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生民之初，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载生载育，各依母氏而居，至其族类蕃衍，渐而聚居成群。若仅止于此，则犹与动物无别也。至其因婚姻而相别，又识以姓氏之不同，遂有氏族。如是群而有分，此人类所以有社会也。或群或分，皆自然而然。

氏族为一纯粹血缘团体，阖族之人，莫不出于共同之始祖。然一家之内，自有一家之长；一族之内，亦有一族之长。族人尊奉其所自出之先人，自古及今，莫不皆然。至其始祖茫昧久远，人之知识有限，遂立始祖之遗体而尊奉之，斯为宗子也。“尊祖故敬宗”，亲之至极，遂尊之无限也。是以亲亲之中，自有尊尊之义焉，古人谓“天无二日，家无二尊”，真自然之理也。再后，“化家为国”[1]，藉此血缘团体而建成国家，此一族之长遂为一国之君，君王得为“吾父母宗子”，盖以此焉。故君主制度实根源于人之自然本性，可谓“自然之光”。至于西洋共和之制，乃建基于血缘团体之瓦解，实非自然之理也。

盖斯民诞育，莫不有亲，或有血脉之亲，或有婚媾之亲，至于交接之际，亦常有亲焉。[2]凡此，皆自然之关系也。洎乎人类走出氏族时代，乃有独立之个体，彼此不复相亲，徒藉地缘而杂处毗连耳，种种沟阂由此而生，至于日寻争斗无已，人类之有自由，盖以此焉。于是，人民不得不建立政治国家而相联属，亦不得不限制其自由而受此政治国家之约束，此所以有共和也。盖君主之权力，犹如父兄对子弟之养育与管教，实乃天授，是以子民亦不得不受此政府之督率。至于共和制度，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权假一吏而为民之主，此民主又不得不受人民之监察，而人民犹自为主，此亦民主也。[3]

中国自上古以来，皆以家国为一体。君王居若父兄而自尊，乃以位育百姓为天职；臣民处若子弟而自卑，而以承事君父为天份。此种政治传统，递至清季而未改也。然自鸦片之役后，吾国屡败于西夷，遂不自信，动辄得咎，凡所施设，莫不以变革为事，是以数千年斯文遂扫地无余，而种种变革亦失所据矣。先是自醒吾国之技艺不若人，遂办洋务；继则自疑吾国之政治亦不若人，遂举新法；终则以吾国之文化乃至人种皆不若西人，遂有全盘西化之论。于是，种种好高矜奇之说，相摩相荡，至今犹在吾侪之耳目焉。

新法之议，实自康长素首倡，其远因则可溯至公羊家改制之旧论。依公羊家言，孔子当乱世之时，观乎周文之疲敝，乃损之而益以殷质，遂成一代新法，而功垂万世者也。康氏盖深于公羊之说者，阴以素王自比，欲成万世之功，遂以孔子之质法为鄙野，汲汲乎欲进于西人之文明。是以康氏之改质从文，实以夷变夏也。吾国文明臻于极盛，今乃以野蛮自处，而以夷法相济，或为文质之彬彬耶？[4]盖康氏斥言泰古以来之君主政治为据乱之制，今则当效欧土升平、太平之法，以为吾国富强之道。若然，西夷僻处一隅之共和制度遂成普遍之价值，至于中国古代之家庭与宗族，遂视为催生此种专制政体之温床，必欲尽除之而后已。[5]界畛自乱若此，较其致富强之殷，翩其反而也，是以近现代中国百余年之大乱，至今犹未见艾焉。

【后记】

余初向学，即服膺横渠四句矣，常不揣己之学浅，敢以绍述圣门绝学自任，以为生民之托命，或有赖焉。余初颇究于凡圣性情之别，尤深惬于宋儒刳心绌性之说，常以古人作圣之功自勉。然余本热血中人，喜言政治，好掎摭时病以为箴砭，常感国命之阽危，民生之愁悴，而莫之振救焉。其后深感于异学之侵逼，以为圣学之不绝若线，实肇于此，乃寖寖然有攘夷之志矣。某素不乐腥羶之物，至于异国之风俗政教，亦因以厌闻之，今乃欲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某之志如此，思与宋儒攘斥佛老之说，相合若符契然。

