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孝经》学述论

作者：舒大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教授）

来源：《孔子学刊》第二辑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农民起义成功建立的正统王朝，朱元璋也是一个由中国农民自己扶植起来和塑造出来的皇帝。应当说，朱元璋在思想感情上还是一直保持着与民同其忧乐情感的，他对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学也并不反感。为争取更多的反元力量，他一改蒙元时期尚武轻文、“九儒十丐”的局面，从举义伊始即重视收罗儒生和利用儒教。《明史·儒林传序》称：“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敎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如朱升、宋濂、刘基诸人，都早早地被他罗至帐下，为他出谋划策。这些儒生也不辜负知遇之恩，为朱元璋最终夺取天下贡献了智慧和奇谋。

至正十六年（1356）七月朱元璋被“诸将拥立”为吴国公；九月“如镇江，谒孔子庙，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表现出对儒家圣贤的礼敬和对儒学之士的重用。夺取天下之后，又恢复科举考试，“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敎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特别是元朝后期纲常失度，孝悌不振，出现“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等现象，“至于闺闼之间，每多无别……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朱元璋立国之后，特别注意纲常伦理的重振和建设。于是，儒学在经历了蒙元衰微之后，在明代又得到复苏和发展，儒家“孝悌”之道也走出元朝的低谷期，在明代得到进一步的提倡和强调。

一、朱元璋对孝悌的提倡

无论是出于农民阶级朴素的亲亲情感，还是出于永保万世一统大明江山的政治需要，朱元璋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儒家“孝悌之道”来作为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家族和谐的道德力量。洪武元年（1368）即帝位后，立即“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太社、太稷于京师，布告天下”，实现了《孝经》所谓“严父配天”、“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大孝”之极至。

自己光显了父母，也要天下读书人树立此种意识。洪武十七年（1384）二月，李昂奉命将科举考试的法规颁行于天下：凡三年举行大考一次，逢子、午、卯、酉年由省城举行“乡试”，辰、戌、丑、未年朝廷举行“会试”。这年九月，在京城乡试中，许多国子监生中举。朱元璋以为：“似这等生员，好生光显他父母！”于是下令礼部发布红榜，到考生的原籍张挂，使他的乡亲里人普遍知道，以彰显其光宗耀祖的效果。从此之后，科举之途始重，而在举人家乡张榜表彰，也就形成制度。

朱元璋作为一个布衣起家的皇帝，对贫贱父母养育子女之不易有特别深刻的感受，从而对子女应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孝悌之道更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一天，他看到在后苑庭中的一棵树上一对老乌哺子将雏的殷勤景象，使他顿生恻仁之心，大起孝悌之思。于是写下一首语浅情深的《思亲歌》：

苑中髙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

雏翎少干呼教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羽翎硬，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返哺天性真。

歔欷慈乌恸恻仁，人而不如鸟乎，将何伸？将何伸？

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有似，不如鸟之至孝精。

歔欷，歔欷，梦寐心不泯！

你看那庭中树上，一对老乌为哺育小鸟儿，辛勤捕食，朝夕不息；等小鸟羽毛稍干，羽翼稍丰，鸟妈妈、鸟爸爸又帮助小鸟儿练习飞翔，不辞辛苦。而小鸟儿也颇知报恩，捕到食物后，竟然知道反哺于鸟妈、鸟爸。这真是一幅老鸟将雏、小鸟反哺的真情图景呵！

乌知慈幼，鸟知反哺，难道人类连鸟兽都不如，竟然不知道孝亲敬长么！他回想起自己那早死的父母，辛苦一辈子，最后竟落得冻饿而死，没有享受到他当皇帝后的一天清福，真是令他梦寐难安，伤悼不已！

也许正是对贫贱父母悲惨遭遇的哀悯和歉疚，朱元璋立国后，对孝悌之道特别强调和提倡。在洪武初年所发的许多诏书中，他常常强调“孝亲忠君”，藉以重树“忠孝”的社会风尚和士君子人格。

