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无能

作者：亚历山大·斯特恩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聪明何时成了大麻烦？

聪明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经在《认真的重要性》（或《不可儿戏》）中写到“我对聪明厌烦得要死。当今时代，人人都这么聪明。。这事已经绝对成为令大众讨厌的的麻烦。”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一直受到他只是“小聪明”的想法的折磨，并批评自己和他人更看重小聪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将真正的宗教生活置于审美生活之上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则写到，“宗教法则是采取与聪明相反的行动。”

聪明真的有什么过错吗？即使聪明有时候能搞得我们心神不安，但它的相关意义基本上仍然有积极意义：人们通常觉得聪明不仅是快乐之源而且是洞察力之源。不过，很多人仍然赞同王尔德的抱怨，当今公共生活中聪明的泛滥的确让人讨厌。大众媒体上充斥着矫揉造作的无所不知和辛辣讽刺。聪明已经成为网上货币一样的东西，成群结队的时事解说员、评论家们竭尽全力吸引订户和同道的关注和喜欢，他们常常利用令世人厌烦的分析和自鸣得意的玩笑。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明显的退化堕落呢？

请让我首先从更狭隘的方式上来尝试为聪明下定义。我们倾向于在两个相关的方式上使用这个词。首先，聪明意味着他人可能缺乏的那种聪颖、敏锐、洞察力强。“聪明的”解决办法不仅有效而且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所在情景的精准把握。它源自或揭露出一种不同的、更具想象力的理解问题的方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想解决物理学根本问题时，他的解决办法之所以聪明就在于它颠倒了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假设，这种假设人们习以为常，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他们在提出这些假设。我们也使用“聪明”来表示某种类似机智的、妙趣横生的话语。就像聪明的解决办法一样，聪明的言辞也显示出说话者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聪明的个人身上往往有一种超脱的、孤立的沉着和镇静，他们能调查整个场景，建立起其他人做不到的联系。在两种案例中，聪明都意味着灵巧---有能力从外部把握这个世界。其实，聪明（Clever）这个词就源于东盎格鲁词汇（cliver），意思是“善于抓住”。

接着是聪明与外来者之间的一种契合性。聪明的个人往往特立独行，无论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环境使然，而且他们使用这种异化和疏远的地位为自己牟利。因此，现代性中聪明的泛滥与异化和疏远的泛滥密切相关，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都可以找到的众多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人物类型---私家侦探、滑稽演员、漫游者（the flâneur）以及最近的变体---社交媒体信息发布者。

侦探是聪明的完整化身，他非常擅长以精巧的方式破解奥秘，而且语言诙谐，妙语连珠。正如很多批评家注意到的那样，侦探是现代聪明人的原型。他是独来独往的雇佣兵，认定自己不屑于受到任何传统规范的约束。他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注定要创造出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他极度怀疑官方机构，尤其是觉得警方极不可靠。

不仅仅是俗套的科学家或学者---其思想激情和纯真质朴成就了他，虽然人们往往假定他擅长理性分析，但是，他和理性本身往往格格不入---私家侦探是人类世界中的酷毙、冷静、分析、理性的化身---他沉着冷静，分析严谨。他采取措施，确保自己在分析案情时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他从来不会被搞得措手不及，从来不会犯错。

这种聪明通常表现为一种形式---即看破幻觉。我们就拿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小说《再见，吾爱》中的侦探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的话为例：“我需要一杯饮料，我需要很多份人寿保险，我需要度假，我需要乡间别墅。我拥有的是一件外套，一顶帽子、还有一把枪。穿戴整齐之后，我就走出房间。”正是这种令人腻烦的但切合现实的讽刺---常常出现在消费者的奢侈或浪漫视野面前---产生了侦探的分析能力和他特约的那种聪明和幽默。

但是，这种看破幻觉的聪明往往成为自己的幻觉。这种可能性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黑色电影得到了实现（the neo-noir films是指于1960年代后出现的具有黑色电影元素的电影。此类电影依旧保持早年黑色电影的风骨，在视觉上，大多以夜景中的黑暗城市为背景，采用极端角度的摄影构图，高反差照明，低调布光，营造出黑暗氛围。其故事基调是充满了深沉、悲观、阴郁、堕落、偏执等负面情绪。故事主题往往会围绕着犯罪、道德沦丧、黑帮斗争等。---译注）。新黑色侦探往往聪明过了头，聪明反被聪明误。美国性格男演员亨弗莱·德弗瑞斯特·鲍嘉（Humphrey Bogart）扮演的马洛毫不费力地做出智慧敏捷的判断，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在《唐人街》中扮演的私人侦探杰克·吉特斯（Jake Gittes）的聪明更多是防御性的、牵强的和脆弱的。他上了冒名顶替者的当，这位女士聘请他追踪据说是她丈夫的人，接着受到真实妻子（费·唐娜薇Faye Dunaway扮演的）的威胁，说是要告他，与他打一场官司。吉特斯来到她家，在那里，他了解到她出人意外地撤诉。“霍利斯（丈夫）似乎认为你是无辜者，”她告诉吉特斯，他回应说，“啊，莫拉雷太太，我一直遭到很多种指控，但从来没有这样的指控。”