古学之不传也久矣。予常思侍古师之末席，得闻余论一二，何乐如之！然吾国多不幸，洎乎清社既屋，君位终绝，共和实未为良药，不过举夷狄之法，加诸先王之教上，若是吾国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百余年间，诸事颠踣，学术之厄自可想见矣。是以某之好古，非独发思古之幽情耳，实以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旧学非有所变不足以自存，亦不足以济时变也。其间亦颇有好学深思之士，习于洋俗者久，然其得于西学者实浅，不过各尊所闻，稍事张皇而已。至其下焉者，多耳食之徒，未真能知味也，或不过一、二年生海龟而已，其得尤浅，又好牵引异学以自矜，炫奇好博，挟洋自重，欲以恐吓国人焉。心术如此，其学又何足道哉！其于风气之淫僻，莫能思之救补，且盛张平等之邪说，以相誉美者焉。又有一等学者，怀不测之心，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彼虽不自恧，然千秋之后，岂能免乎圣人之斧钺哉！今国家欲倚以当大任，吾未见其可也。某乃寻坠绪之茫茫，得玄圣之素志，以为非改制不足以通古今、纾国难也。其间研究公羊学，颇及康长素之书，以为其论《春秋》之改制，真得宣尼之微旨欤！两千年间，长素诚一人而已。然长素之学，前后凡数变，内衷权谲之谋，外行枭雄之事。其初以倾覆数千年专制政治为己任，至欲毕其功于一役。彼以渺渺布衣之身，怀此绝大抱负，虽天下人尽谤之而不顾，其败也固已宜哉！其后，长素以旬月之知遇，忘其排诋君主专制之素说，竟自没齿效忠，称圣天子如常俗，诚不免乎后人之所讥也。庚子国耻之后，清廷施行新政，莫不承康氏改制之绪余也，亦见变法之不必待乎革命也。然新法之行，未能收其效，竟致社稷倾覆，其后，内乱逢起，生民涂炭，亦无如之何矣，是以康氏晚岁乃一反旧日之激进，处处以吾国实际为念，汲汲以保存国粹为志矣。

余素尚左，尤嫉视西洋民主平等之说，以为魁柄下移，非国之福也。昔日某初登弱冠，民主之声日呼日高，国人莫不欲举而措诸中国，以为现代化之坦途，至今犹然。某虽怀拳拳之忠，然处众愚狂嚣之世，不能自陈，遑论浚深沟、筑高垒以拒之乎？虽然，某犹持夙见不少变，然自非耿介之士，又无藏喙之智，乃旁观以游戏之，或学隐以别异之。某非欲自鸣高，实远祸也。奄忽岁余，民主之祸即席卷苏东诸国，雄桀豪俊之徒，乘势而起，莫不逞其窥窃神器之谋，遂其私欲，至有幅裂至十余国者，亦坦然行之，可不叹哉！某时归故里，恰逢前苏之亡，悲不自胜，其恸之极，其情之真，殆非今日左派能及也。某之旧识，繇此验矣。近数年来，余习染康氏之学深，乃幡然悔悟，雅不以革命之谓然，乃稍尚右矣。虽然，吾童蒙之时，即以吾国数千年封建为可贵，至此可谓反本矣。

近百年来，吾国以革命为高，至于欲尽革数千年传统之命而后止。然自古以来，革命皆不过易姓改号之政治革命而已，其意义止于“马上打天下”耳。然今之革命党人，无论左与右，莫有厌饫于革命之破坏旧秩序，至于新秩序之建立，亦赖继续革命而后能成，且谓革命七、八年间即有一反复，盖期革命亦能“马下治天下”也。自古及今，实未有若是之说耳。革命既深且广，遂于人类一切文明创造，必扫荡剔除之，其效必至倾覆数千年传统而后止，非独有憾于古代列圣相传之学耳。某乃悟近三十年之改革，其意义虽未至盖棺论定之时，然实回归康氏改良之旧途耳，即立足于旧传统之渐进革新。《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盖谓此耳。诚若是，则空白纸上描绘最美丽图案之说，真谬说耳。是以近数年传统文化之振兴，实有赖于改革也。至于今日左翼各派，较诸右翼，犹持旧说不稍却，其嫉视儒学如此，亦以革命与改良之不两立故也。