在朱元璋看来，前代名臣之所以成功、名垂青史，也就在于他们能够以“忠孝”自勉，以做忠臣、做孝子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他在谕布政使诏中说：“朕每观前代名臣传记，人各设施，皆以律身保命为务，然后孝于亲而忠于君。”他于是要求地方官员，首要任务就是宣扬“孝亲忠君之道”：“其布政司官当方面，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肯除奸去伪，岂虑孝亲忠君之道不致哉？”

出于对“忠孝”的强调，朱元璋对以“忠孝”教子的人，十分称赞，并予以重赏。洪武四年（1371），御史台管局官员宇文桂因事被拘问，发现他的囊中书信多至百封，这些书信不谈政事，不讲孝悌，“悉系浙右儒吏奖誉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祸人”。

可难得的是，其中有一封家书却不一般，乃是平凉县尹王轸之父托宇文桂转交给儿子的家书，这封家书与其它“皆欲祸人”的信件不一样，王父在信中谆谆告诫儿子说：

凡事须淸心洁己，以廉自守，食贫处俭，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贵为念……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群经留玩，自然所思无邪；更须熟读新律，自然守法不惑云云。

这封教儿子“清心洁己”、“以廉自守”的家书，令朱元璋龙颜大悦，因为他不是教儿子如何去钻营、谋利，而是教他“以仁慈”治民，“以忠勤”报国，“以谦敬”处己，多多浏览“群经”、“熟读新律”，这些都是这位刚刚建国、百废待举的开国皇帝所迫切需要的。于是朱元璋对之大为称赏，立即颁令天下予以褒奖，还赐以银、绢、良药等物，以示鼓励。

虽说朱元璋自幼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却对《孝经》非常熟悉，不仅耳熟能详，而且还顺口成诵，随文称引。他在《翰林承旨诰》别出心裁地将今之“翰林院官”比附为古之“五经博士”，说“于斯之职，非博通今古，己身已修，己家已齐，善恶之人善恶，口无择言，行无颓迹”不能为，这里就化用了《大学》“修身齐家”、《孝经》“口无择言，身无择行”等内容。

又有诏敕说：“朕闻古之为士者，志在匡君济民、立身扬名，崇父母、彰祖宗，必欲为世之杰者也。”也化用了《孝经》“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的文句。

朱元璋还远师《周官》“教治政令”之遗意，作《教民榜文》，颁布天下闾里；还御制《大诰》三编，颁布天下学较，宣扬劝耕睦民、亲亲敬长等道德教条。

他甚至认为，就是像孔子那样的圣贤，也是因为他们能够“出弟入孝，谨以事君”，所以才能“流今皆经而书，历代崇其德而先师焉”。

他悲叹前代“不才者众，忠孝者寡”。劝导士子文人，无论是居家事学，还是出仕为宦，都要以“患不能忠君”、“患不能尽孝”为念，只要常存“忠孝”之念，唯恐不能为不能精，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没有忧患的人，那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昔智人患此，而豁然无患矣，此其所以智也。”

为加强“忠孝”教育，朱元璋下令将历代孝子、忠臣事迹辑录出来，亲自作序，揭其“父母之亲天性也，加以笃明，是增孝也”的真理；还将奸臣传也辑录出来，编为《相鉴奸臣传》，以为天下后世之警示。

朱元璋判定人好坏的标准，不是他的品德和操守如何高尚，而在于他是否“尽忠尽孝”。他对汉代高隐严光就持批评态度，说“当国家中兴之初”，严光却“栖岩滨水，以为自乐”，而不是象名臣耿弇、邓禹那样：“生禀天地之正气，孝于家而尊于师，忠于君而理于务”。在他看来，耿、邓能行“忠”、“孝”，那才是真正的“济人利物”之“正大之贤”。

