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教书·编书——六十二载忆人生 

作者：舒大刚（四川大学教授）

来源：《国学》第十集，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

承蒙尊敬的《国学》杂志主编、著名词学专家谢桃坊先生的邀请和敦促，暂且停下匆忙的脚步，对自己62年来的人生经历，特别是44年的求学生涯，平静地进行一番回顾和检讨。其中有经验教训，有辛酸苦辣，都借此机会讲出来，非敢表功，但求后来者引为前车之鉴也。

一、我的家乡：武陵山区

我原籍是四川省秀山县（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处于武陵山区边沿，西与本市的酉阳县相邻，东与湖南的花垣县、贵州的松桃苗族自治县接壤，是个脚踏三边、鸡鸣三省的偏远地方。多年后我才知道，这里还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沈从文《边城》的原发地。在文学作品中，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脱却人事的纷扰，自然风光奇峻而优美，民风民俗纯朴而自然，地方物产丰富而特别。人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男耕女织，山歌互答。山茶烂漫，鸟语花香……在今天看来，那里实在是过腻了城市生活的人们，寻求原始纯朴之美的理想去处。不过，当我童年生活在那里的时候，却并没有完全感受到这般美好。

我名舒大刚，1959年6月22日出生于湖北襄阳（当时父亲正在“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工地），初名舒畅，回到秀山后，曾因久病不愈，依贵州黄仙娘的神喻，说我五行缺金，应当改名“钢云”，我那平生坚持唯物主义的父亲，因盼我快点好起来心切，竟然也就同意了，这让我失去了后来令别人大热大火的名字，而开启了我并不舒畅的人生。小学发蒙时，我的启蒙老师父亲根据我在家族中的排行（“文景廷天在，世正康万代，崇大玉昭奇，丁方可之忠”）中属“大”字辈，便给我取名舒大钢。我在上大学入学填表时，讨厌老是有人说我“大炼钢铁时出生的”，好像我砍了许多树、破坏了生态似的，于是在没有跟父母商量的情况下，擅自易“钢”为“刚”，改名“舒大刚”了。后来读《孟子》又知道，其中有“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的话，又惹来人们“少有大志”的猜想，这里就只有“呵呵”了！

我后来生活了17年的故乡，是秀山县最南端与贵州接壤的地方——兰桥公社双丰大队仓屋小队（今属兰桥镇金星村）。仓屋距公社所在地老场镇约1.5公里，原来的生产小队由舒姓、黄姓和蒋姓三个小村落组成，其中舒姓人家最多，有20余户、七八十人，聚居于大坳、隔壁两个院子。“仓屋”这个名字，与这里曾经有过粮仓有关。那个粮仓原是贵州松桃千岗坪舒家所有，用来囤聚在兰桥一带所产粮食，以便出售。原本临时囤货，后来为了看守储物，迁来两支舒姓人家定居——其中一支就是本宗——地名也以“仓屋”为称（又作“昌屋”）。根据我出资立碑和清明回家挂青的情节，知道此地最早的男性祖先叫舒万兴（葬于金星麻柳林），是我曾祖；与曾祖葬在同一个地方的，还有他的母亲——我的高祖母赵氏和他的一位太太——我的继曾祖母杨氏。据说本支舒家原有《家谱》，只因在一次祭祀活动中，被不识字的办事人员烧毁，故高祖以前的祖先就不知名讳，无由详述其事功了。

曾祖前后两娶，原配谌氏，生我祖父（代洪）及大姑婆（杨舒氏）；谌氏早世，续娶杨氏，生我二公（代金）、满公（代文）及二姑婆、小姑婆。上述的祖辈人物，我自幼及壮皆及见之，他们对我皆备极关爱，有求必应，每忆及此，就倍感温暖。

