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三谈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甲午年八月初十

            西历2014年9月3日

之一：戒毒，从人格建设开始

人格缺陷是人生最根本的缺陷。人类很多问题，包括种种不良嗜好和习气，无不种因于此，根源于此。人格低劣，百弊丛起，心病丛生。这也是很多人染上毒瘾、滑向邪路的根本因。

染上毒瘾的表层原因因人而异，或幼稚无知，或叛逆成性，或好玩好奇，或逃避痛苦自甘堕落，或朋友诱导环境影响，或精神空虚生活无聊，追求刺激和享受，

或观念错误，认为吸毒很派，很酷，很光荣有面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根本原因无非品德低劣和人格残缺。盖正人君子，思想正确，心理健康，人格健美，道德健全，自然不存在上述种种问题。

因此，重建道德人格是戒毒关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不断提升道德认知和修养水准，纠正扭曲的心理和错误的思想，有助于从根本上戒毒，并从根本上解决各种人生问题。

儒学是仁学，即最高人学，最优秀的人格主义哲学，是人格建设和道德成长的指南针。孔子说“三十而立”，就是建立和健全了基本人格，圣贤则是君子之大者，理想人格，道德圆满。

儒家认为，人格健康，才是成人，完整的人。《论语宪问篇》记载：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问怎样才是完整的人。孔子说：“如果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清廉，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来陶冶它们，也可以算是成人了。”又说：“现在的全人何必那样？见到利益能想到道义，遇到危难敢付出生命，平日对人有承诺之言，牢记不忘，也就可以算成人了。”

臧武仲，即臧孙纥（hé），臧文仲之孙，鲁国大夫，颇有智慧，时人称之为圣。孟公绰，鲁国大夫，属孟孙氏家族，廉静寡欲，以德行著称。卞庄子，鲁国大夫，封地在卞邑，以勇闻名，威名远扬。冉求，孔门高弟，多才多艺。孔子说一个人兼有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四位之长，具备智廉勇艺，再经过礼乐陶冶修养，就是成人了。

“亦可以为成人矣”，语气很勉强。因为智廉勇艺加上礼乐陶养，优于“下学”了，成为士君子了，但是否“上达”或达到什么程度，仍不好说。其次，孔子说，今之成人的标准大大降低，智廉勇艺不全，礼乐陶养不够，但能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也很了不起，可谓之士。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样的士君子，怎么会去吸毒呢？扶正祛邪，事半功倍，万一染毒，又怎么会戒不掉呢？可见人格修养之重要，有毒戒毒，中毒解毒，无毒防毒，有效防止青少年滑向毒路。

自爱、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自达都是人格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健全人格的基本要素。仁者爱人，立人达人，亲亲仁民，则是健全人格的表现和责任感的体现。

孝道体现的就是一种家庭责任感。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东海学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人格残缺者，鲜矣；人格健美而好吸毒者，未之有也。

一些吸毒人员在社会上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在家庭里不孝不悌，为所欲为，这都是责任感缺乏所致。更有甚者，为了索要毒资而打骂父母，完全不懂孝道为何物。因此，提倡孝悌，从孝悌开始，强化戒毒人员的家庭责任感，对重建道德人格将会特别有效。

殴打、虐待乃至杀害父母等背天逆理反人伦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是社会丛林化的重要标志。这种人无论是否吸毒，都已经心灵物化、精神毒化了，非人化了。加强孝道教育，普及道德常识，已是现中国当务之急。

儒佛道三家对道德的认知都很深刻，各有特长。南怀谨喻儒家为粮食店，佛家为百货店，道家为药店。纪晓岚也有类似说法：“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阅微草堂笔记》）

元儒孛术鲁翀说：“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三人都把儒家喻为粮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其实，儒佛也是妙药，可以很好的防范各种邪知邪见之毒，可以有效地解除各种心理、精神、道德、心性之疾，不仅有助于戒海洛因之毒而已。佛教以贪、嗔、痴、慢、疑为五毒，就像五大毒药，使人发为恶言恶行，造恶业，结恶果。戒除五毒，建立人格，儒佛道皆有大用存焉。