对于不忠之人，他自然要严惩不贷，诛及九族；对于不孝之人，他也是痛加责罚，决不宽贷的。曾经有执法官问他，能否答应“捶父凌母”犯人的亲属用“印律成千，诵声琅然”方式为之赎免呢？朱元璋坚决地说：“《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虽古圣人，亦恶其恶！”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朱元璋重视“孝悌之道”，几乎到了用“孝悌”来衡量一切善恶美丑的程度。

同时我们还会发现，朱元璋讲孝悌时常常是“忠孝”连言，而且“忠”在“孝”先、“孝”由“忠”显。“孝悌之道”已经不再是通过强调父子之亲、骨肉之爱等血缘亲情，进而推及忠君爱民的善良情感，而是甚至主要是以“忠君敬长”为主导的政治隶属关系。

《孝经》提倡“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移孝为忠”的顺序，在朱元璋这里已经被颠倒过来――成为“先忠君乃能孝亲”了。“父子之道天性”、“孝莫大于严父”的原始亲亲伦理，在朱元璋的词典中，实际变成了“君臣之道天性”、“孝莫大于忠君”的政治守则了。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朱元璋对“忠大于孝”、“下尽心于上”的过分强调，孝悌这种本来具有“上行下效”对等情怀的伦理，在明代却被片面地扭曲，成为单方面的子对于父、臣对于君的奴隶道德，因而一本带有浓厚愚忠愚孝气息的《二十四孝》，在此时便得到广泛的传播，其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孝经》本身。

二、明代后继君王对孝悌的力行

当然，作为开国之君的大明太祖如此宣扬“忠孝”，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即使是威严幽邃的禁宫和高高在上的皇族，也不能不在孝悌上有所表现。朱元璋的马皇后率先积极响应，亲撰《劝世书》，在《嘉言篇》中多引《孝经》之言，皇太子、汉王、赵王皆再拜恭受，退而焚香启诵，惕然悚敬，咸称“母仪万方，化行四海”。

从此之后，“列圣继承，有隆勿替”。明朝对皇后德行，首先考察的就是孝行，她们死后立谥法，都要冠以一个“孝”字，如太祖高皇后“孝慈”，成祖徐皇后“仁孝”，仁宗张惶后“诚孝”，宣宗孙皇后“孝恭”，英宗钱皇后“孝庄”、周太后“孝肃”，等。试想，一个儿媳无论她多么漂亮，多么能干，如果她对父母、公婆不能孝顺，对兄弟姊妹不能友爱，那还算个好儿媳么？特别是一个身居皇后、皇妃位子的后妃们，如果她们不能孝亲睦族，那还能够母仪天下、化民成俗么？无怪明朝要一丝不苟地考察后妃们是否仁孝了。

明朝历代皇帝、各位亲王，都要以孝道相勖勉。永乐帝除委人编纂儒家修身要枢、政治典范的《四书五经大全》，以为士子读书的标准外，还命令文学侍从们编纂“《传心要语》一卷、《孝顺事实》十卷、《为善阴骘》十卷”，用以劝孝劝悌、教仁教忠，这些书在明代一朝遵用。

《明史·选举志一》载：“万历中，定宗室子十岁以上俱入宗学。……令学生诵习《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诸书，而《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亦相兼诵读。”

朱鸿说：“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首以六事为训。成祖文皇帝继统，刊行《孝顺事实》，颁示天下。列圣相传，益隆孝治。”所谓“六事”，即《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要求对亲人孝悌，对朋辈友爱，对邻里和睦，对亲戚亲和，遇事有担待，遇弱能仁恤，这是朱元璋首先告诫天下之人应当做到的。他儿子朱棣当皇帝后，又特别将古今贤达之人的孝悌事迹类编起来，以为天下人之榜样。由于这两位为大明定立制度、确立传统的皇帝的提倡，后来继世之君都转相传承，使大明的“孝治”越发突出。

