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白乐天诗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漫长岁月，历经几度创伤与屈辱，儒学近又悄然呈复苏之象。鼓动此春风之最有力者，前此无疑系海外新儒家；而近时登台致力儒学复兴者，则大陆之儒家诸子也。

大陆儒家诸子中，蒋庆先生无疑为复兴儒学运动之领军式人物。其人因身处儒学复兴事业之前锋而“名满天下”，然亦因其儒学立场之鲜明而果决、保守而坚定，亦“谤满天下”。盖当此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之世，国人之误解儒学、漠视儒学乃至敌视儒学者在在皆是，不足怪也！

西元二零零六年夏六月，范瑞平、洪秀平二平先生邀海内外学者十数人相聚珠海平和书院，研讨蒋庆先生儒学思想，并拟结集诸学者论文出版行世。范先生语区区曰：“文集之出，综述蒋子其人其学之文尚付阙如，不可少也。足下从蒋子游为时最久，披蒋子之启沃最多，于蒋子其人其学，亦知之周详。文非吾子不办，君其为之！”

范先生之语，触我旧怀。区区之从蒋先生游，始于求学西南政法学院时也。彼时蒋先生以深思高举之故，蛰居歌乐山房，键户读书不授课。人罕遘其面，后进如余者不知有其人也。同窗唐宏兄，贵州人也，有高识，先知蒋先生其人，亟称之，乃随唐兄拜访焉。

某晚至歌乐山房，见蒋先生坐拥书城之中，神凝气定。谈起学问，目若耀星，声若洪钟，滔滔如水泻不能止。伟言大句，如雷霆直下，脑气为之震荡。又如大棒大喝，俗骨旧肠为之破裂。所言多刊落俗见俗情冥契真宰之旨。当时余多不解，然觉其中必有真意，故为之怵息感动而从之游也。

后区区游学糊口于北，蒋先生卜居于南。虽天涯暌隔，然可传书而教也。且蒋先生每北上，相聚辄推心置腹，教我不倦。日居月诸，尔来倐忽愈二十载矣。平居读蒋先生书，想其为人，未尝不油然生敬重钦慕之情也。夫如是，则范先生之命我，有由然也。

然余赋质近狷者流，木讷迂拙，不善任事。近年每见媒体议蒋先生短长，辄以“又何间焉”自处。一则因气质使然，一则以云不蔽日，久之自明，不劳周章也。

复次，余又赋质顽钝而疏懒，仰钻先生之学而未能深，师法先生之高风而弗能及，有负蒋先生之教者亦复甚多，恐言之粗劣失次，不足副天下同人之望也。

再者，昔梁任公服膺顾亭林之为人，尝欲为之传而自叹笔力孱弱，不足以描摩其精神风骨。实则近世文章家走笔雄健俊利如横槊舞剑，莫任公若也；至传亭林，则有搦管不胜之叹！今蒋先生精神气魄、清操劲节与学问规模不让亭林，而余才学笔力，不及任公万一也。如此而传蒋先生，得无折足覆餗之虞与？故范先生之命虽非出偶然，区区闻之犹未敢遽应也。

然范先生期余之意甚殷，却之不情也。蒋先生之行实，余终不当如此闇默而无一言也。余虽才拙不敏，然天下甚大，俊彦多有，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撰此文，示世人蒋先生之为人，俾后进知典型所在，亦弘道之要务而区区不可旁贷之责也。因忘其拙陋，成此小传。

一、少年时光：嘻戏山水乐天任真

蒋庆先生，字勿恤。退守阳明精舍后，尝以盘山叟自号。精舍之前有山矗立，据形势之要。传古时尝有驻军扎营盘其上，故名营盘山，省曰盘山。蒋先生筑精舍于此，因以为号焉。

西元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父故籍江苏徐州丰县，即汉高祖出生之地也。早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转战冀鲁豫抗日，四九年随刘邓大军自江西入黔，后转业安家贵阳。先后为官贵州省监察厅、民政厅、法院等机关，为人温厚和善，不多言语，廉洁奉公，克尽职守，而无官场习气。喜读书，晚以书法自娱。母氏出遵义书香之家，聪明开朗，乐于助人。蒋先生为人既有温厚沉重之质亦具活泼开朗之趣，盖有父母影响存焉。

因蒋先生出生革命家庭，为干部子弟，其童年生活条件与环境较为优越，故可无忧无虑，欢度美好童年时光也。

七岁入贵阳毓秀小学读书。周围学童家境多贫寒，或出身“黑五类”。蒋先生以干部子弟置身其中，优势显著；然无官宦人家子弟不良习性，为人厚道友善，极有亲合力，与其他孩童打成一片，极童趣之烂漫。虽出身“黑五类”者，亦乐与之结忘形之交。

因蒋先生生有淑质，兼以父母善导，小学期间表现出众，甚得老师、同学欢心，以故尝任少先队中队长也。

蒋先生自幼喜音乐，擅吹拉弹唱。小学三年级时即参加校乐队，任首席胡琴演奏。校乐队之导师，即蒋先生之班主任，甚器重之，故蒋先生此时活跃于班级与乐队之间，有如鱼得水之乐也。蒋先生常邀同学至家中演练音乐，节奏激扬、旋律迭宕之际，时或兴致勃发，不能自已，则操锅碗瓢勺诸物件以为打击之乐，填然鼓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日后蒋先生尝发论曰：乐为人心最高境界，为生命最高成就。是故乐亦为社会、政治、世界、宇宙之最高理想与境界。由此言之，中国儒教文明即音乐文明，中国文化亦即乐文化也。（见《盘山论乐》，未刊稿）蒋先生对音乐之意蕴有如此深透之体认，或与幼时音乐生活不无关系与！

一九六六年，蒋先生小学毕业，进贵阳十七中学读初中，而文革亦于是年发动。文革既发，举国鼎沸。普遍轻知识而重劳力。故学校只重抓革命与促生产，课业则沦为点缀与缘饰。中学实已瘫痪，名存实亡也。

蒋先生不喜政治活动，山野玩耍之趣，则深好之。此时既无课业，除不时学校支农从事体力劳动外，其他时间皆可自由放任。蒋先生因得纵其天性，游戏山水之间焉。

云贵高原矗立神州西南，气候温润，草木畅茂，群山耸峙，丘峦起伏，逶迤纵横，绵延于云天之杳渺，气象万千。大江小溪，萦绕其间，或砉然冲虺，或淙淙流淌，灵秀之气，缥缈弥漫，透人肌骨。筑城坐落其间，得山水之胜也。

蒋先生家即背依城边之黔灵山，秀出物表，百鸟集焉；山下有湖，四季碧波荡漾，鱼虾殖焉。暇时蒋先生辄偕同诸伙伴终日放荡山水之间，尽其游戏之乐。上山爬树，模鱼捞虾，养鸽捉鸟，设局嘻戏，任真率性，乐甚也！因学业荒芜，中学数年，课堂仅学得一句英语“毛主席万岁”而已。

无课堂之拘束，无作业之劳神，无升学之压力，无亲长“望子成龙”之期盼，伴着灵山秀水，踏着音乐节拍，蒋先生度过无忧无虑之少年时光矣。

二、工厂岁月：机修工人诗人“书贩”

一九七零年蒋先生初中毕业。常例初中学制三年，蒋先生当于六九年毕业，然“革命年代”，一切失范，此界学生延至七零年始毕业。

依当时政策，城市学生毕业即当“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贵州七零届学生则属例外。时中苏边境冲突升级，贵州为战略大后方，即所谓三线建设地区，众多北方工厂内迁，故为加强三线建设，抗击苏修，贵阳七零届中学毕业生不下农村插队，皆进工厂做工人。故蒋先生被分配至贵阳农机铸造厂，先当铸造工人，后当机修工人，时年十七也。

此年龄之青年，值风华初绽，慕新奇，逐时尚，喜张扬个性，蒋先生亦如之。摩托车，当时之时尚也。工厂距贵阳市十余公里，为往返方便计，蒋先生购一摩托车，复置时尚皮衣，布满大小衣兜。蒋先生常着此装，口袋携足摩托驾驶者所用器械，骑摩托车奔驰于城中马路。文革时代，此即非常新潮之明星形象也。今蒋先生一身对襟服装、裹脚布鞋，如清季遗老状，当日故友见之，真不知客从何处来也。

当工人一年余，终日与机械打交道，蒋先生甚觉无意义。时厂有一技术员黄君，西安支黔大学生也，嗜古诗词，与蒋先生友善。某夏，两人下乡支农，为农民修柴油机。某夜星光灿烂，二人躺稻杆堆上，观满天繁星。黄君吟李白诗，至“天生我材必有用”句，蒋先生砰然心动，顿悟此生不可碌碌无为而空掷虚度，须立大志成就一番大事业。

盖此时蒋先生已自觉其赋有不群之才，亦觉人生一世当担引重致远之任，不当轻儇玩忽以待尽也。然此时蒋先生对其所立之志，所谓大事业，皆不甚明确，不过为人类幸福服务、不可自私度过一生之笼统人生观而已。盖不脱马克思、毛泽东与正统革命意识形态之影响也。虽然，自闻黄君吟诗后，蒋先生即立志坚定，发奋读书矣。当时吟诗者无心，而听诗者有意。此事黄君终不之知也。

