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先生离世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作者：夏 勇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西元2023年12月20日

今天上午十时许打开微信，看到同学群里关于江平先生病重的消息。同学们言语寡淡，心里却沉甸甸的。这是一种冥候不愿发生之事的怪异氛围。两小时后，我按捺不住，发信给江老师身边服其劳的友人，并请带话给江老师。友人很快回复说，“不行了”；“等医生结论”。过了不到半时，他发来《沉痛告知》。顿时，我的心一阵悸痛。

近年祭奠连连，我写的诗文多半悼亡怀故，惟今次心痛尤为怵然。枯坐良久，我努力思索的是：江老师的离世究竟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跟江老师往来很少，可以归在远远仰望他的人群里。对江老师的了解，也多来自师友。最早听到江老师的故事，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西南政法学院杨和钰老师家里。杨老师是50年代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的女学生，也当过右派。西政复校后，反右、文革的苦难经历是课堂上、酒桌上的经常话题，但在杨老师那里，江老师的苦难经历却每每讲成英雄传奇。20岁刚出头的我不禁浮想：一个失去一条腿、捡回半条命的人，何以在师生心目中如此顶天立地？

后来我渐渐明白，江老师得以顶天立地，在于他特有的精神气质和坚定信念。用《论语》里的话说，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用他自己富于时代特色的话说，就是“只向真理低头”。其实，江老师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低头，还有弯腰下跪、说假话。从他的自述所用小标题，如“去国怀忧”、“忧谗畏讥”、“宠辱不惊”，从他的《临江仙·悲歌》“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不难看出，他昂首不低头、坚守直立行走这一原本人猿相揖的标志，所经受的磨难，所付出的代价。

江老师的噩耗传出后，一位为学为政皆有造就的素友给我发来90年代她博士论文答辩时同江老师的合影，还回忆说当年江老师表示反对她去做行政工作。照片背景是社科院法学所的小院，同影者还有导师王家福先生、梁慧星先生以及王保树先生等答辩委员。睹物思人，这让我忆起江老师跟我的有限交往，尤其是他的教诲叮嘱。于是，我在微信里回了一句:他总是要我“坚持”。

第一次见到江老师是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写完博士论文《人权概念起源》，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校外专家写评审意见，评审过关了才有资格答辩。和江老师同住一院的老同学帮我把论文送呈江老师，不久便听说江老师已写好评语，让我即往江家取件。那个时候，江老师刚免去校长职务，坐在门里的沙发上，双手递给封好的评语，问我毕业分配的打算。我说社科院成立了人权研究小组，王家福老师要我去。江老师的声音突然提高八度，字正腔圆地说，好啊，把人权研究坚持下去！气场、气韵，凛然、肃然，回到北大宿舍，我依然沉浸其间。

记得还有两次到江家，也是大约30年前。一次是几位学友合作完成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翻译后一起送稿。那时，江老师主持《外国法律文库》，他依旧坐在门里的沙发上，一边用手抚拍从筒子楼搬过来、摞得老高的400格稿纸抄写的译稿，一边侃侃而谈，近乎字字咀嚼，如吐珠玑。另一次是《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初稿出来后举行专家论证会，请江平、郭道晖、梁慧星三位先生做评议。论证会在江家边上的法大外宾会议室，会前我们往江家迎接。会上江老师说了些定调的、鼓励的的话。其实，他说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一位慈祥睿智的呐喊者，给年轻人带来的气场，分享的厚沉奔壮。这气场、气韵里边，我想，无疑是江老师昂首直行的精神。

后来江老师嘱我“坚持”，在我逢遇变动时。一是调离社科院后某次开会碰到江老师，诉说如何“不适应”，他拍着我的肩膀轻声说“坚持”。一是近年来他几番托友人带话，主旨依然是“坚持”。我想，这“坚持”的，当然不再是某个学问方向或工作方向，而是内心里互相感知、不言自明的某种珍贵，类似初心使命吧。

看着网络平台喷涌如雪的自发哀悼江老师的图文，我想，人们是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的。如同近日“东方甄选”风波，千万网民不愿失去的并非某个网红，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依旧宝贵的东西。

江老师的离世让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的，无疑是珍于生命的。

（2023年12月19日夜；23日遥送并勘正个别文字。）

 2003年，作者与江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