不独康氏晚年主张保全国粹，若孙中山晚年，亦渐悟旧日革命之非，乃倡导以忠孝伦理教导国民，斩绝三民主义与西方之渊源，从而回归中国数千年之大传统。孙氏不欲摧毁中国社会之旧有基础，乃强调传统之连续，以血缘为纽带重建农村，盖以为现代地方自治之基础也。然吾党既无城市之经济基础，又僻处穷恶之农村，兵食皆不足，且不得明末数千里天灾之便，故欲急成革命之功，不得不彻底摧毁传统农村之结构，等贵贱而均贫富，其术盖与古人无二，欲藉此收揽民心，得最广大贫苦农民之支持耳。吾党虽怀此权谲之谋，然毕竟能善用共产主义之高远理想，以此鼓煽一世之国人，遂终取天下矣。然吾党既取天下，自当效法明祖、孙氏之反正，回归传统，犹稚子之怀慈母，百川之归瀚海也，如是乃得治国之正道焉。

輓近世以来，学者颇急于功利，若蝇附而蚁聚，实卑不足道焉。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今无有伯夷、叔齐之风，皆贪懦薄鄙之徒，可不洁身自好哉！吾虽不足以承衰救敝，亦或可贞观顒若焉。今又有一等人，号曰公共知识分子，其从政问俗之心殷，讲道治学之日浅，虽能立说以动人，然多出张皇之智术，实非由寝馈之深而自得之也。较诸学院知识分子，此其所短也。然其抱负毕竟可嘉，或可期其相为桴鼓焉，此其所长也。今当思想剧变之时，学者多出朱而入素，朝秦而暮楚，前后判若两人，亦未足深怪也。今人之学术，多无依傍，不过牵弄新词、援引肤末而已，然犹能旁通而曲畅之，至于绝不相类者，亦务欲锻炼而傅合之；又好为扬高凿深之说，实牵强附会而已，若以为己之创获，不过自我作古而已，绝无渊源也。彼等舍康庄大道而盘马于蚁封之上，何视之浅也！至于大言以欺世，骋怪奇以钓名，恣穿凿以标异，凡与人言，莫不过自相夸诞，考其学，实蕞陋不足道耳。至于数侥幸浮诞之徒，欲建宏论以干上，倾动人主，可谓不惭之甚。某颇好古学，以为文缓旨远，真造论之高也。然中岁气盛，多愤郁之气，不得而泄诸笔墨间耳。某不戚戚于贫贱，亦不汲汲于富贵，至欲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诚素志耳。然经世之念终未稍忘怀，故常龂龂于古今、中西之辨，志在旧学之复兴，又能达乎夏葛冬裘之理，以为倾心旧学之辈，未必守皓首穷经之志，亦非必为原教旨之徒也。方今西学肆虐之时，儒术若有罅漏，固当补苴之，至于孔圣改制之隐微处，亦当张大之。区区之心，窃慕此道焉。

此书之梓行，诚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施宏俊及蔡欣之关心与支持，责编陈雯雯颇费心力为之校对，且就书中相关问题多有商讨，兹并致谢焉。

是为记。

庚寅春新化曾亦记于沪上四漏斋

注释

[1] 隋失其鹿，群雄逐之，太宗李世民乃谋起兵，高祖李渊言之曰：“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通鉴纪事本末》卷26下）是以孙中山谓古人建国乃“化家为国”，则诚是也。至于现代革命，乃根本于民意，可谓“化国为家”也。（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八，第505页）

[2] 《仪礼·丧服》谓父子、兄弟之一体，此血脉之亲也；又谓父妇乃牉合之体，此婚媾之亲也；至于《春秋公羊传》书外大夫卒，如刘卷、尹氏，盖以其为会主、丧主而接鲁君，乃有交接之亲焉，故恩录之。古人亲亲之义，实有此三等焉。