吉特斯的聪明更多是作为掩盖其脆弱性的幌子，而非证明其刀枪不入，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证据。而且，它远非那么成功：在掩盖脆弱的过程中往往不由自主地暴露了他的不安全性。我们不妨想一想青少年在其自我受到威胁的时候，试图用一种见过世面的话语表达其世事洞明的虚张声势。同样，新黑色电影中的侦探尝试将各个节点连接起来，这远非展现来自外部的理性支配能力，反而是过分自信的、很容易混淆的举动，最终将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吉特斯的行动在不经意间导致莫拉雷太太的死亡。电影中失败主义者的最后话语是“那是唐人街，杰克”，这句话暗示了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个城市的非理性力量和罪恶，更不要说战胜这些罪恶了。吉特斯的聪明是一种没有效果的镇痛软膏，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在非理性条件下的理性控制的模拟假象。

这种防御性的聪明不仅用来撤退到更高的地方，而且重新设定被迫处在更高地方的异化困境的框架。这至少部分解释了某种美国犹太人幽默取得的成功。强加在身上的外来者地位变成了一种分析优势，并被用来当作笑料。比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短篇小说描述了一个主人公，他“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受来自父母的不公和迫害，而且这些往往是难以诉说的”。艾伦写到“的确，老父亲是犹太教堂的教徒，母亲也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是犹太教徒的事实。”犹太人作为外来者的地位和看似不知从哪里来的主流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分析性聪明的荒谬性被夸大，其破坏性遭到削弱。正如侦探的聪明让混乱恢复秩序（至少表面上）一样，犹太人滑稽演员的聪明能在去人性化面前恢复人性。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或许最明显的是在《宋飞正传》（Seinfeld）中，犹太人的异化成为主流。在《宋飞正传》中，犹太人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社会规范和实践的格格不入逐渐变成与日常生活本身的格格不入。乔治·克斯坦萨（George Costanza）探索工作、爱情和消费主义的种种偏执狂的焦虑不仅仅与犹太人有关（可能有些夸张）而且与任何美国都市人有关。（正如美国喜剧演员、社会评论家、讽刺作家和编剧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所说，“如果生活在纽约，你就是犹太人”）。该剧的聪明不仅削弱了反犹主义的冲击力，而且削弱了美国式个人主义的根本性焦虑。也就是说，我们变得日益脱离任何真正的共同体语境的束缚。这个电视剧通过从这样的文化中不相干的操作者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寻常困境中产生的聪明笑话，尤其是围绕他们没有能力构建和维持真正的浪漫爱情关系，不断挫了挫那种焦虑的锐气。

就拿埃莱娜Elaine的担忧为例，她害怕和刚刚中风的上年纪男人脱离关系产生的社会后果。她告诉杰瑞（Jerry），“我可能被排斥放逐出这个社区。”

杰瑞：什么社区？有个社区吗？

埃莱娜：当然，有个社区。

杰瑞：所有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社区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宋飞式聪明倾向于在机场这样的空间里产生，这是没有错的。因为在机场，个体最带有原子化特征，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在此也最容易让人察觉，除了等候飞机之外，人们离开了本来拥有真正社会纽带的或者目的的任何背景。他们被困在消过毒的、受到控制的环境之中，他们没有办法逃避，除了买点吃的喝的和呆头呆脑地盯着看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机场是众多现代空间之一---购物中心、体育馆、候车室、娱乐公园---将个体简化成为主观性最小的人或至少是竭力让那种主观性变得无关紧要。作为旅客或顾客或“客人”，你其实并不是你自己，而是成了建筑师的这些空间内三维塑造中看不清面孔的人物。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辨认出的那样，这些环境在迎合或者讨好他或者她的时候，甚至存在一种监狱的色彩，因为其建筑给客人强加上一种身体约束。

德国社会理论家和批评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这种强制性消极被动与游荡漫步者（the flâneur）联系起来。在本雅明看来，游荡漫步者或者“人群中的人”是在寻求逃避自身的人，却没有加入共同体的意愿。“对于独处感到不舒服”，他潜伏在新现代环境的边缘如时髦的林荫大道或游戏厅或巴黎封闭的购物中心。游荡漫步者在享受几乎带有色情的肉体快感、自我展现、自我陌生化和匿名性，这给他一种支配场景的意识。正如本雅明的朋友德国著名作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一篇有关旅馆大厅---另一个匿名空间的文章中所说，“虚假个体”（pseudo-individuals）为相互之间提供了一种“根本抓不住的乏味幽灵”。“在他们看来，外表呈现是吸引人的存在，少许异国情调色彩带给他们愉快的战栗和颤抖。”