分封在外的藩王们，也多能以忠孝相表率，明代诸王中，有“性孝友恭谨”、“以孝闻”（《明史·诸王列传》“秦愍王樉传”）之称的不乏其人。这些藩王及其后继者，或“以贤孝闻”、“孝友好文学”、“以节孝旌”、“以仁孝闻”（《明史·晋恭王棡传》）；或“以孝行闻于朝”、获“赐祠额曰‘崇孝’”、“事其父以孝闻”（《明史·周定王橚传》）；或“事母至孝”、“以仁孝著称，武宗表曰‘彰孝之坊’”（《明史·楚昭王桢传》）。

特别是洪武十一年获封于蜀的献王朱椿，更是诸王中恭行忠孝的模范。蜀献王椿喜好读书、能做学问，“博综典籍，容止都雅”，有“蜀秀才”之称；他就封于蜀之后，聘请当代大儒方孝孺为其师傅，兴办郡学，资助清贫学者，倡行教化，史称“以礼教守西陲”，“蜀人由此安乐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明史·蜀献王传》）。

蜀献王还“以孝率民”，“摹印《孝经》，颁于境内”。又有人以元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来献，蜀献王“览之终卷”，见其中“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说，咸备载而无遗”，甚有功于民众增孝继志，于是再度刻行此书，以广其传。

三、明代《孝经》的普及

上有所倡，下必随之。有皇帝号召于上，就必有臣工回应于下，于是“忠孝”在明代得到空前提倡，父之教子，妇之勖夫，皆以“忠孝”为本。嘉靖时议礼名臣杨爵“家书二十五则，谆谆以忠孝勖其子孙，未尝一言及私”。

《孝经》这部言孝教孝的经典，在明代也被推崇到无所不能、无所不验的神圣甚至神秘的地步，被推为“不可思议”的“极灵极变之书”，似乎一提倡《孝经》，就自然会出现祥光瑞景，可以消灾弥难，异端邪说自然而息。

一代名儒陈继儒说：

余尝观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经》，或以殉葬，或以荐灵，病者诵之辄愈，斗者诵之辄解，火者诵之辄止，盖《孝经》之不可思议如是。若使家诵户读，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无以举，下非此无以学，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异草生、犬豕同乳、乌鹊同巢、盗贼弛兵过而不敢犯孝子乡。则《孝经》一卷，未必非吾儒极灵极变之书。何至令浮屠、老子旁行祸福之说于天下？经正则庶民兴，其惟《孝经》乎！

明代推崇“四书”，有以《四书》代替《五经》的倾向，但是对《孝经》却并不忽视和放弃。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认为《孝经》是《四书》的根本、是《六经》之总会，故于教学最宜摆在优先的地位。

余时英《孝经集义自序》就分析《四书》说：昔者，夫子与群弟子论求“仁”者不一而足，可是《论语》的首篇却归结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七篇，所讨论的无非“仁义”，可是孟子在解释什么是仁义本质特征时，却总归于“事亲”（孝）和“从兄”（悌）。《大学》也强调“孝”是“事君”的前提，是“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中庸》也认为“为政”在于“修身”，最终也归结到“亲亲为大”。于是他总结说：“由是而观，则知《四书》固道德之藴奥，若《孝经》一书，又所以立其本而养正焉者也。”从而证明《孝经》是《四书》原理的根本，是立身行道首先应当培养的正道所在。

曹端撰《孝经述要自序》，又从“孝悌”与“仁德”关系的角度进行了论证：“性有五常，而仁为首；仁兼万善，而孝为先。盖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也。是故君子莫大乎尽性，尽性莫大乎为仁，为仁莫大乎行孝。行孝之至，则推无不准，感无不通。……‘孝’云者，至德要道之总名也；‘经’云者，持世立教之大典也。然则《孝经》者，其《六经》之精义奥旨欤？”