[3] 古人论民主，以君主为民主；至于今人之民主，则以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乃自为主耳。康南海引满人瓜尔佳氏之言曰：“民主者，天下公理也。能爱民变法，天下莫如皇上；若举民主，莫如皇上也。”（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年5月，《康有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六，第319页）此以君主为民主也。盖君王者，视万民为己之稚子，真民之主也。若共和制下，人民不过权假一人为主，至于立法、监督之权，犹未尝假也，此诚近代民主之义焉。又，《左传》宣二年载鉏麑谓赵盾语：“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吕氏春秋·贵直论》亦载此语。盖赵盾为晋国执政大臣，则不独君为民主，相亦为民主也。

[4] 南海曰：“盖至孔子而肇制文明之法，垂之后世，乃为人道之始，为文明之王。盖孔子未生以前，乱世野蛮，不足为人道也。盖人道进化以文明为率，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康有为：《论语注》卷9，《全集》第六，第445页）公羊家祖王愆期之说，以孔子为文王，是以孔子之创制，盖使中国日进乎文明之道焉。至于西人挟物质之力，则更为文明之盛焉。然此说实非公羊家旧论，盖南海杂糅西人之进化论而成其新说也。若廖六译则曰：“中国今日鹜于文，文胜质则史；泰西主于质，质胜文则野。史与野互相师法，数十百年后，乃有彬彬之盛。”（廖平：《公羊补证》卷8）则廖氏论中西文质之异，尤契于《公羊》之旧义焉。

[5] 不独现代中国之启蒙思想家们持此论调，西方及日本的学者在以西欧为中心的“一元进步史观”的支配下，同样把家庭、宗族这种血缘组织看成导致近代中国之落后、甚至几千年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参见井上徹：《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序章，第1－4页）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共和后中国之怪现状 

第一节　政治之分裂——革命党人之排满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转变 

    　　一　革命之祸 

    　　二　自立与独立 

    　　三　政党、民主与政治分裂 

    　　四　排满与国族——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两个內涵 

第二节　民生之凋敝——经济平等与孙中山之民生学说

第三节　风俗之败坏——兼论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道德之争 

    　　一　崇洋媚外 

    　　二　学术昧亡 

    　　三　教化沦丧 

第二章　以夏变夷与以夷变夏——公羊三世说及其重新阐释 

第一节　三世理论与夷夏问题 

第二节　董、何之争与晚清公羊学之发展 

    　　一　刘逢禄之“规何” 

    　　二　龚自珍、魏源与公羊学之转向 

    　　三　康有为之尊董与述董 

第三节　近化论与康有为之三世说 

    　　一　《春秋》《礼运》与三世说之形成 

    　　二　三世说与西方物质文明 

    　　三　婚姻、家庭与大同理想的社会內涵 

    　　四　据乱时代的儒学及其现代命运 

 第四节　文质改制与夷夏异同 

    　　一　三正与通三统 

    　　二　三教与文质再复 

    　　三　改制与夷夏异同：以夷变夏与以夏变夷 

    　　四　三世与三统：君主、君宪与民主 

    　　五　保守与激进 

第三章　孔教与国教——儒学之保存与重建 

第一节　戊戌变法与儒学之宗教化 

第二节　国教与信教自由 

第三节　宗教之内涵与南海论诸教优劣 

第四节　儒家与政治——论儒学与君主制度之关联与剥离 

第五节　民国政府之废孔与尊孔 

第四章　民主与专制：民生？抑或民意？ 

第一节　专制古今意义辨析 

    　　一　专制古义考 

    　　二　自由与专制 

    　　三　民主之普适性与地域性 

第二节　宗族与国族——论君主制度之基础及其瓦解 

第三节　议院与民主——兼论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及其对西方道路的反思 

    　　一　民主与民权 

    　　二　议院：通下情与三权鼎立 

    　　三　民意、政党与代议制 

    　　四　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 

第五章　宗族、地方自治与现代国家之构建 

第一节　民初废省之议与联省自治运动 

第二节　公民自治、个体自由与中央集权 

第三节　地方自治：宗族自治与乡县自治 

结语 

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