此时蒋先生读书，用心最多者为古典诗词。不惟涵泳鉴赏之，亦模习写作之。常登黔山临筑水写诗填词，亦远游专事吟哦之事。所写多抒情立志之篇，然时亦不免“为赋新诗强说愁”也。时有数位同好，常至蒋先生陋室切磋诗艺，交换诗作，常一时兴起，引吭高吟，旁若无人，邻人多以为怪。盖此时蒋先生之理想即做一诗人也。

不久，蒋先生学诗渐入佳境。今《明心诗稿》中载最早一诗为七二年春所作《黔山早读》一绝，曰：

曙色苍苍宿雨收，春山无处不清幽。

行人未解登临意，直待书声出石头。

朝气蓬勃、独领风骚而又悠然自得之青年学子形象于此可见矣。

另一古体《秋日登高》则具发扬蹈厉、意气凌云之势：

登高出世界，壮观天地间。

举头长啸罢，俯首写诗篇。

把笔凭玉宇，清风拂红颜。

披襟且岸帻，极目望苍天。

黄云几万里，滚滚去东南。

青峰数千叠，绵绵接日边。

今我凌绝顶，感此心浩然。

山河无限好，何用哭逝川。

此蒋先生七三年秋独登关刀岩所赋也。刘宾客《秋词》有“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句。时蒋先生年二十，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真如云鹤凌空也。

当工人数年中，蒋先生先后亲炙数位前辈，其学问、人格及境遇于蒋先生深有影响。蒋先生之外祖母，即其一也。

外祖母出身书香之家，平居读古书做诗词以为常。蒋先生外祖父为北京大学早期毕业生，民国间贵阳中医界著名人士，早逝。外祖母长居北京，晚年回筑定居，蒋先生遂得聆其謦咳，沐其风仪。

文革时外祖母已七十有余矣，犹常作诗填词读古书。某日，蒋先生见外祖母读《明史》，甚异之。因当时古书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外祖母竟敢读之。蒋先生睹此情景，心胸为之一开，知读书时禁未必不可犯也。外祖母亦常与蒋先生长谈人生理想，勉其以古人为典型，多读书，立志做有为之人。由是蒋先生受外祖母潜移默化者深矣。

另有一盛老先生，绍兴人，早年为考科举苦读《四书》《五经》，并肆力书法，长于诗文。后科举废，赴上海读音乐专业。四九年后受迫害，被贬于贵州省图书馆抄写善本书。

蒋先生常往盛先生家求教诗文，时盛老已年迈体衰，卧床褥不起，然谈兴甚浓，常娓娓论诗终日无倦意，时或谈至天黑不开灯，二人暗中对语，家人返家始罢。时在文革，盛老心境寂寞凄凉，长谈可慰其晚境也，而蒋先生之古典启蒙亦自此始矣。时蒋先生少年气盛，常登山临水赋诗言志，诗稿多呈盛老点评批改。

自盛老往复批改中，蒋先生始渐悟为诗门径。盛老对蒋先生之书法亦寄厚望，尝赠蒋先生诗，勉其“铁划银钩兼致力，兰滕二序一人传”。虽日后蒋先生用心书法不多，然受盛老之沾溉亦已多矣。蒋先生初见盛老年方十八，盛老八十余，相结忘年之交，前后逾时二载云。

蒋先生与另一老先生之交往亦因诗词之缘，然蒋先生从中感受更多者乃时代之可悲可痛也。

一日，蒋先生于贵阳街头电杆上见一手写告示，言有人欲教授古典文学。蒋先生甚奇之，前往问讯。至后见陋巷破屋过道中一蓬发垢面老妪，表情呆滞，坐靠火炉侧，其旁置一扁担两箩筐。破屋中有一戴眼镜者，约六十左右，头发花白，坐小凳上为数位年青人授课。

此头发花白戴眼镜者非他人，乃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也！文革早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至贵州边远农村接受改造。因年长体弱，不堪农村劳力之事。加之儿子自杀，妻子受刺激精神失常，倒流回城，靠收破烂为生。因收破烂不敷生活，遂教人古典文学收取微弱费用补贴生计。

虽然此时蒋先生对文革尚无深入反省，然见此情形亦深感世道之险厄与政治之罪恶。蒋先生因工作之故，无时间系统听课，然仍拜此先生为师。所为诗文亦常请先生批改，古典诗文境界因之又更上一层矣。

今观蒋先生《明心诗稿》、《明心词稿》，文采斐然，可继古人之诗学传统；其散文、联语，亦皆不失法度而情理交融。其词章之学之深厚素养奠定于此时也。

诗圣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志为诗人之蒋先生，此时与书籍，尤其中国古书，结下不解之缘。蒋先生嗜书，私人藏书甚富。其书籍收藏之好，起于做工时期也。彼时图书馆封存，政府颁挟书之令，外国书为资产阶级毒品，中国古书为封建主义糟粕，皆难得一见。蒋先生何处得书？此中有一曲折。

蒋先生做工人时，厂中金刚石被盗。蒋先生被调至厂保卫科协助破案，复被派往旧货市场“金沙坡”伺察动静。不意见一古旧书市在焉。此处各类书籍甚夥，既有外国文学名著，亦有国学典籍。时值文革批林批孔时期，多有将家藏古旧书或偷盗古旧书携至市场地摊暗中买卖者。

蒋先生发现此市场后喜甚，在其间徘徊出入几两年。此两年内，蒋先生不惟搜购书籍，时亦转让书籍，终日乐在其中，不遑他顾。即旧友邀其游乐，亦不往，至旧友咸呼其为“书贩子”。然蒋先生亦乐得“书贩子”之名也。

某次，一戴眼镜年可四十余之中年男子至书市，欲售一批民国时出版之音乐理论丛书。每册书中皆有眉批，密密麻麻，遍布书页。此中年人怀抱其书语蒋先生曰：“昔日卖衬衫买得此书，今日迫于生计则又不得不出卖此书，不知吾书将归谁家也。”言讫，抚其书而伤之。

蒋先生睹此，未加翻阅即买下此书，而出价愈出恒常。中年人接钱，掩泣而去。后此批音乐书转入一贵阳青年音乐爱好者之手，此音乐爱好者日后竟成中国著名作曲家，成一段佳话矣。此书既因蒋先生而得尽其用，昔日卖书中年人知之，则必不伤怀矣。

两年中蒋先生搜得不少珍贵古旧书，如民初石印线装《明儒学案》《铜版四书》、《曾文正公全集》及清刻本《范文正公全书》《昭明太子文选》等。所搜书中，儒书颇多，蒋先生时发箧读之。虽无甚解，然生命受儒理浸润涵养于无形之中，儒根潜然殖焉。日后蒋先生儒学事业之发皇，自此始也。其出入诸教最终归宗儒门，亦因此时读儒书之潜在熏习之力故也。

两年中蒋先生经眼古旧书既多，于古旧书之版本与内容亦具品鉴之力，亦养成搜购古旧书之习惯。后蒋先生每至北京，辄邀余至报国寺、潘家园、琉璃厂、灯市口及中关村等旧书市访书，常满载而归，盖由来已久也。

此期间，复有一事，可资谈助。某次蒋先生搜得两套民初铜版《四书》，成色甚佳，珍之不忍售出，冀遇机会以一套换取其他珍贵古书也。某日乃自摆一地摊，置此铜版《四书》其上，俟机会之来。午时，不意一派出所所长下班路经此地。时正值批林批孔，见蒋先生地摊上有儒家《四书》，怒甚，斥蒋先生贩卖孔子封建黑货，对抗革命运动，遂将蒋先生连人带书押回派出所。

书籍没收，并勒令写供状，然后视供认态度如何交由上级机关发落。有顷，所长返家午膳，派一年轻民警看管。蒋先生佯装写供状，实一字未写也。俄而民警午困，看伺稍弛，蒋先生乃趁其不备，溜之大吉。今日于丹《论语心得》发行至千万册犹未已，抚今追昔，可胜叹也夫！

三、军营生涯：深夜篝灯苦读马列

政治运动波及工厂，旷日持久，整人之风不亚政界。蒋先生甚觉人心险恶，不愿参与。处此环境中，备感无聊之极，难以成就大事。文革时代，军队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青年人多向往之，遂萌参军念头，欲于军中锻炼改造，实现“为人类幸福服务”之志向，成就一番血性疆场之男儿事业也。遂于一九七四年末报名参军，入伍至云南楚雄某援老抗美部队服役，被分配至汽车修理连修汽车。

时部队条件甚为艰苦，新兵须自己开山取石，修建营房、操场。蒋先生力恶其不出于己，干劲十足。因炼就一手摔二锤好功夫，农村战友见之敛手咨嗟，自叹弗如也。

入伍后蒋先生读书益勤，真可谓“钉子精神”，每一分钟均不虚度。体力劳动休息时间纵十分钟，亦取随身所带《资本论》读之。有战友甚或长官以自衒求售讥讽之，不顾也，仍如饥似渴读之，求真理故也。

部队纪律，晚十点熄灯后必须就寝。蒋先生读书欲强，不欲睡，视睡眠为虚耗时间，遂以纸蒙电筒，纸上开一小孔，躲进被中以一线亮光读书，以防排长连长查夜发现也。每日至夜十二点始寝息，如此以为常。

