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归来
作者：陈彦军
原载：《社区》杂志2012年第8期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去年岁末，《儒生》集刊在中国内地创刊并公开出版格外招引目光。众所周知，晚清新政后科举废，民国肇造后读经废，五四新文化后孔教废，三废之余，“儒生”这个秦政一统时出现并伴随中华帝国始末的名号，实质性内涵已然被掏空，其群体也基本上在中国消失。当然，在今天即使偶有人用，也无非是泛指书生之意。但儒生并不等于书生，除了读什么书的区别外，更重要的是儒生自觉地归属于一个文化-政治集团，他们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有了他们的存在，中国才成其为一个儒教社会。没有了儒生的中国，似乎更精彩，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并汇成了某种有着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但这个中国道路，有人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而道路中也的确正走出一群儒生，他们秉持儒家立场，坚守儒学理念，光大儒教事业，不期然间慢慢壮大，办刊名号《儒生》，所标榜的目标是“祖国更加繁荣强大，人民更加自由幸福。在这一目标实现的那一天，世界万国将会更加协和，普天民众将会更加和睦”。看到如此自信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说明，再联想90年间儒生归去又归来的历史，不能不让人唏嘘感慨。

   
   儒生归去，是自己归去，这一点一如战国。

   
   《史记·儒林列传》记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在七十子一代，儒门还是奉孔子教，且扩大了孔子学术的传播的，但后一代就变化纷纭了，如子夏的弟子吴起显名于兵家，李俚成名于法家。战国时儒术承传，只在齐鲁之间，孟荀之徒，靠学问，靠持礼，坚守于世。但就是荀子之徒，如李斯、韩非辈，也以法家名世。当然，钱穆先生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古代贵族的礼一变成了儒家的士礼，再变成了墨家的墨礼，三变便成了法家的法。”这样说，可以帮助打开我们认识儒家的维度，重新识辨“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时代的儒学的面相。但战国儒生归去而局促一隅，直到秦皇一统时以变秦救世而重新归来的事实尽如太史公所述，孔子没后，儒学的重振不在孟荀所在的战国，而在归来儒生前仆后继而加以矫正的汉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儒在孔子之前就出现，官失其守，贵族没落，以知识和术数谋生，被人讪笑为儒。孔子少从鄙事，中年挺立文化精神，为君子儒，演成儒家，数百年间孔学成为显学，影响齐鲁大地，不降王侯，不从流俗，但其中也参差不齐。至秦汉，有城破仍弦歌不绝的邹鲁之士，有报礼器而从陈王的孔甲，有传经的伏生，抗礼的辕固生，也有背师为吏的李斯、公孙弘，钻营的郦食其、叔孙通，方士化的儒生，等等，为人不值。所以独尊儒术之时，董仲舒就为儒定了义，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儒生，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统治知识领域时代的知识分子。扬雄后来更进一步，通天地人为儒。这等于是把一些自称为儒，但只是以儒谋生的俗儒排除在儒之外。章太炎分儒为达类私三科，说“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揭示了这种同名异实的现象，也明确了孔子之后，真正的儒就是传经。

 
    晚清以来的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俨然如战国，儒生归去，正是一代儒者参与共谋的结果。革命是晚清以来中国的关键词，儒教中国的逝去，儒生的归去，正是中国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但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近代儒家处在革命的对立面。曾经的儒生洪秀全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一代鸿儒康有为发动了维新变法，这些都直接拉开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序幕。梁漱溟、熊十力这代革命浪潮中仍自称坚持儒家立场的儒者，有着某种关于社会主义与儒学的亲缘性关系的共识。既然亲缘，争说社会主义之实就行了，儒之名不说也罢，儒生从此在大陆消隐。退到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争颂儒名而崛起，论证方式一如梁熊，只是共识变成了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儒教中国之后的一个中华民族的存在样式是绕不过的，确立价值立场而抗拒虚无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味批判，而是要在历史维度上保持延续，在现实维度上保持张力，在未来维度上保持希望。

 
    通观《儒生》创刊号，尤其是从蒋庆、陈明、康晓光、张祥龙、盛洪等人的传记中，可以看到大陆新儒家是怎么产生的。他们没有师承，几乎都经历了短暂的出入中西，皆是经生命体证而终归宗儒家，而且直面的是中国和世界问题，使儒家站在一个更高的时代平台来展开自己的新论述。可以说，这是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和时代特色的必然产物。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一种体制，那就是体制内的文与吏。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奉主义治国的结果，治国需要笔头，需养的文人产生。改革中出现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而出现儒生。儒生因何而生？秦汉的儒生，是先秦官失其守，流落民间，兴私学，则有通一术者为儒。民初儒学扫地，科学兴起，所谓还原历史，就是剥去儒学的神圣光环，古人一枝一叶的论述加上唯物主义的眼光，终于汇成了儒生的所谓客观历史，儒生被还原为知识分子。随着对西学的模仿和传承，知识分子慢慢断奶，尤其是断了传统的奶。传统的传承靠什么？无非是自由之私学。蒋庆先生私淑康有为做公羊学，台湾的公羊学传人竟以为大陆康学有传承，特派人来接引。只要有文献在，就有儒生在，关键是文献儒怎么成为儒生。看董仲舒和司马迁所述，儒生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要重回王官学。儒生今日归来，是政治儒学的回归，是文化儒学的复兴，是仁政的要求，是儒教的重建，此乃《儒生》创刊词“将以先贤为榜样，以苍生为念，承续儒家文明，光大儒教事业，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之谓也。

   
   康有为已还的儒家，他们的儒生身份归去，变身为政治家、哲学家、社科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工人、农民，等等，一如战国儒家化入百家，最终消融之而至汉代汇成儒学之大一统。今天的儒生，也应学习前辈先贤，在中西交通的新时代与各路理论与实践交锋、互融，为迎接一个新的儒学重振时代的到来建构基础。

 

   （《儒生》第一卷，任重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原载：《社区》杂志2012年第8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