我爷爷讳代洪，个子不高，但精力极佳，为人诚朴，遇事淡定。我小时常听他说，由于家里田土不多，平时由在家女眷们打理，农忙时聘有长工、短工，他自己则长年在外挑脚经商，周游于川、黔、湘、鄂边城之间，久而久之，竟获“秀山客”雅号。他只有年末或重要节时他才回来，与家人团聚，亦农亦商，是当地殷实之家的常态。我是半岁回到仓屋老家，据说爷爷当时用一个竹编的花背兜背着我游玩，我一高兴便跳跃，就会晃得小个头的爷爷几个踉跄。不过在我记事时，爷爷已经是蓄着花白小胡须的老爷子了。随着时势的变化，到处做生意是绝不可能的了，身体瘦弱的爷爷只好长年呆在老家，下地干活。他干活，不停但也不快，十分专注认真，重活、精细活他基本干不了，但总是锄头不离手、扁担不离肩，白天在集体地里，抽空在自家地里做，早出晚归，极有规律。傍晚回家，泡壶茶坐在堂屋中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兄弟姊妹打闹嬉戏。他从不疾言厉色地训斥我们，逢到我父母要修理他的孙子时，他还常常徒劳地上前劝解。夜晚，都是我与弟弟（大铁）跟爷爷同被抵足而眠，说是给他暖脚，其实在这个多子女的家里，也没有多余的房间、床铺和被子来分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与大铁都外出上学离开他老人家为止。我没有看见过祖母，她是距兰桥20里外的梅江亮甲人，姓杨氏，生我父亲（崇章）及我孃（荣珍）。后因儿子（我的父亲）外出从军，日夜思念不得，积忧成疾，患了胃病，还在中年便仙逝了。爷爷中年鳏居，一生为我们一家大小不停地劳作，从无怨言，直至1986年94岁去世头几天，还嚷着要下地干活。爷爷对我兄弟姊妹备极慈爱，抚养教诲，恩重如山！他还曾经获得秀山县政府“劳动模范”称号，去县城开会领过奖，奖品是一头耕牛，价值应该相当于今天一台拖拉机。他一生节俭，我父亲在外工作期间，他还千里裹粮，徒步到湖北建始去看望他的独生儿子；回程时，也舍不得花他儿子给他准备的盘缠，硬是凭着两条腿丈量着归途。

我父讳占荣，谱名崇章。舒姓原本舜禹时名臣、中国法制之祖皋陶之裔、春秋时群舒国之后，在历史上共出165位进士、宋代明代都出过状元。仓屋舒家本与一代辞典学大师舒新城、被毛主席称着“党内一支笔”的老革命、电脑字库“舒体”鼻祖舒同等名流同出一源——由江西迁湖南溆浦，本支辗转迁到兰桥后，却三代皆无文章传世。曾祖父想让我二公、满公读书，可他们都不太在意，还传出“全家人吃饭，为何叫我去读书？”的笑谈。我父与他们年纪相仿，常在他们读书时旁听，却一听便知。于是曾祖父将他也送入私塾，据说这位后来的新生成绩反比他两位叔叔优异，于是顺利完成高小学业。父亲以优异成绩升入中学，赶往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湖南花垣县的茶垌中学报名，据他说在渡河时，不慎将备作学费的银圆落入水中，既上不了学又不敢回家，进退两难（2019年冬，我带两个孙子回家游览边城，还望着平静湛蓝的江水遐想：“这是不是当年翠翠拉船、父亲掉钱的渡口呢？”“当年要是他读成中学，又将是一幅什么模样呢？”）。

当时正遇民国政府军队扩充兵员，依“三丁抽一”的规矩，我的祖辈中应该有一个人当兵，征兵的嫌我爷爷年纪已长，年纪合适的二公、满公又胆小不敢去。我父亲于是以独儿身份代替两位叔叔投军从戎。当时已是解放战争后期，新组建却缺乏训练的政府军，同能征惯战的解放军一交战，顷刻即溃，我父与一位梁姓同乡在一个岩洞中躲过战场清理，于是易服改妆，改投到上午还是对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旗下，名字也改成了“苏占荣”。父亲改投的部队系李先念独立师，“他的团长他的团”则是由李先念的侄儿统领的独立团——这位刚猛少文的团长对精通文墨的父亲颇为欣赏和护持。后来父亲参加过淮海战役，攻克过襄阳、当阳等城市。在攻打襄阳城时，据他说曾经在护城河水中提前埋伏了三天三夜，从此落下风湿病。又随军解放湖北恩施等府县后，建立新政权人民政府，他被就地安置，担任建始县首任武装部长兼兵役局长，曾用名“苏达章”。继而转业到“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简称“长办”或“长委”，主任林一山），担任保卫处长，住地在湖北汉口。他相继参加过葛洲坝、丹江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深知科学技术对建设的重要性，曾想让自己的儿子将来当个水利工程师，现在看来我的专业是让他失望了。后因爷爷不愿迁往大城市生活，父亲即辞职还乡，转回农村。当时父母已育有我和两个月胞胎姐姐，母子四人也一起变成了农业户口。那时的城乡差别，在我们母子这一并不华丽的转身后，对比实在鲜明：以前只需要拿着粮袋子，花不到我父工资五分之一的钱，就可到粮店瞬间把所需米粮装回家；此后却需要全家人自己到田地里去，花一年的时间生产、劳动、等待、期望，也未必能装回全家所需来。父亲回乡后，就再没有谋求职位的念头，即使有下来搞社教的“领导同志”劝他出山也不为所动。可当1965年双丰大队成立民办小学，父亲却应支部书记周华清的邀请，欣然出来担任创校校长兼任课老师，并在民办老师职位上干到60岁左右退休。1992年，父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我母亲姓张讳德凤，系湖北建始县人。外祖父张大松，本籍湖南，是抗战期间长沙保卫战的伤兵，随军撤退到湖北建始定居，以修理皮鞋、钉皮凉鞋为生，与从江苏逃难而来的徐氏女（外祖给她取名“金玉”）结褵，生我母亲及小姨（讳德英）、小舅（失名，幼年因洪水与我外婆一同溺亡）。我父在任职建始时认识我母并结婚，转业汉口后生我的双胞胎姐姐（俱早逝），两年后又生我于湖北襄阳。回到秀山后，又生我弟（大铁，后来担任秀山民族中学副校长）和两妹（梦花、铁梅，俱服务于秀山民族中学）。母亲初识文字，会写信看报，曾为我父代过课，并担任过社教工作组宣传员。母亲从不辨小麦、韮菜的城市姑娘，转为下地干活自谋其食的农村妇女，一生辛劳，备尝苦难，当时只觉得她脾气大，动不动就用不让我读书相威胁，现在想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她的心情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母亲因病去逝于2002年，终年亦66岁。