《六经》是讲五常之性（即仁、义、礼、智、信）的，而五常中又以仁德最为首要。仁是各种善德的总合，而孝又是仁的发端。仁是从亲亲这种基础的德行推广开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悌就是行仁的最先途径。君子就是要懂得推广自己的本性，而推广本性就是要体悟到仁德，而行仁最关键的就是孝悌。同理可推，孝悌就是仁义的核心精神，而《孝经》就是《六经》精义和奥旨所在。

既然《孝经》涵摄了《六经》“精义奥旨”，是“立本”“养正”之书，那么只要《孝经》推广了、流行了，《六经》之义、《四书》之蕴也就尽在其中了。从前汉儒强调“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朱子强调“为学先须从《四书》始”，现在看来，只要通过熟读《孝经》，这些深奥的大道理就能迎刃而解了。

于是王祎《孝经集说序》云：“孝者，天之经，地之义，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达于庶人，尊卑虽有等差，至于为孝，曷有间哉？《五经》《四子》之言备矣，而教学必以《孝经》为先，则以圣言虽众，而《孝经》者实总会之也。是书大行，其必人曾参而家闵损，有关于世教甚重，岂曰小补而已！”

当时藏书之家也想仿照南朝人的做法，想将《孝经》列居群书之首。嘉靖九年（1530）崔汲“作小楼于家塾之尾”，请问其父铣应该“贮何书”？崔铣对他说，只要藏“数卷”有用之书即可矣，遂作《数卷楼记》：“取《孝经》《四书》《易》《书》《诗》《春秋》《仪礼》《小戴礼》《周礼》，曰此本言也；取程氏三书《易传》《程志》《文略》，曰此干言也；取《左氏传》、温公《通鉴》《宋元纲目》《文章正宗》《选诗》，曰此支言也。”这里就是将《孝经》置于众经之首、群籍之端的地位。陆德明《经典释文》曾说：“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崔氏此说即其翻版。

针对宋人以《孟子》代替《孝经》的做法，祝允明觉得应当予以纠正，提出科举考试应以《孝经》取代《孟子》，与《论语》共同处于必读必考的地位：“《五经》之外，《孝经》《论语》同出孔门，与《五经》者均也。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然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为一经，《孟子》只散诸论场为便。”

明人对于民间教化，也是首以《孝经》为教。隆庆中，叶春及《惠安政书》所举《明伦五条》，第一条说：“一、孝顺父母，乃高皇帝口授吾民第一义，欲尽斯道，宜如《孝经》。《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盖分之能为者如此。嗟夫，父母之德，岂有极哉！”

叶氏在其书《社学篇》中，制定教学之规时，也是以《孝经》为首的：“年小者只教一二句而止，或教《孝经》《三字经》，不许用《千字文》《千家姓》《幼学诗》等书。以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然后治经。”

可见，由于“高皇帝”朱元璋的提倡，明代社会无论是正风俗、明人伦，还是幼儿启蒙昧、学诗礼，《孝经》都在首先必读必讲之列。

更有进士王立道着论，欲将《孝经》与《尚书》《论语》并为“三经”：“纪言专乎右史，六经莫古于《尚书》；立教昉于素王，四子独尊夫《论语》。暨《孝经》垂训于千古，由曾参请益于一时。诵其言，莫非洋洋之圣谟；资其理，足成荡荡之王道”云云。以为《尚书》是六经中最古老的，《论语》是四书中最首要的，而《孝经》则是儒者垂训立极最切紧的。只要读此三经，就可以知道圣人的深谋远虑，实现普天同庆的王道政治。

在明代，只要《孝经》不丢，勤加研习，也就会有进身出仕的机会。谢应芳于元末避乱于新郑，颠沛流离之中耽误了对儿孙的九经教育，但他却凭借自己的记忆，向儿辈教习了《论语》《孟子》《孝经》诸书。他有诗记其事曰：“阿翁眠食龟头舍，儿子耕耘犊鼻裩。记得《孝经刋误》本，尚能口授教曾孙。”

