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放宽历史的视界（上）

作者：尔雅台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零、现代化的缘起

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认为，在历史的路上有三大革命——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大约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大约500年前的科学革命。正是科学革命，从农业时代的大生态中裂变出一种全新的工业生态，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工业生产力。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可以归结为以推进工业化为核心实现国家及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就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并由此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

工业生产力需要有相适应的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经济无疑是一个复杂系统，以其所呈现出来的势能而言，我们称之生产力；而这个势能背后所支撑的经济结构和运作模式，则是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方式是一体二面，不可割裂。

马克思指出，有二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二种生产是合一于家庭的，家庭不仅是生活单元，也是生产单元。但工业时代则是社会化大生产，从而导致了这二种生产职责的分离：企业主导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家庭则专注于人自身的生产。

毫无疑问，这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纵观全球，所谓现代化的波澜壮阔的叙事，皆直接根源于这个元变革。

一、企业的崛起

我们知道，农业文明时代的家庭生产模式，其结构和秩序是简单且直接的。但社会化大生产，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使供给与需求分离，从而把一个供应能力有限、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转变为有庞大供应能力的大规模量化生产组织。这就是企业（工厂组织）的起源。

显然，企业是一种生产组织。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是一种生产函数：Q=F(L，K)，其中Q代表产出，F代表生产技术，L 代表附着于人的生产要素如精力、经验及知识，K代表附着于物的生产要素如土地、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能源等。

这个生产函数，如果只是原始手工作坊技术，是加法而不是乘法，显然不能代表工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关键在于规模效应。比如，假设采用机器的工厂技术，其生产函数为y=2n-100。y表示为产量（比如纺织品），n为劳动投入，100是固定生产成本。固定成本反映采纳规模化生产所需要付出的在固定资本、创新、工业组织等方面的投入。固定成本投入虽然也是一种门槛，但因其固定，一旦实现大规模量产，就具备庞大供应能力。

企业家（企业主）是企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成为企业家有二个基本的条件：一是掌控资本，一是组合创新。工业时代，资本取代土地而成为主导生产要素。企业家通过对资本的掌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再组合，通过采购土地、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能源，以及劳动力，从而组织起社会化大生产。

为什么要去再组合？企业家正是从市场高昂的交易成本中，发现创建新组合造就新事业的机会。熊彼特有个著名的观点，创新不是简单的发明或技术革新，而是有着更宽广的内涵，体现在欲望、产品、满足方式及市场诸方面，并且从本质上说是将现有资源用于新的组合。企业家凭借其勃勃的雄心、过人的意志、全身心的投入，率先成功地实施了新组合。

二、家庭的瘦身

家有二种含义：小家与大家。小家，即今天讲的核心家庭，是以夫妇关系为主轴的亲子社群，其通常限制在三代血亲以内，最多也不过四世同堂。大家，即是一个大家族或宗族，是以父子关系纵向绵续的氏族性社群。小家通常都是嵌入大家之中，形成孟子所说的“生老丧死无憾”的生活世界。

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个小家嵌入大家的结构，不仅仅是生活世界的，它同时还是一个生产组织。在这里，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完全合一地融在这个大家之中的。再向外推，则是由家（大家）而国而天下，形成一个同构性的社会治理结构。

然而，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析离这个结构，将生产的职能迁移到企业。西方的小家嵌入到大家这个体系，本来就发育不完备，比如政治、宗教功能本来就不在家内，因此析离出生产功能相对比较容易些。

中国的情况则要复杂许多，我们是通过二波社会变革来完成这个进程的。建国前三十年，实行赶超的工业化战略，本质上是对这个社会的彻底重构，最终成功地把社会精英变成国家干部，变成单位的人，在农村则是变成生产队的人，变成集体的人，从而基本上实现了从大家族到小家庭的变迁。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批农民工进城，以及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自主择业的兴起，把圈在单位或集体中的人，抛进流动的劳动力大军中，劳动力市场快速崛起。因应这种单位制度的消解，政府及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并围绕个人建立起保障体系，试图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构建有效的联结，以解决社会治理问题。一个最突出的事例，是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推广，整个社会生活都被这个身份ID 重新连接起来了。

可以看出，小家庭化是中西现代化的共同趋势。正是这种趋势，把家庭中的人个体化、原子化地推向社会，从而为市场准备了丰富的劳动力。

但是，小家庭化也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就是家庭与婚姻被彻底商业化。婚姻失去了传统价值，而仅仅是受民法调整的生育契约。单身、不育，乃至同性恋成为一种时尚的权利，生命的价值与整全被系统性漠视。

毫无疑义，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代性病症。但中华传统文化显然能提供更好的对治的方案。两姓好合、孝悌人伦、生老丧死，本来就在一个家族的礼法秩序中。从根本上划清与民法调节的商业社会的界限，剔除商业社会的侵蚀，非常关键。