老辈闲坐时常说，仓屋舒家原本小康，有良田数十亩，长年请有帮工，每年都有余粮出售，又辅以经商赚钱，女眷们又会操持，常做豆腐、织布换钱，在十里八乡中，还是有人羡慕的殷实之家。实行公社制度后，田产充公，农具入社，全家人就成了只剩双手的社员。我父回乡后，再也看不到他记忆中（也是他诓我母亲回乡的理由）的“陈谷不断、腊肉经年”的光景。在与几位堂叔分家后，加上添丁进口，父亲的退职金很快花光了，家道逐渐陷入赤贫。为了拓展更宽空间，我父决定将祖父分得的两间小厢房，从祖屋搬到村旁，另建为三间瓦房，于是小安。

新房屋右靠老院子，左临森林，绕以乡村小道，没有繁冗吵闹，而有松涛之声、青草之香，以及蛙鸣与蝉噪。这里视野开阔，背山面岭，前有小溪流水，放眼望去，山峦一层接一层次第展开，真是资格的青山绿水。站在堂屋里，白天可远眺巍峨的贵州名山——梵净山，夜晚还可看见远山处处烧畲播种的火光，漫山遍野数日不灭，令人顿生无限遐想。记得有一年回家过年，父亲令我撰写春联，我写道：

“跷足看乾坤，远山苍苍，近水潺潺，或若苍龙朝宗，或若万马齐骛，远近层层叠叠众山小；

俛首观史记，前代烈烈，后世振振，忽儿铁马金戈，忽儿文章尔雅，前后济济跄跄庶跡多。”

一以写景，一以述志，聊以表达当时所感。

可是兰桥原本邑梅土司领地，地脊民贫，十年九旱；又地跨两省，与松桃大路、妙隘等民族社区接壤，管理不易。因此其地民风剽悍，匪患不断，犹记得小时还见过许多山头留有当年躲避匪祸的营盘；又兼赌博成风，拐骗时有，这一带的社会治安一直令管理者头痛。记得我们刚搬家时，送走工匠，安顿完住处，全家人围着火炉看我做作业，却被梁上君子光顾，将新房中的铺笼帐被尽行偷走，全家顿时衣食无着。幸得邻里及我姑（荣珍）及父执朋友（戴昌前等）给济，才勉强度过难关。

好在我祖经商走过不少地方，我父革命更是见过世面，他们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外边的故事，激起少小的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无穷想象和热情向往。父亲读过“老章”，会写对联、近体诗，又一生执业教育，故积极主张送子女入学接受教育。面对当时推荐上大学的现象，他却对我说：“有麝自然香”；“有了知识不会烂在肚子里头”；“任何时候都要使用能人。”因此即使在他被误会挨整、前景最暗淡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他教子读书的信念。他对有知识好学习的青年，从来都不吝赞赏和推扬，还常常帮忙给一些有志青年写总结、写推荐，让他们升入理想的学校。这正是中国人“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经”的传统呵。人才始终是建设的刚需，而知识又是成才的首务。经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虽在草野，焉有不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何回乡后不谋一官半职，却热衷于民办教育的缘故了。职是之故，赶上改革招生制度后，我即考上大学，稍后我弟亦考上中师（后来自学取得本科文凭），大妹、小妹也分别在兰桥小学、梅江中学毕业。现在看来，这些文化程度并不算高，但在当时当地，却已被人称作“文化世家”了。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我的兄弟姊妹和部分乡邻，他们无论家境多么贫寒，条件多么艰苦，首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送子女读书。在生活极其艰苦的偏远乡村，我辈及子侄共出了10余位大学生，其中包括上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也算不坠其绪，能振家声了。