为争取读书之时间与条件，一年后任连队文书。任文书可不住班排，得一小枪弹保管室独居。直至退伍，前后逾时两年半。部队通例，文书只任一年，因蒋先生积极申请，得任两年半之久，前此未有也。

任文书后虽独居一室，然晚十点亦须熄灯，仍不得读书。贵阳籍战友危开建君为特制一煤油灯。熄灯时至，即用书报等遮住向窗光亮，室外不见室内灯光，故熄灯后得继续读书至十二点。除生病外，如是两年半至退伍，未尝一日间断也。蒋先生此时有《夜读偶成》一绝，可见夜读情景：

推灯掩卷夜将阑，斜月窥窗睡眼看。

听得春虫三两语，一篇挥就兴悠然。

时部队中惟马列毛著作可读而无虞，蒋先生为“追求革命真理”，实现“为人类幸福服务”之志向，决意大读马列原著。入伍后二年所读，均此类书也。此期间所读马列原著甚夥，计有《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工资价格与利润》《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利与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且读之用心甚苦，有心得，辄眉批书中。一书读罢，全书小字密密麻麻，无复空白矣。因读马列勤，曾受长官嘉奖焉。

《资本论》等马列原著，极西人理性思辨之能事，素以枯燥坚涩著称。虽专业研究人士，亦多望而生畏。蒋先生以一文革初中生（实小学生）之基础苦攻之，足可见其魄力勇气之非凡。而蒋先生日后之哲学思辨能力，磨砺于此也。

退伍前一年，始由贵阳带旧书摊所搜古书至部队读之。读古书犯部队唯马列可读之禁，然蒋先生独居一室，终日闭户，长官不知其所读何书也。为防长官发现，蒋先生于书桌上始终放一马列书或其他革命书籍。长官有事扣门进屋，即速将古书塞入抽屉。长官累见桌上放马列革命书藉，亦觉可怪，然不便追问。故至退伍，如是读古书一年多，始终未被觉察也。

当是时，蒋先生终日闭户读书不外出，数月发话仅数语。一日有家乡人来，相聚时竟张口不能言说，语言能力几丧，始悟读书自闭太过矣。后稍改，心有郁结或休息时，便至山林中拉琴唱歌，兴尽乃返。

蒋先生入伍时怀抱建功立业造福人类之大理想。其七五年元月《从戎别筑城诸友》诗云：

北风卷地白雪飞，千叠关山映落晖。

一别筑城江海去，远离故友同心违。

从今投笔戍边土，来日请缨功论谁？

料得明朝相思处，月光如水满征衣。

何其豪迈也！后始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徒宣传耳，其人心之自私卑琐实与社会无异。遂陷入失望，不胜苦闷。且蒋先生本具诗人气质之人，与军队行伍生活固有间也。故累兴归去来兮之叹，长怀故乡明月之思。此时心境多发于诗词，亦赖诗词之排遣，稍得安宁也。此时诗词甚多，如“夜半征人无寐，独立向天窗。举目常凝思，千种心肠”（《八声甘州·夜吟寄友》）、“抱影无眠兴独步，谁怜寒夜望乡人”（《寒夜吟》）诸句，皆当时心境写照也。

此时蒋先生虽陷入失望苦闷，然仍坚信马列毛为人类服务解放全人类之理想不谬，谬在现实。毛、周去世，极为悲痛，立志一生效法毛、周，为人类幸福服务。然已知部队非实现此理想之地矣，故部队提拔之为团部文化干事，坚拒之；荐之读总后勤部天津汽车学校，固辞之。惟退伍回地方读书，方可遂其愿也。

一九七八年夏五月，蒋先生退伍回贵阳。此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展开，思想界稍呈宽松气氛，蒋先生之思想历程亦将有所转进也。

四、大学时代：沉醉西学人权卫士

蒋先生初回贵阳，一时未安置工作。时邓小平主政恢复高考，蒋先生遂在人武部报名参加高考。不意准备一月，仓促上阵，竟考上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西政，当时全国唯一重点法学院校也。

文革时期，无论人性尊严、社会民生抑或文化遗产，均遭遇空前绝后之践踏蹂躏。文革结束后，长期被压抑之人性与被压制之理性开始复苏，文革时期之暴虐无道之行日渐披露，遭到批判。

一时社会上呈清风徐来之象，故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大学校园中思想及学术气氛十分活跃。西政诸生心情之兴奋激昂，与他校等。课堂之上各种观点交激互发，甚为热烈。一时间一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气氛弥漫校园。人道主义与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思想，成为当时之民间显学。

民主墙时期，贵阳有“启蒙社”，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在军队时，蒋先生即闻之并开始反省文革践踏人权之暴行，出封闭之军营入大学呼吸到校园清新空气后，遂浸淫潜沉于自由民主思想者日深。一时意气风发，慨然有澄清天下扫除恶政之志。

此时蒋先生最倾心者为卢梭、洛克等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且于青年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以及萨特、加谬、海德格等带人道主义倾向之著作，亦如饥似渴读而好之。每遇学校班组讨论会，辄据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批判中国现实，几乎言必称人权，因之有同学送其别号曰“蒋人权”，谐“讲人权”之音也。

是时蒋先生读青年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青年马克思之“异化理论”尤感兴趣，认为文革时所学之马克思主义非真正马克思主义，乃斯大林主义；真正马克思主义重人性，讲人道，是人道主义之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重阶级，讲专政，是极权主义之马克思主义，故非真正之马克思主义。

复认为文革后中国所讲马克思主义亦非真正马克思主义，讲异化、重人道、尊人性之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为正本清源，发天下之覆，遂撰《回到马克思》一文，希望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之信仰。时在一九八零年，蒋先生大学二年级时，比王若水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书早一年也。

文章观点新锐，结构宏大，论证有力，激情奔涌。于校园板报公开后，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轰动强烈。对已自梦中觉醒者，可谓醍瑚罐顶；对将觉而尚未醒者，则不啻有力棒喝。文章所表达者实众人之心声，惟他人或欲言而不敢言，或欲言而无力言而已。

彼时全校各班皆有“班刊”，诗歌、杂文、时评、论文、小说，剧本无所不有，真可谓小小百花园也。思想解放之端倪，时代步伐之先声，皆可于此见之。而蒋先生之《回到马克思》则其中之代表作，乃“新三届”（77、78、79）最具震撼力之论文，亦新启蒙运动史上之大手笔也。

然而，文革虽过，遗弊尚存，政治思想上之禁忌并未解除，先知先觉，难免遭受压制。蒋先生《回到马克思》一文虽给周遭带来鼓舞，然亦引起轩然大波，来自权力体制之压力接踵而至。学校专门组织哲学、经济学、共运史等教研室之教师对其进行说服教育长达一年之久，实则对其进行思想批判也。

四川省社科院亦响应上方号召专门组织专家学者撰就系列文章批驳《回到马克思》，《内参》传达高层意见则谓《回到马克思》有“尖端错误”（《内参》引高层原话）。学校日盼蒋先生出具检讨书招认己过，了此公案。然蒋先生毅然不为动，

持马克思主义即讲异化重人道尊人性之马克思主义之见甚坚，曰：“过不在我也”。蒋先生常与前来从事说服教育之教师展开辩论，因其部队时尝精读马列主义原著，继之又读西方马克思等各家学说，故谈起马列，一纵一横，应者莫当，说教方常舌结语塞，赧然失其招架之功，其说教之效自亦不待言也。

学校“说服教育会”每周一次，逾时一年，直至全年级学生毕业前赴外地实习，不宜留一人于校园继续开会而作罢。此时蒋先生心境之凄苦，于是时所填《八声甘州·春夜谴怀》一词可见之也。词云：

伴孤灯抱影久难眠，星移夜将阑。奈闲愁如织，才离心畔，又挂眉端。不信断肠诗句，今夕到眼前。独坐久凝思，渐觉衣单。

自古人生长恨，有万般心事，一笑凄然。怪稼轩多感，屈子太狂癫。莫弹铗，英雄蹈海；最无凭，属镂正高悬。谁知我？半钩春月，斜依窗栏。

因蒋先生始终未具检讨书招认过错，学校禁其报考研究生。毕业时不加入学生分配行列而内定至贵州某偏远穷荒之地法院工作，后因偶然因素发生变化而作罢。当时中国政法类大学因文革“砸烂公检法”十多年未招生，学法律之大学生奇缺，毕业生多有机会至北京与各省城重要政法机关居要津、补肥缺；如此内定，不啻发配流放也。毕业时做论文，蒋先生撰《斯大林主义批判》，不通过，遂改撰《孔子“仁学”初探》焉。

八十年代初，全国大学校园中民主呼声甚高，大学生民主运动声势甚大，民主参与意识甚强。权力向社会开放、实行公开选举为其主要政治主张，亦有大学生直接参加竞选者。此实为一场争民主之“斗争”也。

在重庆，此一斗争颇为激烈。各校民主运动之学生领袖与骨干经常聚会，互通声气，协调行动，甚有声势。此一运动，蒋先生亦与焉，且曾为本校学生民主运动之中坚者。蒋先生之于民主，不唯见之于言，亦著之于行，俨然一自由民主人权之卫士也。