二者的边界，家庭是消费力，同时向商业社会提供劳动力，亦或提供家族资本。这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家庭虽然不再具备主流的生产职能，但作为消费力的家产依然非常重要。以家产为支撑的，重建传统家庭的礼法秩序，是克治现代性顽疾的良方。

三、市场是土壤，是背景舞台

工业革命颠覆了农业文明的家庭生产，开启了“企业-家庭”二元模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在企业（生产）与家庭（消费）之间有一个复杂的交换与分配的链条，这就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了。

市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链接的网络。作为一种网络结构，市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二是交易机制，以货币为信用；二是分立的产权，以个人本位、权利本位为基础；三是契约精神，这是市场制度背后的价值与灵魂；四是法治，这是唯护市场规则建立公正秩序的保障。

交易依赖于价格传导机制，而这个机制在趋势上和概率上遵循价值规律。这种遵循就是货币信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都是货币信用不足的表现。最典型的，比如民国时期的金元券，则是货币信用的彻底破产。建国前30年的统制计划，则通过压缩市场边界，在确保工业化的基础上，重建了货币信用。改革开放则是通过双轨制，确保市场扩大过程中不发生如体克疗法那样的大面积的通货膨胀，稳定了人民币的货币信用。再后来通过谨慎的瞄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改革和渐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人民币的国际信用也在稳步提升。如今稳健的货币政策，配上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无疑是极好的硬通货了。

产权是民事主体(个人或法人)选择和使用一种经济品的权利。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束常常附着在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体现着市场主体的产权。毫无疑问，产权制度是基于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它安排了市场主体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新近通过的民法典，标志着我国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基本成熟。

所有制是市场化产权制度的历史与逻辑起点。显然，作为起点，私有制无疑是衔接市场产权的最短路径。这也正是英美国家的成就与经验。但是，作为市场起点的所有制，它是一条腿站在市场内，一条腿站在市场外的。换句话说，所有制具有外部性，受历史传统、利益集团与政治局势的影响，从私有出发不一定是构建产权制度的最佳可行选项。民国乱世正是如此。故建国后走向公有制，是有其历史与现实原因的。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以使用权为媒介，完美地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产权的结合。以土地公有制为例，一个对土地的使用权具有私有权利的所有者就是一个中间商，这个中间商将他拥有的权利投向竞争性市场，从而就能够构建起土地产权制度。只要这个使用权确保在一代人以上，其所扮演的角色就与土地私有制几乎一模一样。比如，我们城市的普通住宅地产产权是70年，还可以依法自动续期，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再比如，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承包权已经落实到私人了，只是有限制不能流转。如今正在搞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正是让农民能够作为中间商将其承包的土地投向市场，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也会逐步完备起来。

所以，只要构建起完备的市场产权制度，从公有制出发还是从私有制出发，于市场而言并没有多大差别。当然，社会的转型成本会显著不同。

市场运转也是有成本的，这有赖于契约精神与法治的润滑。契约精神是对民事主体的道德要求。民事主体之间没有基本的信任，不仅信贷和合同不可能出现，甚至物物交换也很困难。所有的市场交易手段，包括一切与运输、信息、交流、交换、管理、协商、组织、收付以及合同执行有关的活动，都需要基于社会信任，而且永远伴随着欺诈、阴谋、风险和不确性。因此，良好的市场环境还需要高效率的法治秩序来维持。法治不仅仅是一种强制力，它本于个人权利原则，通常能够提供或促进一种更可欲或更具助益的商业秩序。总之，契约精神和法治，这二个方面一软一硬，一内一外，以抑制市场制度的磨擦成本，从而保正市场正常运转。

可以看出，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品，而且是所有生产交换活动最基本的公共品。作为现代经济的土壤，市场不是自足的，而是半开放的。无论是货币信用、产权与所有制，还是契约精神与法治，都具很很强的外部性，都依赖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及国家构建能力。因此，从最根本和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个市场创造者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缺失)的问题。

四、政府是市场的监护人

既然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品，基础设施和“市场创造”需要付出巨大成本，那么这个公共品的提供者就只能是政府了。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的经济职责就是充当市场的监护人。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自由放任，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就是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这是一种典型的“瘦守夜人”的思想。中国的传统则是爱民如子，政府的职责是怎样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充当好监护人。这是一种“胖守夜人”的思想。

在胖瘦之间，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官僚体系对国家和民众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方法（治法与治具），其实呈现出一个连续的光谱。当子女比较争气有出息，自由放任当然是最佳方案。但人生成长过程会有多少事会经历多少坎，父母作为过来人的经验对型塑子女的成长成才无疑意义重大。这就是“有为政府”的真义。