二、我的童年：困乏其身

我的童年，差可用“天资平平，而爱学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形容。

1965年我5岁多，即随时任民办教师的父亲启蒙，接受熏陶，记得当时没有新教材，是借用兰桥公社小学用过的旧课本，第一课“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至今记忆犹新。接着又有两位姓蒋（跃荣）、姓周（德荣）的民办老师和一位姓杨（昌举）的公办老师加盟，他们对我的记性和作文还是颇为夸奖的。但由于年幼贪玩，也没少挨父亲敲脑壳。在双丰村小读了三四年，我又转入兰桥小学读两年（其中复课一年）。校长赵家国，班主任是黄毓林（我高中同学杨斌之母），对我都关怀备至，有一次我生病，父亲去替我请假，班主任专门封了一小包白糖（当时他们也是凭票才能买到）让父亲带回，以示慰问，至今想起犹然甜味在唇。

1970年，我小学毕业，正值兰小设立“戴帽初中”，又在兰桥上了三年初中。班主任先后有博学的王绍华（能读《资本论》，兼教语文、数学）、慈祥的鲁世金（我高中同学黄雅丽之母，兼语文课）；数学老师则有张桂荣（上课一丝不苟）、曾纪凡（很有风度）等。在老师们的精心教诲下，我的初中同学中，杨正合（后为梅江小学校长）、丁仁杰（后作乡长）、杨国友（后作公司总经理）、聂大贵（后作乡长）、唐菊香（后任职县妇联）、丁梅英（企业高管）、蒋跃会（后做中学教员）、杨秀柏（后任职县民政局）等十余人，都走上了工作岗位。

我们初中毕业是在1973年末，而高中开学已经改在了来年秋季，因此我们又在家休学半年。下地干活，每天挣工分，从前每天只挣5分，现在可以挣8分（相当于妇女劳力）了，因此自己决不甘落后，耕犁、挑抬，都与大人一样，半年下来，竟挑断三块扁担。还发挥初中《农业基础知识》学过的农耕、医卫等知识，搞过玉米、水稻的科学育种，走村串户普查过血吸虫病、发放过预防药品等事情。

1974年9月，我与蒋跃会、杨再会被选送到石耶中学（秀山第二中学）读高中。石耶旧时是石耶土司官寨所在，地当川黔、川湘公路交叉路口，石耶司是秀山县经济文化开发较早的地方，集市十分热闹。石耶中学开办于民国年间，与秀一中、秀三中都是正规的、兼备初中高中的“完中”。可我在那里仅仅读了一个月，人生就又发生了转向。当时我们刚完成庆祝国庆的写作，作文被语文老师推荐到学校的国庆专栏发表。是时在梅江中学上学的丁仁杰带来消息说，有人想转学到石耶中学，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对调？我本来想离家近一点读书，可以经常回家帮忙。故很乐意地与想去石耶的同学（杨胜武，后来是县城名医，人缘极好，我们也是好友）对调，借此机缘也认识了“同桌的她”（后来我的妻子吴孟珍）。梅江中学校长米成明、副校长明传荣、团支书刘文达，班主任余子尤（南充师范学院毕业，又教我们物理），对我的转来都非常欢迎，因为他们曾听说过我在“文革”后秀山首次举行的全县中学统考中，数学拿了第一名。

高中教语文的老师，有吴传模（民国时高中毕业，同学吴红宇之父）、黄臣才（黄雅丽之父，擅长篮球）、孙俊杰（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刘文华（湖南大学毕业）、杨胜权（民国中师毕业。同学杨斌的父亲）；数学课则由晏国藩、李桂兰夫妇（俱重庆师范学院毕业）轮流上，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被发配来县区中学任教，让我们获得了接受良师教育的机会。此外，还有化学老师曾柳容，政治课老师马仕秀，历史老师张子成，外语课朱勤芬等，都极会讲课，令人印象深刻。