心灵健康，人格健全，这是人生健康美好的内在保障。当然，健全的人格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正确的文化道德知识的积累，需要正确的“三观”的建立，这都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实践。孔子“十五有志于学”开始，方才“三十而立”，建立君子人格，直到七十，才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

之二：珍爱身体，尊重生命

建设人格，首先必须尊重生命和自爱爱人。尊重生命，前提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亲亲仁民，尊师尚贤，爱民爱国爱社会，都是爱人的表现。但爱人首先要自爱，自爱，首先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生死观，珍爱身体，尊重生命，对于成功戒毒非常重要，对于戒毒工作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如果说杀人犯罪是草菅人命，那么，吸毒上瘾无异于慢性自杀，是草菅自己身体和生命，是对社会也是对自己的严重不负责任，严重的自暴自弃，浪费自己的生命。

珍爱身体，尊重生命，即爱身贵生，是儒佛道三家的一大共同点。

老子强调贵身爱身。他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一十三章》）以珍贵和爱惜身体的思想治理天下者，就可以寄托天下。

庄子讲尊生重生，《庄子》书中其同义或近义词有“全生”、“爱身”、“贵身”、“保身”，“完身”等等。《让王篇》说“重生则利轻”，重视生命，就会看轻名利；又说：“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又说：“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把生命的价值看得高于天下，高于一切外物。

《养生主篇》中，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做善事不要求名，做恶事不要触范刑律，顺着自然的理路去做，这样就可以保护身体，可以保全生命，也可以享尽寿命。

以利累形，就是身为物役，就会“伤生”。“伤生”在《庄子》书中又叫做“害生”“残生”、“弃生”、“伤身”、“危身”、“伤性”、“失性”、“损性”等。庄子对各种“伤生”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在《让王》篇中，庄子之赞美“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之后接着指出：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佛教常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佛在《大涅盘经》中说：“世有六处难可值遇，何等为六？一是佛世难遇，二是正法难闻，三是善心难生，四是难生中国，五是难得人身。六是诸根难俱。”《佛说四十二章经》中说了中国难生、善知识难遇、佛世难值等种种难，第一难就是人身难得：“人离恶道，得为人难。”人能离开这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出生为人，是非常不容易的。

佛经上有三段有关“人身难得”的譬喻。《阿含经》云：“人身难得，犹如盲龟值浮木孔，其事甚难。”这是“盲龟浮木伸头喻”；《提谓经》云：“如有一人在须弥山上，以纤缕下之，一人在下持针迎之，中有旋岚猛风，吹缕难入针孔。人身难得，甚过於是。”这是“高山垂线穿针喻”；《涅槃经》说：“得人身如爪上泥，失人身如大地土。”这是“爪土及大地土喻”。

儒家以“生生”为天道的第一特征。《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日生”，又说：“生生之谓易。”又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系辞下》）从乾坤道体的层面确定了生命的价值。对于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现象，儒家创始人孔子赞叹不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朱熹和二程都说有“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言。

根据天人不二的原则，既然天道生生，自然人道贵生。对生命的创造、养育、维护、尊重和成就，都是“生生”题中应有之义。

儒家强调“人贵于物”，认为人在宇宙间地位最为崇高。《孝经·圣治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之本性，天之所命；《苟子·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因为有伦理道德意识，故人类生命的价值高于万物。

《论语·乡党》记载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就体现了儒家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反对任何亵渎人类生命的行为。孔子对陶俑殉葬现象发出严厉批判：“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孝经·开宗明义》反对自杀轻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大学》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明明德，存天理，致良知，就是建设自己的人格。但修身离不开贵生保身，有赖于身体的健康。在一般情况下，身体是修身的本钱，修身从爱护身体开始。

然复须知，明哲保身和杀身成仁不矛盾。盖儒家贵身，更加贵仁，爱身是因为爱良知。孟子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可以不死的时候，理当明哲保身；特殊情况下，为了道义、为了成就仁性良知的辉煌而杀身舍生，这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