五、歌山幽居：生命内转由俗向真

一九八二年蒋先生大学毕业，以偶然原因分至中南政法学院任教。因中南政法学院尚在筹建，故作为中南政法学院人员暂留西政工作。后因蒋先生眷恋歌乐山幽居生活，不愿赴中南政法学院，遂长留西政六年。歌乐山者，西政校园西面之高山也。古松苍翠，奇峰峭拔，山腰处建有员工宿舍，蒋先生居焉。

留校后，因“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杨景凡先生为人正直，待人宽厚，不以蒋先生“带罪”之身为意，并对蒋先生多有保护，故蒋先生要求到“法制史教研室”任教，讲授“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课程。

然因“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涉及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而时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校方要求审查蒋先生讲稿；审查后无思想问题始许上课，而其他教师之讲稿则无需审查。蒋先生觉其不公，故拒绝校方审查讲稿。结果留校最初几年只能置身局外，不得上课。

如此处境，自然令人失望。环顾周遭时事，更是“举世皆浊”之象，遂使蒋先生灰心意冷，伤怀隐痛。由是对政治之态度发生绝大变化：此时觉政治极为邪恶荒唐，故生极度厌恶之感，乃发誓今后一生不再读政书不再言政治，并将私人藏书中之言政治者，悉搜出而去之，不使目遇。因受现实刺激太深，视庸众芸芸如痴如愚不可与之言，故亦不欲与之群。遂栖身歌乐山房，遗世独立，逍遥天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常相与为伴者，佛典、耶教之籍也。

马迁尝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此时，蒋先生用心方向与生命历程发生重大转变，即：裁断众流，折向内在生命本真之反求，倾心宗教超验精神性之体证，以期实现生命之调适上遂，贞乎至道之一本，回归万物之母。此时蒋先生开口必言“道”语“悟”，从事反本之学故也。

此一生命方向之内转，绝不可以流俗所谓“逃避现实”视之。此一转变实乃精神生命之凝定再生与翻转超升，心灵由此从污浊恶世与利欲诱惑中凌空拔起，奋力指向终极关切，追寻生命之超越意义与究竟价值也。《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此之谓乎！求得此超越意义与究竟价值，脚根方可立定，一切事为乃有究极依止，人生始有真正大业可言。前儒所谓“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是也。

此时蒋先生孤心直往，刊尽声华，若以克尔凯廓尔之人生三阶段方之，蒋先生此时进入“宗教阶段”矣。蒋先生入大学前之纵情词章似“美学阶段”，大学时期之心仪自由主义人权观念与追求青年马克思人道理想则与“伦理阶段”相仿佛也。

由于精神生命发生如此转向，此时蒋先生被周围之人目为歌乐山上一大怪人。不上课，不开会，不看报、不出门、不考研、不出国、不写文章、不评职称、不谈政事、不打听消息，举凡一切外务俗事，摒之不问，俨然一方外人也。整日或伏案苦读，或盘腿打坐，或暝思遐想，或仰观星月，或俯听溪泉，或坐对林莽。其所造，实栖心道境，默会理窟。

当是时也，儒释道耶之经典教理及西方生命存在之学等一切归根复命希圣达天之“修道”之学，蒋先生皆好而究之。吸引蒋先生者初为老庄之学。老庄，尤其庄生之学，蝉脱世俗之外，逍遥与天同游，其精神气味与蒋先生之心境甚为吻合，此不待言也，故蒋先生此时尝自称“虚无先生”。

此外，西方之存在哲学，蒋先生亦甚好之，而嗜之尤深者则克尔凯廓尔氏之存在神学也。克氏绕过理性向内探究自我之真实存在以回归主观性，在主观性中实现生命上达超越之思路，蒋先生遇之而有相见恨晚之感，故曾书“保卫主观性”五字为座右铭也。

其后，佛学进入蒋先生之精神世界。佛学之难攻，尽人皆知，聪明如胡适者，不解佛书，曾谓不知人类脑筋搞何鬼名堂也。然蒋先生受强大内在生命力之驱动，勇猛精进，攻之不遗余力。当时佛书难觅，蒋先生先于重庆古旧书店购得一批佛教典籍，然文繁义奥，未敢遽读。一九八四年夏游嵩山少林寺，听永定法师谈佛理，遂于嵩山上立志读佛书。《赠少林寺永定法师》一诗中所言“今夕同君语，还家好读经”即指此也。

此后四年，遂以读佛书为主。外语亦弃而不习，在歌乐山上一心学佛，尝誓曰：“不成正觉，不下歌乐”。著述之事，亦绝之不为。盖谓若非一旦豁然贯通，证成无上正等正觉，则所著文字无非尘垢秕糠也。是时有学界朋友劝蒋先生不必傲世太过，随俗作文撰述又何妨，然蒋先生正色曰：“不得正道，不著一字。”其不苟著述有如此者。

佛、道之学，蒋先生不仅读其书悟其理，且修其功持其戒。故读佛书之同时，亦曾打坐、断肉、异床。而道家内炼之术，亦尝试修之。

蒋先生此时心境之超越凡俗悠然自适，于八五年夏《山居偶吟》一诗可见之。诗曰：

歌山连月雨，昨日放新晴。

小谷清风满，孤峰白霭横。

花间蜂蝶舞，叶底鸟蝉鸣。

斜坐南窗下，闲观摩诘经。

佛典中之最繁难者当属唯识诸书。蒋先生昕夕用功于此，常至深夜两三点，又不善料理生活，饮食草草了事，营养严重不足，遂至大病，体虚至几不能行。时夫人正进修沪上，急回渝治疗调护，久乃平复。自是读佛书始稍知节制矣。

蒋先生读佛书历四载余，自谓虽未尽阅三藏十二分教，然佛理已明于心。既入其里，则亦知其尺之所短也。尝言：“吾入佛教殿堂，爱其琉璃世界，喜其清净无生，故知其富且美也。然不欲居之，盖吾非佛家根性也。以理言之，佛教无历史文化意识，而吾人之烦恼乃历史文化中之烦恼而非只情识生命之烦恼。此烦恼佛家无以治之，唯儒教可解决也。”由是儒教在蒋先生心中之位置升矣。

于基督教，蒋先生亦尝读其经、究其理，并几乎入其教而为其徒。一九八五年上半年，蒋先生因参与筹建“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工作半年。此期间至劝业场古旧书店访书，见架上旧英文书籍中多耶教书。当时蒋先生已对耶教怀有兴趣，故购之颇多。后乃重温英文而读之，已翻译出版之《基督的人生观》（三联书店）、《政治的罪恶》（改革出版社）二书，均源出于此。

蒋先生此时读耶教书，已不觉沉浸其中，甚而至于“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日于南开大学食堂排队侯餐，见芸芸众生熙熙攘攘，忽思耶稣以无罪之身为吾人承担无量罪恶，遂大感动，泪水夺眶而出不能止。其后一周，神情恍惚，沉浸于耶稣拯救恩典中。盖是时蒋先生对耶教原罪与拯救观念已有深切体认，此后读耶教书遂无间断。

移居深圳后，有耶教朋友热心引介蒋先生入教，并谓蒋先生虽未入教而其对耶教之体认已足证明其人已为实际上之教徒。乃教蒋先生行祷告之礼。然念祷告辞至“主”一语，蒋先生结舌不能出。复行之，仍如有锁在喉，不得发声。几番如此，遂作罢。

推原当时情景，盖孔子已默然为蒋先生精神生命之主，其生命中不能有两主，故有祷告至“主”一语结舌不能出声之状也。蒋先生后撰《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一文，乃此时心景之学理化表述也。后该朋友又主动为蒋先生成功联系免费至国外大学留学学神学，蒋先生不欲往，谓：“我愿在中国学孔子也。”

先是，蒋先生幽居歌乐山时，正值高校“留学热”，蒋先生既不关心亦不闻知。后因留学名额少，激烈竞争之下，难以调停，学校居然将一公费留美名额付与蒋先生。众青年教师愕然，然蒋先生谓：“美国无孔子无释迦，吾不愿往也”。

此后谈及耶教，蒋先生每谓：“余有入基督教之愿望，然每欲入基督教时，辄觉身后有孔子及整个中国文化之牵制，不得入。如此进退挣扎者若干年，终未能成基督徒也。”因蒋先生有此番心路历程，故其对耶教学理有同情深入之了解，并对耶教之思想与历史始终保有浓厚之兴趣，此与未经此番心路之学人隔膜于耶教者，大有不同也。

儒学，尤其宋明以降之心性儒学，其内在超越性甚为显著，其中之主观性、内在性、精神性、神圣性，亦即宗教性，更是显之又显者。故除释道耶及西方生命存在之学外，心性一系之儒学，亦为蒋先生此时期用力方向之一。唯此时尚未自觉以之为安心立命之依归，而是出入于各大宗教之间，徘徊瞻顾而无最终皈依也（其《基督的人生观》译序及书中注语即其明证）。

虽然蒋先生接触儒书甚早，自当工人时即已读儒书，然其早年之读儒书，大底仅视儒书为一般古典文化读物读之而已，尚未顺性命之学理路抽绎而依止之也。至一九八四年，得唐君毅先生书读之，并由之进入新儒家之义理殿堂，情况始起变化矣。