读了两年高中，我们于1976年夏毕业，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劲吹，又把我们吹回到家乡务农去了。记得高中第二学期时，一天班主任令人把我叫去，指给我看《参考消息》，其中转载有外国记者对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采访，引述小平同志的话说：“今后也要从应届高中生中，通过考试录取大学生。”老师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要好好学习等待机会。哪知不久小平同志再度下台，这个短暂的希望旋即化为无限的惆怅。

回到兰桥后，承蒙中心校校长涂登珠（石耶二中毕业）关照，聘我为代课老师，先后在兰桥小学、地城村校任课，还参加过秀山县大型水利工程——钟灵水库的修建，当时余子尤老师负责工地宣传广播，约我采写劳动先进事迹的许多宣传稿。涂校长还与我父商议将我转为民办教师，却赶上了招生制度改革，他又鼓励我参加七七年高考。考试成绩出来，当年秀山全县报考的考生据说有3万之多，考试成绩上体检线的却只有22人，我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忝列其中，特别扎眼。参加完体检，却左等右等不见“录取通知书”，在众人的遗憾声中，我大概得知，在我入学政审表中，被人写上“建议不予录取”，不知确否？

由于当年我是全县应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上线的，虽然没被录取，母校老师仍然重视，希望我回校复习，来年再考。他们又知我家境困难，不可能停下生产劳动来复习考试，于是利用学校自创经费，聘我做梅江中学代课老师。我平时根本没有固定课时，只是在其他老师临时缺课时代理一下，故在半年时间里，我分别代过历史、语文和体育等课程。老师们这番爱才育才的良苦用心，是在我自己当了老师面对学生时才真正体会出来。

时隔半年，再次参加七八年高考，顺利上线，政审是为人正直的伍昌建老师，于是顺利通过，被第一志愿——南充师范学院（因班主任是该校毕业，故成了我的首选）录取！与我一同考上大学共有4人，我与同学陈再祥、杨斌，此外还有在梅中教英语的知青——阎文培，他们都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一校同时考上4人，这在当年的秀山还是比较抢眼的。

自我半岁从襄阳回到秀山老家，到18岁考上大学，一共在秀山兰桥生活了17.5年的光景。现在回想起来，襁褓中的城市生活，自然是没有留下半点记忆；至今满脑壳装的，都是儿时的玩伴、放肆的牛羊、吵闹的鸡鸭、调皮的犬豕等，以及逐渐变兀的青山，变枯的绿水，收获不佳的庄稼，未熟先摘的果树，恨其长势太慢的菜蔬；当然也有劳累却并不值钱的田间劳动情景，频发而恐惧的灾荒与饥饿；还有爱莫能助的乡邻的眼神，消失已久的花灯社鼓，逐渐变淡的婚丧嫁娶之礼；还有近山已兀，不得已来回10里外出打柴的无奈，等等。

现在这些虽然都已经成了过去，但这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经历，却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和体验，它让我增强了许多未来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耐力。

终于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总算盼出了头！不仅我的爷爷、父母和弟弟妹妹们高兴，乡邻们也为我感到光荣。临出发的头天下午，同村乡邻自发前来祝贺，我父母紧急做宴席招待大家，乡亲们则你一元我五毛地为我凑足盘缠和学费，总共35.5元。第二天，揣着这些还带着乡亲体温的零钱，我热泪盈眶地踏上了征程。走到兰桥街上，错过了进城的班车，乡亲们又叫来手扶拖拉机，送我到梅江去搭车；拖拉机启动时，又有人燃放鞭炮，为我这位与此前推荐上大学的途径不一样的新生壮行。真情难忘！至今忆及，仍令我热泪再涌。 