他于战乱之中，坚持校勘经典、研习儒籍，当时有人不理解，劝他“勿自苦”，他却坚信《孝经》乃“圣教”所在，是“显亲扬父母”的资本，于是又有诗记道：“龙钟去年冬，修书辨鱼鲁。吾儿念吾衰，劝我勿自苦。吾尝责吾儿，曾读《孝经》否？圣人教斯民，扬名显父母。穷达固有命，劬劳何敢负？芟夷兔园册，于道或小补。方诵《蓼莪》篇，安知又初度？存顺没吾宁，全归冀朝暮。”

洪武初，正是这种看似浅薄、简单的教育，帮助谢应芳的子孙谋得了功名。当地方官以“通经”推荐其孙谢垲时，垲以未通《六经》欲辞，应芳乃作诗勉之：“猗欤古圣贤，遗言存简编。《孝经》及《论语》，《孟子》书七篇。载道继六籍，煌煌日星悬。斯文觉斯民，千有五百年。汝生家避兵，《九经》失青毡。借书二三策，教汝朝暮间。大哉孔孟学，曾如管窥天。还乡愿卒业，奈汝多迍邅。……天朝恩惠寛，茅拔茹或连。立身报君亲，慎勿违至言。”殊不知谢垲深通《孝经》《论语》，正好迎合了朱元璋强调“忠孝”的圣怀，果然一举而中。

谢应芳高兴之余，又写一诗给孙儿，要他学习赵普尽忠效主，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龙门一跃去年秋，径着青袍赴远游。半部《鲁论》堪辅世，政须忠荩继前修。”得意之中，他没有忘记将这一经验传授给他的朋友们：“西北风高寒露零，牵萝补屋揵柴荆。看云长日乌皮几，夜夜教儿读《孝经》。”

与此一情形相同的，还有东阿儒学训导黄珏。珏“生于元季兵乱之际，稍长而端重喜学，时举家窜匿岩谷中，山长公爱之，取瓦石书《孝经》《论语》授之，手捧瓦石诵不辍口”。

《孝经》既可以劝善，又可以助人发身入仕，还可自娱，故一些安贫乐道之士，也就以讲授《孝经》为乐，明代著名书画鉴赏家长洲人朱存理即其人也。朱氏自记说：弘治二年（1489），避暑于“溪南东郭主人”之二松下，“携书一束、琴一张、酒一壶，竹床石鼎”居焉。溪上之人知有博学之人在其松下，于是“有童冠数人来，以予讲《孝经》《论语》之书”。朱氏为之讲授，自谓“予得以孔子之说导夫人，而吾乐在于斯焉”！

至于乡里塾师，亦多以《孝经》为教学之本。葛昕回忆说：“余为诸生时，犹及见蒙少必读《小学》，而《孝经》一书，即穷乡塾师，亦知令其徒童而习之。”

朱鸿也说：“或疑《孝经》乃童蒙习读之书，世有以浅近忽之者。殊不知童蒙虽未晓道理，然良知良能固自在也。开蒙而先授以《孝经》，则四德之本、百行之原，教从此生、道从此达，由是而为贤为圣，胥此焉出矣。若舍《孝经》而遽读他书，何能进步？此《孝经》所以为彻上彻下之书，所当先务者也。”

由于科举以《四书集注》发题，故士子非《四书》不读；而制行又以《孝经》为准，故儒者亦舍《孝经》而无观。泰州王艮“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父灶丁冬晨犯寒役于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谨”，这无疑是一个知道孝顺的青年。可是“艮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后因师从王守仁，乃稍稍改变这一习气。王艮、王畿是王守仁两大弟子，王艮早年学习尚且局限到“止读《孝经》《论语》《大学》”三书的地步，其它寻常儒士之唯《孝经》《四书》是守，亦可知矣！