游荡漫步者仍然是没有实现的人，他的支配意识被其软弱无能暴露无遗。在本雅明看来，侦探小说的出现就是作为这种处境的幻想式解决办法。侦探小说将这种匿名空间得不到满足的异国风味变得生动鲜活起来，终结了让人感受到的那种消极和被动。作为侦探，游荡漫步者最终被允许充分利用其感受到的对局势的支配，依靠他的观察发挥一些作用。本雅明写到，“如果游荡漫步者变成了身不由己的侦探，这给他更多机会为社会做好事，这让他的无所事事有了某种合理性。”游荡漫步者变身侦探对共同体有好处，同时却无需进入该共同体之中。他的聪明源自与自我保护的滑稽演员同样的冲动：从外部抓住这个世界，让自己的异化获得救赎，但无需牺牲掉其快乐。

游荡漫步者、侦探、滑稽演员都是网上聪明实践者的先驱，这种人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大麻烦。因特网就是一个没有空间的机场。就像机场里的旅客一样，其用户从根本上说就是无所事事的游荡者。他们痴迷于浏览信息---既是可以用来消费的对象也是其他消费者浏览的对象。他们被置于类似的、但更极端的位置上，看似无所不能实则什么也做不了。这个世界就在他们脚下，但除了表明姿态和捕获信息之外，他们不能采取任何真实行动。与此同时，因特网让人能够以机场只能在梦中设想的那样控制人们的运动和欲望。所有这些自然促成一种重新夺回某些控制权的欲望。

方法之一是用积极的侦探工作替代消极的信息浏览。针对骗局或者阴谋论，因特网侦探永远处于警惕的状态。针对上门推销员、黑客、骗子、机器人(bots)”、“喷子(trolls)”、“宣传员”、虚假信息传播者等启动经过深度调查的指控，这成为他们为其无所事事辩护的策略。这些侦探将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的信息国度生产的垃圾变成真正的证据。他们赋予因特网理性的意义----其荒谬性和无意义性本来可能让那些在网上消磨时间的人感到难以容忍。

另外一种救赎潜伏在那里的消极被动的方式是制作聪明的段子和笑话，用来显示你凌驾于网上的一切之上。推特的发帖功能特别能让用户在字面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显得优越于对话，聪明地占据特权地位，鹤立鸡群傲视所有对手。事实上，游戏是这样的：谁能显得凌驾于大部分人呢？但是，发帖的环境---独自在控制，周围没有人，但人人都在观看---所有这些都保证帖子无论看起来多么聪明，都夹杂着不安全性。就像太过聪明的侦探，他需要展示那种支配地位，结果往往造成更多的混乱，聪明的发帖者试图凌驾于媒介的愚蠢之上，结果却暴露出他依靠那些可怜的快乐。聪明从提出分析的敏锐性堕落成为透明的展示，本来要减轻消极消费的焦虑，结果反而强化了这种焦虑。

克尔恺郭尔在批评19世纪的聪明时，辨认出类似这种趋势的东西。他在日记中写到“人类在邪恶的意义上变得越来越聪明，甚至到了宣称其客观的时尚变成客观事实的地步。‘这是烂透了的世界’---这样说是对世界的恭维，他们是在面向这个人群讲话。”克尔恺郭尔是在谴责一种基督教形式，他认为这种基督教试图从外部掌握和谴责这个世界，结果却变成在这个世界内表演---甚至或许是这种功能失常的核心部分。

克尔恺郭尔将聪明与他认为的人生的低劣形式---美学生活和伦理生活---联系起来，这与真正的宗教生活相反，在他看来，宗教生活不仅仅是教条式信仰的问题而是拥抱作为人类生活特征的荒谬和痛苦。美学家和道德家都是使用聪明的形式来回避这种痛苦。对于唯美主义者来说，机敏巧辩、诱惑、转移视线提供了暂时回避荒谬性的解脱。道德家拒绝唯美主义者缺乏道德感的琐碎生活，宣称他们已经辨明是非。但是，对于道德家来说，生活最终变成自视清高正直的遵循法则工程，在最极端的场合，变成永不屈服的执着信念驱动下的一系列圣战。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从外部抓住事物的尝试---无论是享受还是谴责---等同于回避，旨在创造一种控制和将荒谬性置于控制之下的幻觉。

克尔恺郭尔的解决办法---做出没有任何种类的理性控制根据的信仰跨越---或许并不令人满意。但是，克尔恺郭尔要求他的读者放弃诙谐话语的快乐和是非判断，相反，他看到其诱惑及其局限性。他在鼓吹一种比聪明更谦逊的形式，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承认我们偏向回避和自我欺骗的习性。不是从世界上隐退，再往后倒退一步，这样的聪明或许是往前走一步，更加接近真正的智慧。

译自：The Impotence of Being Clever by Alexander Stern

https://hedgehogreview.com/issues/hope-itself/articles/the-impotence-of-being-clever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斯特恩（Alexander Stern），《公共利益》编辑，著有《语言的堕落：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