当然，政府的这一篮子的治法与治具，是一个开放的系列，是可随时补充添加的，这个工具箱因此有着极为丰富而精致的内容。如何审时夺势，把这些手段融会贯通，或者说，如何学习做一个好父母，因此也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问题。

五、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活水源泉

资本是机器大工业的标志，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作为一种货币资产，资本于规模化大生产不可或缺，它象水一样滋润着发达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正是资本不遗余力的推动，从最终消费品到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本身都实现了规模化大生产。

资本的使命是增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为G—W—G'。我们前面提到过企业的生产函数Q=F(L，K)，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资本驱动的。其中G采购了L、K等生产要素组织生产，再在市场上把其产出Q转换为G'，这便是资本的抽象的生产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生产过程是指围绕商品与服务的直接劳动过程，它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完整的闭环。也就是说，现实经济中的流通业，比如今天说的零售、运输、物流等，此种商品流通，其实都从属于生产过程。

当然，从使用价值角度看，是生产过程；从交换价值角度看，是资本的流转过程。这是一体二面，不可割裂。

而资本流转，则是一个价值实现过程。资本参与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这个收入为正的回报。费雪说，利息是收入的全部。利息就是是G'与G之差额，是资产的现值与期值之别。显然，利息是由时间先后而起的，资本增殖实质上是一个时间之价。

费雪又说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指的就是这么一个增殖回报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中的时间之价通常表现为主观的预期，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就是生产过程时间，蕴含着生产过程的劳动价值。因此，市场的利息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由社会的生产能力或生产效率决定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费雪在其《利息理论》中进一步把资本的概念一般化了。在费雪看来，凡是可以导致收入的都是资产，而收入折现后的现值是资本，也是资产的市价。土地是资产，劳力是资产，知识是资产，医生牌照是资产，相貌是资产，……都会带来收入，把收入以利率折现就是资本了。

由此，现代社会“庞大的商品堆积”都是能带来收入的资产，而资本是资产的市价，也即是商品的市价。这样一来，费雪的这个一般化资本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定价理论，即利息定价。

利息定价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反馈机制。盖资本驱动的生产是专业生产。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易，社会利益增长的倍数因此大得惊人。这无疑极大地得益于利息定价这个指挥棒。

于是在商言商，天下一切皆有价，皆可基于利息定价。资本是从头到脚真真切切地浸入到每一个毛孔了。以至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全部经济学就是价格理论，研究市场就是研究价格机制。

这就是价值规律，一切皆基于利息定价。现代经济就是这样一个由资本定价驱动的自我反馈和良性循环的闭环系统。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它构建在一个理想的标准商品上，是在均衡意义对这个闭环系统的一种分析与度量。这显然只是在宏观调控意义上讲的，并不是微观的定价机制。

小结：经济是五位一体的复杂系统

综上所述，与工业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生产方式，就是一个基于企业、家庭、市场、政府、资本的五行结构。这个五行结构生克制衡，构成现代生产方式这个大规模复杂系统的演化与变迁。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源泉。企业家发现了市场需求与组合创新的潜力，依靠资本驱动设立企业。企业的作用就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其秘密就在其生产函数里。Q虽然表面是实物产出，但其价值是通过市场价格传导出来的。市场无疑是比指令性计划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指挥棒。L是劳动力，是原子化的个人。通过这个原子化过程，撕开温情的面纱，把家庭的人变成企业的劳动力。家庭被瘦身，其生产职能被普遍剥离，被社会化大生产全面收纳。K是生产资料，依赖于明确的产权制度。而这个时代最为纷争的所有制，其实就是一种初始产权的界定，是产权制度的逻辑起点。维持这种产权秩序需要良好的法治，政府的责任就在于提供维持经济良性运转的社会公共品，充当好市场的监护人。

这就是企业、家庭、市场、政府、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传统的五行相配，更能说明其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企业（木）、家庭（火）、市场（土）、政府（金）、资本（水）这五行的相生相克，正是这个复杂系统演化与变迁的基本特征。

从相生角度看，企业属木，市场主体丰富的多样性，是经济分工不断深化的表现。木生火，企业的生产就是为了满足消费，满足家庭；火生土，家庭财富与购买力彰显市场的规模；土生金，市场好比是个湖，需要看湖人时刻保证这个的湖的良好生态，确保物种繁盛，这就是有为政府；金生水，政府的法治效率催生了资本的清洁与活跃；水生木，资本驱动了企业进一步的扩张和繁茂。

从相克角度看，金克木，政府的产业政策型塑了企业的产业布局；木克土，企业的生产竞争丰富了市场，填补了市场空白；土克水，充分的市场竞争，实际上会透明价格机制，净化资本市场；水克火，资本消化家庭储蓄，有利于经济再生产；火克金，民生问题制约政府的作为，一切以人民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