八四年蒋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朋友、重庆人王康先生家初见唐君毅先生著作，并闻悉“悼唐风波”。旋即被唐先生儒者人格感动，即赋《读唐君毅先生事迹有感》一诗，云：

读罢先生事，掩泣声哽咽。

男儿不弹泪，未到心惨裂。

悠悠我中夏，礼乐昭日月。

斯文一扫尽，天地亦伤色。

哀哉赤子意，壮矣英雄业。

韩子回狂澜，朱公继前烈。

我辈炎皇种，心流轩辕血。

哲人逝未远，伐柯有其则。

遥遥观音山，凄凄茔草白。

悲风吹我泪，祭酒孤冢侧。

王康先生乃唐先生外甥，其母为唐先生之妹。唐先生每于海外出版著作，必寄大陆三套：梁漱溟先生处一套、母校北大图书馆一套、重庆女弟家一套。蒋先生于王康先生家见唐君毅先生诸代表作并借读之，然后知有所谓港台新儒家者。之后更设法访得牟宗三先生、徐复观先生书读之，始受港台新儒家影响，并日益认同之。

既知新儒家，乃益觉大陆学绝道丧之甚，认为鼎革之后大陆无儒学，真正之儒学在港台，慨然曰：“弘扬港台新儒学使之披风大陆，余之志也。”此时（八四年）蒋先生即以一人之力独自于大陆研究新儒学，而大陆官学机构以国帑从事此一研究，则数年后事也。

与此同时，蒋先生亦访得梁漱溟、熊十力等上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书而读之。当时梁、熊两先生鼎革前所著书，图书馆均打包封存不外借，得之匪易也。适有一友人谢幼田先生，任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通过关系转借出梁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熊先生《新唯识论》两书，携至重庆朋友间传阅。

蒋先生遂将二书复印读之。当时蒋先生读二书之心情，直如“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真理朗现，兴奋莫名也。梁、熊二子之学，皆出入佛学，承续心学，与蒋先生此时裁断众流遥契真常之理路气味相投，故读其书能有如是之感也。

后又经邓小军先生引介，得于西南师范学院拜见熊、梁弟子曹慕樊先生（1912—1993，号迟庵，四川泸州人。熊、梁弟子。鼎革后任教西南师范学院，于中国古典文学、目录学、儒学、庄学、佛学造诣湛深。邓小军先生有《回忆曹慕樊老师》一文，可参）。

此后即常往西师就儒学问题请益于曹先生，由之闻悉众多熊、梁往事轶闻及学术思想，深受影响，继先儒复兴儒学之志益坚焉。八五年复经曹慕樊先生介绍，于往天津途中至燕都梁漱溟先生寓所拜谒梁先生。

梁先生年迈，家人嘱谈话时间以一小时为限。不意梁先生见蒋先生后，谈兴甚浓，滔滔不绝三小时，意犹未尽。见梁先生后，蒋先生感梁先生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学处当今中国学绝道丧之际，复兴儒学之责当在我辈，任重道远也。临别，梁先生勉蒋先生读阳明学书。自此，始留心阳明学。由是溯流而上，与儒学大传统接榫矣。

章太炎先生回顾其生平学术，有“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之说。克尔凯廓尔之所谓“宗教阶段”，以儒者视之，则非圆成之境，只可谓“转俗成真”阶段也。必再进一境，至于“回真向俗”，乃为圆满。自读新儒学书后，蒋先生内心孤寂冲突、幽闭焦灼之情视以前有所缓解，对人事之厌烦亦不如昔日之剧烈，中和之气时有透露，盖“回真向俗”之几也。八九年后出山讲学，再言政治，乃“回真向俗”之展开也。

先是，有朋友读北大者返渝，言重庆地僻，难有施展；为前程计，当考研进北京名校，甚至谓：“不进北大，不知何为读大学”。故累劝蒋先生考北大。然蒋先生此时正勇猛精进于究玄决疑，不暇旁顾；复谓鼎革后北大已无儒师传道解惑，故进北大不能解决其安身立命问题，遂应之曰：“北大有孔子乎？吾愿考孔子之博士，不愿考北大之博士也。”自是绝口不言考研考博进名校事，终日栖身歌乐山读圣贤书如故。其高狂有如此者。

六、移住海滨：一变至道新儒出山

八八年，蒋先生移居深圳，供职深圳行政学院。深圳乃新兴工商城市，其气氛蒋先生不之喜。其移居乃出父命。蒋先生两弟在港，父母欲靠港而居，故促其调深圳，以便家人团聚也。既居海滨，与港台新儒家学人之交流开始矣。

耶教友人既导之行祷告礼而结舌不能出声，蒋先生乃悟孔子已然成为其生命深处之主宰，遂一心归宗儒门，安之不迁，可谓一变至道矣。

自八九年迄今，蒋先生遂八字著脚，全副身心投入儒学义理之发明与弘扬、儒学教育事业之开启与拓展，而卓然成当代大陆儒学事业中之泰山乔岳矣。

归宗儒门之初，蒋先生首先致力于在大陆弘扬新儒家之学，与罗义俊、邓小军两先生同声相应，道义相辅，一起构成海外新儒家反哺大陆活动之中坚力量。此时大陆其他研究海外新儒学之学者尚多，然其发心动念之纯，认同之切，持守之坚，能出此三先生之右者，吾未之闻也。

是时，蒋先生致力儒学复兴事业之悲愿宏志已渐为学界知悉与理解。一九八九年五月，香港浸会大学举行儒耶对话学术会议，蒋先生应邀参加。在港开会之余，复于法住书院为牟先生祝寿宴会上得拜见新儒家巨子牟宗三先生，不胜欣慰也。

此番香港之行，系蒋先生首次以儒者身份与学界公开交流。一代大儒出山，作雄狮吼矣！

此次香港会议之主题为“后现代世界之终极关怀”，而蒋先生认为，因儒学尚未成功解决其发源地即现代中国大陆所面临之问题，故言儒学之终极关怀如何应付后现代世界提出之问题，为时尚早。研究儒学在后现代世界之现实意义，不如研究儒学在中国大陆之现实意义之为切实与紧迫也。于是撰《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对的问题》一文提交会议，并宣读之。之后又连载于港台新儒家学派之刊物《鹅湖月刊》。

《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对的问题》系蒋先生论证及擘划儒学复兴事业之大手笔。文章首先论定中国大陆目前所面临之最大问题既非政治民主，亦非经济发，更非观念更新，最大问题乃复兴儒学以激活并贞定民族精神。接着就大陆复兴儒学之可能性问题展开分析，指出唐君毅先生生前所预期之海外新儒家将儒学“反哺”中国大陆之时机已经来临，儒者当戮力以赴之。然后，对目前中国大陆亟待对治之种种问题，如意识形态问题、价值虚无问题、民主政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与教育危机问题等，予以揭明，并指出儒学既兴，诸般问题皆有以对治之。

文章“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发亹亹数万言肺腑剀切之言。如风雨雷电交发并至，振聋发聩，非半温不热客观研究之时文，乃倾注儒者万觚热血之宣言也！

蒋先生此文之主张与理路与新儒家学派之主张与理路基本一致。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先生联名向世人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为港台新儒家之儒学宣言。四十年后蒋先生向世人发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对的问题》，可谓大陆新儒家崛起之儒学宣言。前后辉映，薪传不断也。

虽日后蒋先生别开“政治儒学”之新生面，在外王问题上与新儒家之见不相吻合，然此乃纯粹学术见解问题，非有意于兄弟阋墙也。蒋先生每谓：值此儒家花果飘零之际，不忍起争于港台新儒家先贤，然儒学义理又不可不明，不得已也。“知我罪我，留待后人也”。

故蒋先生与港台新儒家之争，类乎荀孟之争与朱陆之争，实为儒学内部义理之判教与厘定，非排斥否定之争也。义理固有不可不明者，然蒋先生之学得力于港台新儒家者甚多，故蒋先生读其书而敬其人，对港台新儒家先贤怀有深厚感情。

一九九六年底蒋先生应《鹅湖杂志》之邀赴台北参加“第四届新儒学国际会议”，与《鹅湖》诸师友欢聚论学之余，赴唐、牟二先生墓园祭吊。当时蒋先生低徊墓前，悲情涌动，有感曰：“大师已去，小子何依。海天茫茫，感触良多。吾辈可不奋起弘扬斯道，思有以继之者乎！”（九七年一月蒋先生致笔者书）

又，今日阳明精舍复夏堂祭祀牌位中，设有梁先生、熊先生、马先生牌位，复设有唐先生、徐先生、钱先生、牟先生牌位。会讲祭祀，焚香行礼，蒋先生与港台新儒家先贤常精神交感冥通，不因学术观点有异而不敬拜其人也。当今世界，祭祀港台新儒家先贤者，恐唯有阳明精舍也。蒋先生对港台新儒家先贤之深厚感情，于此亦可见矣。