之三：思想戒毒更重要

身体会染毒，思想更会中毒。对于人类来说，错误的思想和信仰，错误的文化道德知识，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比毒品危害更大，更可怕。它们直接物化、恶化和毒化人的道德精神，轻则让人小人兮兮，颠三倒四，重则让人恶业累累，丧心病狂。

各种异端外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毒素。所谓异端外道，指的是异乎仁义之端、外于中庸之道的各种思想体系。异端外道有良性恶性之别，良性外道的毒素较低，恶性异端都是歪理邪说，毒素很高，是典型的文化毒品，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会产生重大危害。

撒切尔夫人说得好：“注意你的思想，因为它将变成言辞；注意你的言辞，因为它将变成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因为它将变成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因为它将变成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因为它将决定你的命运。”可见思想错误后果之深远，代价之重大。

异端外道，必有错误，必有所蔽。荀子指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

意谓墨子重实用，却不知礼乐的重要性；宋子倡寡欲，却不知正欲的合理性；慎子重刑法，却不知贤德的根本性；申子重权势，却不知智慧的关键性；惠子重辩论，却不知事物的实际；庄子重天然，却不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对各家的“蔽”一语中的。然而荀子不知道他自己也有所蔽，只知习性之恶，不知本性之善，可谓蔽于习而不知本。

对于不良学说之流弊和毒害，儒家有着深刻地认识。朱熹说：“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弑之祸”云。孟子热衷于辩论，其弟子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于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强调了破除歪理邪说、抵制偏颇行为、批驳错误言论的重要性，将其与大禹治洪水、周公兼夷狄、孔于作《春秋》相提并论。而杨墨是当时邪说、诐行和淫辞的代表，所以“距杨墨”就是圣人之徒的责任。孟子指出了杨墨之学充溢泛滥天下的深远危害性。他说：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

杨朱唯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利己主义也，缺乏集体精神和仁爱思想，其流弊是破坏政治秩序；孟子兼爱，“摩顶至踵以利天下”，利他主义也，违反了人之常情和爱的“差等原则”，其结果是匮乏伦理亲情。两种学说，相互反悖，但都是错误的。利己利他，都是人情之常，良知之用，但都不能主义化即本位化。

关于利己与利他，东海《自他偈》说：

一花引开百花，利己不碍利他。一人立业成功，就业机会增大。

一人发明创造，造福万户千家。任谁科技突破，都是利益天下。

共赢共生共发，利己就是利他。维护自己权益，即是维护大家。

争取个人自由，即争自由中华。一人见性证道，众生一口吞下。

孟子辟杨墨，在当时有其必要性，杨墨并非邪说，属于良性异端，但在当时，影响力和危害性却很大。经过孟子严辟，杨墨一蹶不振，现在再来距杨墨，等于还墨守在战国了。现在再看，两家学说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发扬光大，例如墨学充满奉献牺牲精神，杨朱利己而不损人，所谓“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后一句与儒家“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精神相通。

现代社会很多思想毒品，其毒性不知比杨墨厉害多少倍。比如纳粹主义，将民族和社会本位化；比如存在主义，认为“他人即地狱”，昧于民胞物与和命运共同体之理；比如性恶主义，只知习性易恶，不知本性之善，不知人性有本习之别，而本性是更加根本的。

又如物本主义，堪称第一文化剧毒品，其危害性特别大而深，而很多人中了其毒而不自知。物本主义以物质为本质性存在，不知物质和意识一样都属于现象，即道体所现之象，不是宇宙生命真正的本质。

物本主义必然流于物质第一位的滑向价值观和肉体第一位的人生观，成为物质主义、利益主义、享乐主义或者暴力主义的俘虏。漠视生命，将生命仅仅看做一种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也是物本主义的世界观的逻辑必然。

物本主义必然草菅人命也草菅自己。有报道说，重庆有市民，因爱车被淹，就暴雨中坚守，表示要淹就一起淹。把外物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物，连命都可以不要，这就是物质主义的典型症状。这种人虽有人形，却无人格，或值得怜悯，不值得尊重。

戒毒难，戒思想精神之毒更难，戒物本主义之毒，更是难上加难也。

余东海2014-8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