上层士大夫推重圣化《孝经》，下层民众就进一步迷信神化《孝经》，就像当时普遍盛行的佛、道二教诵经、念佛一样，一些人也将《孝经》作为祈福禳祸乃至超度亲人亡灵的经典。

永乐初，高凉梁惟正新婚初别，留在家中的夫人就夜夜为之念诵《孝经》为之祝祷，王恭有诗记其事说：“清门女大初嫁夫，射中金屏与梦符。勉郎也似乐羊妇，怀节偏同曹大家。郎骑骢马西台客，妾向空闺侍姑侧。朝吟刘向《列女》篇，夜诵曾参《孝经》策。愿为王雎不顾情，愿夫天路受恩荣。铜鱼山崩海水竭，世上应磨贤妇名。”

洪武时期，侯官处士林德“自恨旷学”，临死之际，“切切嘱其诸子”，不要和尚、道士念经，而要诸子“日诵《孝经》《论语》于灵座侧”，以便自己的亡灵能够安然升入天国。

与宋代一样，明代无论是皇室、亲王，还是民间草野；无论是大人君子，还是女子妇人，只要稍有条件，莫不以《孝经》《论语》为发蒙的幼学教材。明清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是幼习《孝经》，少年立志，遂致有所成立。

如王冕之“六岁通《论语》《孝经》大义”；金幼牧弟幼孚“方髫齓时”其父“教以《孝经》《论语》，不数过辄能背诵”；向宝“五岁能诵《孝经》，七岁通《四书章句》”；宋礼“自幼聪敏，母曾氏教以《孝经》《小学》”；国子祭酒李懋“七岁，《孝经》《小学》《四书》皆已成诵”；蔡毅中“五岁通《孝经》，父问读书何为，对曰：欲为圣贤耳。”

都御史陈智“自幼岐嶷异常儿……尝读《孝经》，至‘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师为释其义，即拱手曰：‘智敢不勉。’”

朱用纯“晨起谒家祠退，即庄诵《孝经》数遍，手书其文教学者。置义田，修墓祭，赡宗族，友爱诸弟，白首无间”，等，不胜枚举。

用儒家经典来教育小儿，用传统孝道来激励士气，许多地方、许多家族已经相沿成俗，形成一时风气，虽高阳酒徒、闺门弱女也不例外，这大大地改善了地方风俗和社会治安。

泰和人张源春，性“酷嗜酒，然甚爱其女”，稍一停杯息盏，“辄呼其女而教之，《孝经》《论语》，皆其口授也”。

明初“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也是泰和人，他在《石冈书院记》记载故乡风俗说：“吾尝窃谓吾郡之俗，所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务义修礼，尚气节，虽至贫，不肯弃《诗》《书》不习；至贱者，能诵《孝经》《论语》，晓知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富贵者遇逢掖士（儒生－引者），必敬礼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茍其世贱，后虽贵盛，人固不愿与齿，而彼亦不敢以其贵盛加人――吾乡之俗如此。”

“虽至贫，不肯弃《诗》《书》不习；至贱者，能诵《孝经》《论语》而晓其大义”这是多么珍贵的乐学尊教的传统呵！有了《诗》《书》之仁义、《孝》《论》之德行，何愁而不治？用于家则家理，移于乡则乡安，治于国则天下太平。

《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泰和一方之善风美俗之形成，不能不说与崇儒贵孝有莫大关系。

经开国之君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代后继之君的身体力行，儒家的“孝悌”之道在明代又得到大力复苏和推广，《孝经》也在明代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但是，也是由于朱元璋对“孝悌”之道的片面理解和强调，使孝悌这一亲亲情感，向忠君报主方面严重倾斜，导致了明清以来愚忠愚孝思潮的产生和盛行。明代，无疑是孝悌文化在经历了元代破坏后的复苏时期，但也可视为儒家孝悌观念被专制君主利用和误导，因而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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