三、我的学业：柳暗花明

真正让我生涯有柳暗花明、前程似锦的转折点是考上大学；真正让我知道一点读书门径、走上治学道路的，则是从留校任教开始的。

1978年10月下旬，我担着被盖卷、洗脸盆，从父辈走出又回去的秀山大山里再度出发，经过长途汽车颠簸、乌江汽轮的摇晃，终于进入了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个人历史自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我的本科四年是在川北重镇南充度过的。南充是著名的果城、丝城，座落在碧波荡漾的嘉陵江边，历史悠久，人文蔚然。早在2220年前的汉高祖时期（前202年），这里就已经设置安汉县，其后一直是川北最高政区（都、州、郡、府、道）的治所，辖区是司马相如（蓬安）、落下闳（阆中）、谯周（西充）、陈寿（安汉），以及张澜（顺庆）、朱德（仪陇）、邓小平（广安）、罗瑞卿（顺庆）等伟人的故里。可谓人杰出灵，民风淳朴，三国文化、丝绸文化和山水灵气交融生辉，令人耳目一新。南充师范学院的办学历史也相当悠久，当时只知道它的前身是“川北大学”，又是“四川师范学院”的故址。后来据赵义山兄考证，知道母校的远源，还可追溯至“墨学大师”伍非百创办于1943年的西山书院和随后创办的川北文学院。1949年西山书院与三台川北农工学院合并，成立川北大学；1950年又与川北文学院合并，校址迁到南充市；其后又合并过川东教育学院、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的部分专业，组建四川师范学院，可谓众流汇归，汪然渊海。老赵还说，这所位于川北重镇的大学，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先后聘请过经学家李源澄、楚辞学家汤炳正、史学家蒙文通、经学家徐英，以及大学者谢无量、丰子恺等名流前来执讲。师范虽然在1956年被一分为二，部分专业分家迁往成都狮子山，但是我所在的历史学却始终积四校之精华，从来没有被分散过，号称西南史界“潜水艇”。八十年代初，国家恢复研究生的学位授予制度，南师历史系首批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当时西南高校有此殊荣者，就只有川大、南师两家（母校1989年恢复“四川师范学院”校名，2003年更今名）。后来我在图书馆借阅图书时，常常会发现“东北大学”“川北大学”和“北川文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藏书印，便是这一演变史的见证。

我是10月30日到达南充的。记得当时前来车站接我的，是刚上几个月学的七七级学长、仁寿人刘俊德，当他把我引进原为胡耀邦任主任的川北行署大院——南充师院校园时，感觉这所学校规模几乎相当于同期的秀山县城，真像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第一时间就让我爱上了这所改变我此生命运的大学。

彼时上大学，就意味着生活有保障、工作有着落、事业有希望了。我们77级、78级这两批从1966年就停止，经过10年折腾后才开科取士进来的、别着崭新校徽的大学生，成了当时社会普遍羡慕的“天之骄子”。对于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个个十分兴奋，分外珍惜。上课时认真听讲、抢着提问，下课则到图书馆排队借老师开列的参考书，饭后第一时间去阅览室抢占座位，早晨起来在花园里晨读，一旦有学术报告就早早去占位子，都是那两届学员的常态。至于后来出现的缺课、逃课、厌学等现象，当时我们是是绝无仅有，闻所未闻的。

四年在南充的本科学习，我遇到一批历史积淀下来的专业扎实、治学严谨的师资，对我的学业终生都有影响。入学时的系主任袁载春，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书记与我同姓，叫舒和初，为人正直；副系主任冯国钦，兼讲马恩名著导读，很有激情和风度；副系主任王林等，他们都勉我以德，励我以志。其他老师如姚政的先秦史，贾君义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阎邦本的隋唐史和两宋史，阮明道的辽金元明清史，夏承光、王涤蓉的中国近代史，谢增寿、王治平的中国现代和革命史；向洪武的世界上古史，贾问津的世界中古史，唐作尧的美国史，杨心树、杨尚林、喻宗秀的世界近现代史；李耀仙的先秦哲学史，赵吕甫的校雠学，张崇古的自然地理，万荣德、徐才安的历史地理，柯昌基的宋史专题，蒋家骅、唐有勤、朱为权的历史文选，吴景贤、杨庆允的历史教材教法；政治系王泽普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文系彭子银、教务处邓学界合开的逻辑学；以及班主任李纯蛟老师自由式的管理，等等，都课我以业、益我在智、增我以能，给我留下深刻莫灭的影响。

第四年在位于模范街天主堂附近的南充一中教学实习（同组有张星誉、蒲国霞、王坚等同学），龙显昭老师担任我们的指导老师，又为我们补上如何走上讲台、站稳讲台这一课。所在班级的班主任何家珺女士，又是师院新任党委书记梁德玺的夫人，对我们实习生颇多关照，她还在梁书记面前为我们组美言，记得在我们毕业总结会上，梁书记还专门上我们宿舍来参加座谈。

在大学的同窗学友中，我与来自仁寿的毛太（后任职凉山州志办），因同出农村，在生活上常常互相关照，课后经学一起散步聊天；与蔡竞（后任职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参事室及文史馆党组书记）、杨昆（后任公司总经理）、韦伟（后任职市委党校）、李开天（后任职公检法）、刘家钰（后任职市中校长）等同龄人，遇到问题常相切磋；在蔡竞同学的提议下，合作进行过“科举制”学位性质的探讨，撰文在《历史知识》《南充师范学院学报》发表。而长我十岁左右的大哥们，如王平（后任职中学校长）、张星誉（著名书法家、文化人）、赵晓生（后任职高专）、康大寿（后任职市政协）、李枫（后任教军校）、骆凤文（后任教宜宾学院）、刘邦永（后任教县中）等，见多识广，常常是我请教的对象。与女生则基本不主动往来，同小组的唐家钰（后为高级经济师）、顾颉玲（早逝）、黄朝莉（后任教厂校），同桌的刘树人（后任教厂校），善于写作的彭易芬（后任教内江师院），善于绘画的王全（后任教厂校）等同学，待我都如同大姐般的亲切。师也教我，友也助我，教我助我，底于有获。此生如果能小有成就的话，实得师友助力为多。