虽然在对儒学之具体理解上蒋先生未亦步亦趋前贤之步武，然实乃以开创新局面之方式弘扬前贤之理想，成就儒者之大业也。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之儒者大眼光观之，蒋先生后来与新儒家见解之异，乃同中之异，非“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异也。从今年（2007年）蒋先生接受《南都周刊》专访中，亦可看出蒋先生对港台新儒家之态度也。蒋先生曰：

你问到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以来几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我认为共同点都在于为复兴中国文化而努力，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复兴中国文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当时在中国“救亡”的处境下，先贤们对中国文化只能做到“心性的保存”或“形上的保存”、“学术的保存”，尚无条件做到“政治的保存”，所以他们的保守主义倾向于抽象的文化方面。但是，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这些努力怀抱崇高的敬意与同情。

而现在，“救亡”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走向富强，中国的历史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已经有信心有能力来思考“中国政治”的问题并重建“中国政治”。所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政治保守主义维度才得以突显，中国才有条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政治的保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是对近代以来几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精神方向上的延续与继承，或者说发展与推进。（《南都周刊》，2007年8月30日。）

八九年至今近二十年来，蒋先生为弘扬儒学，殚精竭虑，八面出击，功绩卓著。《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以善致善》《儒学的时代价值》《龙场会语》等著作文稿之撰写，《基督的人生观》《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通道德的社会》等他山攻错之籍之译移，法度谨严、内容宏富之系列读经教材《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之编纂，大型儒教交响乐《太和圣音》之策划与义理章节之构思，甲申、丙戌等会讲活动之操办，阳明精舍之构建与运转，修文阳明祠修葺及阳明铜像塑造等工程之促成，往来海内外各地数十次之演讲，与夫儒教重建运动之构想与发起，其中之荦荦大者也。

二零零四年为所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作为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之代表人物，蒋先生此年劳碌愈恒，硕果亦最丰：继《政治儒学》在海内外出版后，《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在台湾养正堂出版，《以善致善》在上海三联出版，十二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高教社出版（出版后引起全国读经大讨论），并撰文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或在各种论坛发表演讲，如构思十年之重要论文《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在杭州“当代儒学国际会议”上宣读，《以中国解释中国──回归中国儒学自身的解释系统》一文在深圳大学“西方学术背景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会议”上宣读，《中国大学“通识改革”与中国书院传统的回归》一文在广州南沙“开放时代论坛”上宣读，《儒家文化是建立中国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一文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民法典论坛”上宣读，《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一文在贵州财经大学“人文论坛”与西南政法大学“金开名家法学论坛”上宣读，《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一文在第五届深圳读书月论坛上宣读；

接受深圳《晶报》、上海外滩画报、北京中国青年报、《原道》学人、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与学术团体之一系列学术专访（专访题目分别为：《读经、儒教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读经与中国自由主义》、《谁是有文化意义的中国人》、《读经与<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此外，是夏在阳明精舍蒋先生全力主持被称为“中国大陆新儒学”形成标志之“甲申龙场会讲”（即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会后又与王瑞昌、任文利、王天成诸位在阳明精舍就儒学面临之重大问题论学廿余日。

凡此皆在中国学术思想界、新闻传播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之事件。蒋先生只身任之，厥功伟矣！然蒋先生体魄亦因之几不可支矣。是年入冬后始气虚体弱，次年构疾。迩来戢影慎出，以此也。为振起斯文，尽瘁矣。

七、政治儒学：再铸学统别开生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蒋先生所读儒学诸书，皆系以安心立命为旨归之新儒学及宋明性理学之书。受新儒家影响，其所驰骋之儒学天地亦不外新儒学所划定之界域；其所归宗之儒学，实际上亦“祖述程朱陆王、宪章梁熊唐牟”形态之儒学也。

不意一九八九年夏初，中国政局发生“大洪水”。此实国人百年来肆意戗绝文化生命，立国思想及政治措施奉异学为法度准绳而招致之人祸也。《书》曰：“洚水惊余。”蒋先生以其大不忍之心而受此现实刺激，因思所以扭转之道，故而有“政治儒学”之构建也。此一因缘，蒋先生于一九九零年一月致牟宗三先生书中言之甚明：

庆去岁赴港与会，不意得仰见先生，是庆之幸也。庆尔来常读先生书，想见先生之为人。此刻一睹先生风采，其心情可想而知矣。唯席间仓卒，行程匆匆，未暇就心中难题请益先生。返深后，突遭世变，情志激奋，心绪不宁，不知中国与吾儒出路何在。殷忧深思，孤心凄苦，半载有余。而后乃坚定志向，重振信心，知中国之问题仍是儒学问题，离儒学中国之问题无由获解。

于是重温儒学，力图再阐吾儒精神生命。然经忧之后，庆之关注始由心性转向外王……庆昔居渝，始好西学。后悟西学美则美矣，未能解决中国问题。时幸得闻熊先生、梁先生之学，心情为之一振，始知中国故学有不可弃者在。后又于唐先生家人处闻唐先生之学与先生之学，愈信吾国故学至刚至大，乃吾族精神生命之体现，遂归心儒学。庆此时归心之儒学，乃心性儒学也。

遭变之后，庆思路亦为之一变，由心性转向外王，以为当今中国最大之问题乃外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儒学在中国之复兴亦无望。儒学若不能在中国今后之外王大也中有所作为，不为中国今后之政治发展提供坚实之理论基础，儒学将难为广大国人认同接受。是故，儒学现代发展之关键端在于儒学能否开出新外王。鉴于此，庆窃以为有必要对中国儒学传统进行全面之检讨认识。

庆以为，中国儒学有两大传统，一为孟子一系之心性学传统，一为春秋公羊学一系之外王学传统。此二传统岁均由孔子开出，然二统之关注重点、入手方法、对人性之体认以及对后世之影响均不同。庆此时所究心者乃春秋公羊学，以为儒学在当今中国要开出新外王，断不能舍春秋公羊学而获全功。（台湾版《政治儒学》，页548-9）

“春秋公羊学一系”儒学传统，即蒋先生所谓儒学大传统中之“政治儒学”传统也。

笼统言之，“政治儒学”之拈出系基于“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乱局。若具体言之，乃是激于民运人士之表现。“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某日，蒋先生观看香港电视新闻，见美国国会议员之接见流亡海外民运人士，趾高气昂，仿佛自由民主由其施舍，而民运人士低声下气，卑躬领受。

此画面对蒋先生刺激甚大，以为无论自由民主如何之好，亦不能乞讨；吾国在政治上必须有自已独立之价值与尊严。此后乃反思吾国究竟有无独立之政治智慧、政治思想与政治资源，并反省港台新儒学对中国问题之政治解决方案，遂由心性儒学转入公羊学之研读。后得出正面肯定结论，“政治儒学”由此而作也。

所谓“政治儒学”，乃相对“心性儒学”而言者。“心性儒学”重在解决尽心知性知天、穷理尽性至命之个体生命超越转化与安顿依止问题，孟子以下之程朱陆王直至当代新儒学属之。“政治儒学”重在解决如何顺承天道改制立法、制礼作乐以及建立政治制度之合法性、社会秩序之合理性等制度架构问题，荀子以下之董子、何邵公以至清季庄方耕、刘申受、龚定庵、魏默深、康长素属之。蒋先生所重开之“政治儒学”即是在继承公羊学传统之基础上参考可资借鉴之西学资源并考诸中外政治现实所构建之外王学也。

八九年下半年，蒋先生开始研究公羊学。一九九三年将研究心得撰成《公羊学引论》。因出版事务延宕，一九九五年六月始出版。“是书立言论事，一以公羊义理为准，故是书为公羊学著作，而非客观研究公羊学之著作。公羊学为今文经学，故是书亦为今文经学。”（《公羊学引论》之自序）此书实康南海之后百年来第一部继承公羊学、取法公羊学之公羊学著作也。

中国近世学界之研究古学，皆以纯客观之态度对之作科学考古式之研究，如隔玻璃橱窗察视文物般，无情感投入，无价值认同，更无所谓“微言大义”之发掘而致用乎现实者。治古学者只知史学而不知经学，《公羊学引论》出版前对之作学术评审时，出版社在偌大之中国竟觅不到一评审之人，只勉强找一自认不谙公羊而治《左传》之老先生敷衍了事。蒋先生之书以今文经学立场言公羊学，阐发公羊学之时代价值，明确宣称“非客观研究”，真可谓别具一格之当代“通经致用”之学也。

是书甫出，传至台岛，即因公羊家立场引起毓鋆老先生重视。毓老早年受教于康南海，在台建有“奉元书院”，几十年均以“今文家法”在台民间讲公羊，以为大陆公羊传统早绝。忽见大陆有公羊家著作问世，甚惊异，认为非有师传亲授不能如此。

因蒋先生居广东，毓老便推测康南海学统未断，蒋先生为其师法之民间秘传，遂遣弟子携《公羊学引论》复印本赴广东寻访蒋先生，欲与南海学统接榫也。后辗转得见蒋先生，知非南海学统之民间秘传，南海学统之师传在大陆实已断绝，蒋先生乃私淑者也。

虽然，毓老仍望与蒋先生会面，因蒋先生赴台不便，毓老遂约其至深圳与蒋先生会面。宾馆与日程已定，惜毓老以九十高龄忽患感冒不适，不宜远行，乃罢。毓老急欲亲往会面，其欲觅《春秋》托命之人乎？故蒋先生深为感动也。蒋先生虽未能亲见毓老，然有此一段因缘，蒋先生之精神与毓老之精神已隔海相通矣。后蒋先生《政治儒学》与《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二书之在台岛刊布，即得于毓老弟子之力也。

