逐物丧己、不能尽心知性知天以实现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与夫阳明子忧词章考据训诂功利之习以为性障蔽吾人良知而使吾人丧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此“忧”即是因历史文化而起者，故曰历史文化之焦虑。而所谓生死，亦有因历史文化而起非因自然生命而起者，如孔门所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皆因历史文化而起非关自然生命者。故吾人自然生命之生死，即历史文化中生命之生死；吾人生死之焦虑，即历史文化中之生死焦虑，吾人未有与历史文化无关之动物式生死焦虑也。吾人生于世，除欲化解自然生命之生死焦虑外，更欲化解历史文化之焦虑。此焦虑不化解，此历史文化存在之心不安。何以故？人之存在乃历史文化之存在故。是故化解历史文化之焦虑是吾人作为历史文化存在之第一要务，《易》所谓忧患意识者忧患此也。”

读『公羊学引论』，更能实际感受到这种历史文化之焦虑。这是一种大焦虑、深焦虑。而蒋先生的一切思想，都由此焦虑所发。甚至今日儒学界的各种思想，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一焦虑的影响。

如此说来，凡具有历史文化焦虑者，能不读『公羊学引论』吗？所以说，把『公羊学引论』作为现时代儒学的入门读物是非常正确的，把『公羊学引论』作为当代儒学的开山巨著，一点也不为过。

【注释】

[1] 蒋先生致牟宗三先生的信，未公开发表。 

[2] 见『公羊学引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P18、P161等页。 

[3] 《公羊学引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P8. 

甲午秋，八月初五日，后学刘怀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