1982年夏季，我大学毕业，按当时“哪里来哪去”的分配原则，我正好可满足当年涪陵地区1个名额的条件，但是由于七七级有一位分配到三州的同学想改派回涪陵，我于是就让他回涪陵，自己被空了出来。由于十年动乱后大学师资奇缺，因此我们77级、78八级（还有79级）的本科毕业同学，如彭家理（后任内江师院党委书记）、李健（后任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章为纲（后为金融专家），我和本班的康大寿（后任系主任、教授）、陈国勇（后为学报主编）、金光美（后任多所大学教授），俱以得留校任教；还有77级的李成良（后任四川师范大学副书记）、陈勇（后为律师）、张力（后为多所大学教授）等，则分配到成都的四川师范学院任教。此生能以本科学历就走上高校讲坛，亦拜十年荒废、人才奇缺之赐也。

1982年毕业留校后，我被分配到历史文选教研室工作。先是协助唐友勤老师，担任82级的助教；同时参听龙显昭老师为中国古代史进修班开设的《两汉经学》课，初窥经学门墙；又听《汉语大字典》编审之一的周开度先生为文史二系青年老师开设的“文字音韵训诂”课，弥补了许多小学、经学知识。

次年，教育部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精神，委托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校，开办古籍整理培训班，本系唐友勤、赵时瑜老师去了华中师大进修，系主任则推荐我去四川大学学习。

1983至1984年，我参加了四川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古籍整理研修班学习，又为我打开了一片学术新天地。四川大学是西南第一综合大校，远承西汉文翁石室之遗风，近接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中西学堂、存古学堂、国学院等教泽，经学、文学、史学的历史相当悠久。教育部为改变传统学术师资奇缺的现实，适应改革开放后的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在四川大学开办“古籍整理研究修班”，原计划招收国内高校讲师以上教师前来学习，由于当时职称评审还未放开，故我等本科刚毕业者也蒙接纳。该班班主任是著名《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先生，开设的课程有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庄子校读、诗经研究、敦煌学、三苏研究、工具书等基础课，依次由杨明照、张永言、赵振铎、经本植、成善楷、向熹、项楚、曾枣庄、李崇智等先生讲授。后来在整理和研究廖平著作时才得知，张之洞当年为尊经书院确立的学术进路就是以纪文达（昀，有《四库全书总目》）、阮文达（元，有《经籍纂诂》《皇清经解》）“两文达”之学（即目录学和考据学）相号召，张在《书目答问》中也说：“自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自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云云，川大中文系为古籍班的这套课程设计，仍然依稀可见这一传统的延续。接下来的学习和后来的工作也证明，这也是对国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最精细的设计，任课师资也是当年全校（乃至全国）的一时之选！这让我们在这个班上得到的教育既纯正又扎实，既基础又实用。课余我还选听过历史系彭裕商的古文字，哲学系贾顺先、刘蕴梅等的中国哲学史等课，系统弥补了文史哲方面的知识。

原班计划招收20人，给南充师院分了2名，因有人退出没有招满（后来又陆续有人进来）。同班学员记得有程再福（贵州省图书馆，时任班长，后任馆长），廖廷章（铜仁师专，后任校长），牟范、庆振宣（兰州大学，后任后勤处长、系主任），赵立勋（成都中医学院、后任所长），蒋宗许（绵阳师范学院，后为西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李良生（甘孜师专），唐本（温江师院，今西华大学）等。还有远自辽宁本溪师范学院的李家生，安徽淮南煤碳师范学院的郭荃芝，广西教育学院的郭珑等。结业搞古籍整理实习时，我与蒋宗许、李家生、李良生等合作，在曾枣庄先生指导下，完成了苏轼少子苏过《斜川集》的《校注》，将课堂所学，运用于实践上，对巩固知识，提高技能，都极有好处。当时川大在读研究生李文泽、黄君锦、郭齐（后来都成了我所同事），本科生卢仁龙（后来的出版家，向古籍所捐赠《文津阁四库全书》一套）等，也参加听讲。吴梦兰、毛建华和一位姓夏的女老师，则担任我们联络员。这期间，还拜访过历史系缪钺、伍仕谦、胡昭曦等；省社科院《山海经》专家徐南洲、文献学家徐仁甫、《社会科学研究》编辑谢幼田、历史学家贾大全等；省图书馆的沙铭璞、何金文、彭邦明等先生，都在各自方面对我帮助甚多，真正体会到“转益多师是我师”的真谛。