一九九五年《公羊学引论》之出，标志蒋先生之“政治儒学”问世。二零零三年《政治儒学》在台湾出版，次年在大陆出版，二零零四年复有《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在台湾出版。《政治儒学》与《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系蒋先生“政治儒学”之展开与充实。两书尤其是《政治儒学》一书在当今中国学术思想界影响甚大。自此之后，“政治儒学”作为一新学统始立于中国学术之林，无论中国学人接不接受“政治儒家”之义理价值，而“政治儒学”一词则俨然成一新铸之学术关键词而人人言之矣。

“政治儒学”体系宏大浑成，义理深微而繁富，且许多内容蒋先生尚在探索中，兹不暇详论。举其大端，有“以天统政说”、“王道政治说”、“大一统说”、“心性群治二分说”、“道统高于政统说”、“天赋圣权说”、“儒士统治说”、“合理等级秩序说”、“儒教宪政说”、“儒教立国说”、“三重合法性说”、“儒教议会三院说”、“儒家文化本位说”、“政治保守说”、“以善致善说”、“夷夏之辨说”、“复古更化说”、“时中智慧说”、“复魅说”、“文实说”，等等。

凡此诸说，有直承公羊学旧说者，如大一统说、夷夏之辨说等；有对公羊学本有义理加以总结并出之以时人易解之措词而成者，如道统高于政统说、心性群治二分说等；有参考儒学及其他学统之精神结合时代问题而新创者，如三重合法性说、复魅说等。凡此诸说义理相联，有机结合，构成一别开生面之儒学新学统也。

此学统与宋明儒学系统之不同显而易见。宋明儒学为与佛教相颉颃，专意发明孔门正心诚意希圣达天等内圣之旨，于外往之学无所发明。宋明儒虽亦有其政治见解与主张，然皆系循“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理路言之者，政治问题被约化为心性问题，失其独立意义。蒋先生所阐发之“政治儒学”系将政治问题从心性领域独立出来加以处理，显非宋明儒学之故辙也。

此新学统与港台新儒家之学亦明显不同。此中可言者甚多，今仅就内圣与外王之关系一端论之。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之新儒学虽然未将政治问题约化为心性问题，提出两者之间系“曲通”而非直通，并以“良知坎陷说”解释之。然经由良知坎陷之曲折而成就之政治领域，实际上已成完全独立之领域，其与天道性理只具形式上之联系，天道性理之具体内容并不能灌注于政治制度之结构中。

根本原因在于“良知坎陷说”乃牟宗三先生为弥缝近世知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裂变、既成全两者又绾合两者而提出之逻辑假定也。大儒苦心虽可理解，然此一逻辑假定，虽然理论上颇为圆满，但不具实质意义也。因良知坎陷之后政治领域实质上完全独立于天道性理，故新儒家所成就之制度乃全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体用发生断裂矣。

虽然新儒家可辩解曰“自由民主制度之建立乃儒者内圣之学之内在要求”，故内圣外王并未断裂，然细思之，恐未必然也。若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格之，此“内在要求”之说只相当于“四因说”中之“动力因”，而“目的因”、“形式因”与“质料因”皆不与焉。正因缺少后三因，故最终成就之外王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天道性理无内在联系，与民族精神相脱离，因而亦与自由民主主义之西化派殊途而同归矣。

蒋先生之“政治儒学”虽主张政治与心性两分，但强调“天道下贯”之义理形态，即客观超越之天通过“以天统人”之方式形成汉儒所谓“依天裁事”、“设官法天”等下贯渠道，从而将天道之旨意价值灌注于政治领域也。循此所建立之政治秩序乃直接体现“天道天理”之神圣礼法秩序而非近代世俗化之政治秩序，循此所建立之政治制度乃具有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之礼乐刑政制度而非西方式之民主制度。如此，则与牟先生所言“良知坎陷”之结果迥乎不同也。

复次，蒋先生之“政治儒学”虽祖述汉以来之今文经学与公羊学，然并非“照着讲”，而是立足中国乃至世界现实之大问题，在把握传统今文经学之大经大法基础上有所发明创新也。此非公羊家发掘孔子“微言大义”因时“通经致用”之“家法”乎！除此继承中学传统外，蒋先生对西方政治思想之精华亦有所汲取。且不论其他，耶教中天主教之政治哲学、伯克、迈斯特之保守主义以及民主思想中之议会主权学说是其显者也。

要之，蒋先生之“政治儒学”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取东西文明之长而成之儒家新学统也。此套学统，其结构或未必已臻完善，其论证或尚存罅隙不足，然已于当代思想界拓展一新天地，别开一新生面矣。蒋先生尝谓：“一种理论之提出，其价值在于开出一学术新路向，待后人共由而证成之，而不在解决此一理论面临之所有具体问题也。”此则蒋先生自道其学也。

蒋先生“政治儒学”所揭橥之王道政治，在当今中国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儒家之外，标示出中国政治发展之第四条道路。此乃儒家政治理想沉寂一百年后首次进入公共话语领域，表达出儒家独特而强烈之政治诉求。或许有学者畏其陈义太高，难以落实，然欲使现实政治不致迷失方向，酿成人类大患，吾人不可不悬此王道理想以为政治祈向之鹄的也。

八、阳明精舍：学在民间道在山林

在儒教文明之学术与教育传统中，除官学传统外，尚有一私学传统。两传统之不同在于，官学由政府控制，与国家行政取士制度相辅而行，旨在培养官吏；入学者以其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不必以修己弘道济世安民为矢志也。官学自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然因其与禄利结合紧密，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系为人之学而非为己之学，故不能担当弘扬大道传承真学之任务。

私学乃大儒为讲学弘道所创，不受科条律令牵制，不受功名利禄左右，学者受老师大儒人格学问之感召，负笈来学，只求明道，不作他想。学者于此鸢飞鱼跃，云卷云舒，真几呈露，天机活泼。一真一俗，迥然不同也。先秦之庠序，汉代以降之太学国子学，戊戌维新以来官方借鉴西方教育体制所经营之大学，皆官学传统也。

私学传统启自孔子杏坛设教。其后两千余年，或盛或衰，或隐或显，其统绪绳绳不断，儒家之道统学脉赖以传承光大。宋明之世，大儒辈出，书院蔚起，天下翕然从风，儒道大畅。此其最盛之时也。沿流至于满清，思想钳制亟严，文狱频兴，私人自由讲学之风寖息，所存者大底“尽入我彀中”之禄利官学而已。此时书院之名或存，然多与科举利禄纠结一起，名存实亡，不足以担当承续弘扬道统之任也。

清末康长素之长兴讲学、民国章太炎之苏州讲学，以经学为主；抗战中马一浮先生之复性书院讲学、梁漱溟先生之勉仁书院讲学，以宋学为主。此四子者，讲学皆承明道济世安民之精神，洵有再兴宋明私人讲学遗风之象。惜或迫于时局或困于资财等客观原因，皆未得久行其道。鼎革之后，形势急转，秦火大煽，大儒贤士或奔窜海外，或伏处岩穴，或受迫害而缄口，或就杀戮以蹈义。数十年间，天地闭，贤人隐，浊浪滔天，斯文土苴，私学统绪至此灭无迹矣！

改革开放之后，虽钳制未除，然文网稍疏，大学之中风气渐开，一时颇有些微自由空气。不意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制度行世以来，复举国骚动，斯文尽扫。全国成商海，校园成商店。学校衙门化之弊未得些许缓解，而学术商业化又席卷而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未有如此时之甚者。贤者之忧，雪上加霜矣。

复次，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社会浸渍日深，韦伯所谓“理性化铁笼”已在中国社会铸成。号称体现自由精神之现代大学与研究机构亦在此铁笼笼罩中。教学内容世俗化、功利化、浅薄化与夫学术活动计量化、科条化、快餐化，日深一日，不知伊于胡底也。此氛围中，即一般之人文学术已不能保其真精神，又岂可指望穷究良知本心天道性命之儒学能得其传承光大乎？

凡此种种斯文扫地之恶况，蒋先生皆亲身经历之：八十年初在大学写《回到马克思》，遭受历时一年之“批评教育”；后因写《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对的问题》一文，备受学界权势者之长期打压；在商业气氛最浓之深圳从事公羊学研究，饱受“满耳发财声”之干扰；在官学体制内任教，常受办班创收及学术科条化之拘迫。

面对如此情景，蒋先生守死善道，不更其守。职称不申评，课题不填报，办班不参与，股市不涉足，确乎“儒行”中人也。虽然此可成就大丈夫之人格，然欲于此境中弘扬大道，讲明正学，甚不利也。于是乃发心于官学之外另辟私学，以承孔子以来民间自由讲学之传统。蒋先生所构建之阳明精舍，即为了此宏愿也。

八十年代在重庆西政任教时，蒋先生即感由于受意识形态控制与科层制束缚，现代大学不能承传讲习儒家天道性命之学，遂思效法先儒办书院以保存儒家道统学脉，然无机缘也。移居深圳后之一九九二年，结识深圳某集团公司董事长，其人表示愿出资在广东惠州办“东亚儒学院”。岂料此人并无诚意，蒋先生劳顿年余，最终搁浅。

一九九五年蒋先生复与日本“将来时代国际财团”联系，望其能出资在贵州龙场兴办“国际阳明书院”，请岗田武彦先生出任名誉院长，后因国家政策不准外国人在国内办文教事业而不果。一九九六与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霍韬晦先生言及此事，霍先生又有意出资在龙场接办“国际阳明书院”，且已与县政府签订具体投资合同，然又因政府官僚作风长期拖延而作罢。此数次挫折耗去蒋先生数年时间与大量精力，遂对企业、政府、外资办儒家文化事业不抱任何希望，乃发愿以一介书生之力独自兴办书院。

一九九六年，蒋先生于贵州阳明先生悟道之地龙场购得百余亩荒地，拟建书院。土地已备，经费何来？蒋先生一读书人，终日惟事书册，不事生产，艰于资财。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化缘，筹募营建书院费用。蒋先生之人格精神、才华学识素为同学朋友亲戚故旧所熟知，其宏愿悲怀亦素为彼等所敬重，故多得其助焉。

蒋先生之筹资活动，其性质纯为私人馈赠，捐者不附加任何条件，无丝毫回报可得。在此商风席卷、人心不古而儒门淡泊之时代，无论施者抑或受者，非有过人之精神、惊人之意志其何以行之！然蒋先生因儒缘竟能行之！虽甚艰难，尚可推进也。或有委屈，为图远大，可不计也。

蒋先生尝言：“孔子为行道干七十二君而不遇，余始干几人不遇，与孔子相较如何哉？余之遇多矣！”又言：“吾何人，可受世之助耶？助者非助我也，助孔子、助阳明、助儒家、助中国文化也，吾为孔子长揖谢诸友也。”

自一九九六年始，六七年间，募得一块砖钱，墙上即加一块砖；募得一条梁钱，房上即上一条梁。款项支绌，且筹谋；善缘既来，即赶工。点点滴滴，断断续续，至二零零年主体建筑“奉元楼”终巍然耸立于清山绿水之间，书院复起矣！

深圳大学游建西先生谓：“自古惟闻道家化缘修观，佛家化缘修庙，未闻儒家化缘修书院者。盖儒家化缘修书院，自蒋先生始也。”诚哉，斯言！可谓知蒋先生者也。然值此儒门衰颓之际，儒家之化缘修书院，视佛道两家之化缘修庙修观者，其难易不可以道里计也。

因书院规模不大，取足读书讲学即可，故名精舍。以毗邻阳明证道之地，故名阳明精舍。东汉即有儒师命山中读书讲经之舍为精舍，蒋先生取“精舍”一名，其渊源亦甚深远也。

精舍依山而建，面积十亩有奇。由桂竹园、性天园、乐道园、俟圣园、仰山园、默园等组成。诸园天然起伏，错落有致。精舍脚下有水域一片名鉴性湖，净如明镜，常有白鹭翻飞其上，观之忘机也。

精舍各门户及诸楹柱皆悬有楹联，书法皆出诸名家，撰写则出诸蒋先生。联语属辞既工，理趣亦富，乃文情哲思融为一体之艺术精品，玩之其味无穷。不见其人，不读其书，不听其议论，仅观此数楹联，亦可想见作者为人也。

奉元楼之复夏堂前之联曰：

五经藏理窟，立人文万世根基，常道常繙承道统；

六艺蓄义海，开性教九州学脉，恒心恒现继心传。

乐道园之勉仁堂门联曰：

天心月满时，有孔颜之乐；

檐下雨疏处，正尧舜所思。

俟圣园之明夷堂柱联曰：

道自白云深处起，文不在兹乎；

学从绿野满时来，质之将复矣。

桂竹园之水云轩柱联曰：

山月出时，清箫一曲乾坤静；

松风过后，浊酒半杯天地宽。

阳明精舍建成以来，四方道友前来问学讲道、感受书院精神者无间断。零四年夏甲申龙场会讲（即媒体所称“中国保守主义峰会”）及零六年夏丙戌龙场会讲，乃精舍建成以来举行之规模较大之会讲也。蒋先生尝言“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精舍实鼎革五十年来中国第一间真正之儒家民间书院与斯文托命之所也。

精舍为讲习高深儒学义理、传承道统学脉之所。然蒋先生之儒学教育活动并不局限于此，对儒家经典普及之基础工作亦甚用力，曾倾两年之力编就一套十二册儿童读经教材《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所选内容上自《五经》《四书》下至宋明大儒之作，皆儒学经典中之尤为切要者。词精理粹，一以贯之，与杂凑之普通文化教育读物性质不同，播之社会，功德无量也。

此教材之出，即引发中国持续一年之读经大讨论。虽间有不赞成者，然赞成者居多。非特掀起一场读经热潮，更使读经理念深入国人之心矣。推原蒋先生之心，训蒙养正，中国文化复兴之希望当寄之于未来也。

蒋先生以“政治儒学”名世，然“心性儒学”亦其素好，尤好阳明良知之学，造诣湛深。东瀛冈田武彦先生乃当今世界儒学界大儒，其学尚体认，重受用，与明儒中之江右学派相近，走“超越逆觉体证”之路，以“归寂证体”为宗。蒋先生与冈田先生有道交，深受其影响。而牟宗三先生以阳明学为底里之“道德的形上学”，蒋先生则不之喜。

蒋先生惯于以传统心性儒学之直指心体、直抒胸意之言说方式谈学论道，以为繁富新巧之思辨分析、九曲十折之义理演绎易致学问流为概念之知解解析系统，无当于身心。因此曾谓牟先生之学为“歧出之王学”。此说于牟先生之学恐未必平恕，然于此亦可觇蒋先生喜好传统心性之学活泼近思之风格与直截简易之工夫也。蒋先生此一为学风格，于阳明精舍“存心斋”一联亦可见之：

为道须枯槁一番，刊尽声华，从此海阔天空，鸢飞鱼跃；

存心要静默终日，养全性体，而后风清云淡，山峙川流。

九、结语：斯文干城

熊十力先生言：“感触大者为大人，感触小者为小人。”蒋先生者，有大感触之人也。其大感触即目睹中国文化命途多舛，花果飘零，而怀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悲情并誓将投入全副精神以振起之、复兴之、光大之也。

中国文化肇始于伏羲，成型于周初，中经孔子之整合、纯化、提升而臻于美富。惜孔子生春秋乱世，有德无位，乃寄微言大义于《春秋》。及汉世董子出，孔子之志始差有落实，后此两千年中华文明之规模于焉奠定，而光耀寰宇之汉唐文明因之而起也。宋后始衰，晚明尤甚，竟招满清入主之祸！清季西人驾铁舰携火炮至，文物典章随之。国人始乱其步武，群慕西化，儒学危矣。

陵夷至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于前，“文化大革命”踵其后，巨浪相逐，烈火汹燃，中国文化灭矣。此继满清入主之后中国文化所遭逢之又一大劫也，且其酷烈复又甚于满清什佰而无算也。幸吾族文化命脉生力顽强，“文革”之后儒学复渐有萌蘖。然虽有萌蘖复苏之势，大局既无变，究难脱屯艰之运也。然视文革惨状，亦差可慰矣。

市场体制实行，国人胥沦为经济动物；冷战后西方主导下之全球化日日迫进，西方之器物制度、礼俗风尚、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宗教以至语言文字全方位进入中国，且浸渍日深，反客为主。当今国人已失去自己文化身份之自觉，已不能用本文化之价值立场判断事物，对西方文化已失去反省与批判能力，沦为西方文化之奴隶矣！

近代西方科学民主所催生之社会乃功利算计之社会，经理性主义除魅后之近代人类生活世界乃神圣性缺位之囚笼式生活世界。牟宗三先生所言“无理、无体、无力”之“三无”世界，即指此世界而言也。

此“三无”世界中，天道性理、超越价值、神圣理想、心灵自由乃至礼义廉耻均无有扎根生长之土壤，是故儒学难兴，圣贤不再，岂待言哉！

此“三无”世界降临中国，乃目前儒学面临之又一大劫难也。此一劫难不似满清入主、“五四”“文革”般狂风疾雷，震天动地，乃以不声不响渐次浸渍渗透之方式暗行其间者。然正因其如此，其为害将比此前诸劫远为沉痼而持久，如迁延之疾，疗治愈难也。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几十年来蒋先生研究学理，开发政治儒学，营建阳明精舍，四处讲学弘道，“以中国解释中国”，凡百所为无非欲于此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之世，承前圣往贤之志振起斯文也。蒋先生实今世之斯文干城也。

匹夫而援家国民族之陷溺，一身而谋亿万生民之福祉，千载之下而承列圣列贤之道统学脉，生乎今世而忧千秋万代天下之命运，伟哉人也！大哉儒乎！

（附识：此文之作，蒋先生本人对文中所涉事实多有核正；蒋先生之亲戚范必萱女士、小学同学张建建先生及部队战友张秋林先生通过电话接受作者采访，提供信息。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西元二零零七年八月

撰于京南郊外之淡甘书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