古籍班结业时，川大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因要充实研究力量，当时刚刚主持古籍所工作的曾枣庄先生，希望我与蒋宗许留下来工作，但因原单位都不放人而未果。我们都仍然回到原单位，担任助教，接着评了讲师，担任文史工具书和历史文选的教学；兼做系里的成教秘书，为提高成人继续教育水平，也为历史系老师改善待遇去寻找机会。

为了在专业上更上层楼，1988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吉林大学进修一年，师从著名古史专家、经学家金景芳先生研治经学。金师系辽宁义县人，自幼聪慧，中师毕业后，通过招考被录用为教育局长。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先生不愿做亡国奴，化妆逃往关内，经过北京、西安、长沙，后入四川，先后在威远（东北中学）、乐山（马一浮复性书院）、三台（东北大学）等地学习和工作过，对四川很有感情，对来自四川的我特别关爱，让我自拟进修计划，每周上他家一次，隨问随答。这个期间，我在金老指导下，结合他的《春秋释要》《易通》和《周易讲座》《学易四种》《中国奴隶社会史》，对《周易》《春秋》进行了系统学习。在吉大还结识了著名学者吕绍纲、陈恩林、喻朝纲、黄忠业等先生；还到东北师范大学拜访过詹子庆（副校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朱鹮（世界中古史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等先生，也颇为受益。

回校任教一年后，我于1990年9月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成为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文献”博士研究生，再度师从金景芳教授学习。1993年博士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金老和大师兄陈恩林都希望我留在吉大古籍研究所工作；我的秀山老乡喻朝纲则希望我留在中文系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但都因家属不习惯于东北生活而未果。同时也联系过东北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由于当时博士毕业人少，他们对我都表示欢迎，但在家属调动上也存在一定困难，故选择了回成都就近工作。

同年，我以分配程序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正式开启我专职研究的学术生涯。川大古籍所成立于1983年，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直属重点资助单位。创新始人和学术带头人是：著名的考古学和先秦史专家徐中舒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及诗词学专家缪钺先生，文献学及《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先生，赵振铎、胡昭曦、曾枣庄、刘琳、王晓波等生先先后作古籍所负责人。曾则徐中舒任主编，李格非、赵振铎任常任副主编，聚集川鄂两省专家学者编撰出迄今仍是最大的《汉语大字典》（八巨册，2000万字，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斯时正由曾枣庄、刘琳两先生带领全所成员，从事即将成为最大断代总集的《全宋文》（后由巴蜀书社出版前5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套360册）的编纂。

能加盟这样一个团队从事科研工作，我是非常荣幸的和满足的。因此自从1993年来到川大之后，就一直安心工作，努力进步，30余年从来没有挪过窝改变过单位。1994年，我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96年，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5月，被任命为古籍所常务副所长（与李文泽搭班子），1998年任所长（与尹波搭班子），兼任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副院长（2017年卸任）。2003年，被评为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2009年10月，发起成立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与四川大学联合组建的国际儒学研究院，担任院长（杨世文、蒋宗福、吴洪泽、尹波俱副院长）；2018年，四川省委宣传与四川大学联合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兼任执行院长（院长项楚先生，副院长还有张宏、盖建民、刘亚丁等教授）；2019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与艺术名流、学术名宿们为伍，倍感清新和愉悦。

我的学术性社会兼职，主要有：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还接受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校的学院或中心的兼职教授或学术委员聘书。

回想起来，10年在南充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为我提供了将来从事学术事业的基础和机会；1年川大和4年吉大的问学，为我奠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功夫和门径；28年在川大古籍所的工作和科研，则是我在学术路上不断跋涉、不断探索并小有收获的时期。

四、我的学绩：上下求索

余之读书，颇似五柳先生；余之乐学，亦酷似五柳。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谓其“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好读书”，所以不曾被其他荣利迷惑，始终坚持与书本为伍，以书为主，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书本。缺点是“不求甚解”，虽然编纂出版了不少书本成果，但是心得不多，收获有限。至于“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则时常得意忘形，不知老之将至。

我平身一大爱好，就是读书、教书、编书，不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其缺点也是太爱发现新问题，容易转移新阵地，一事未了，便又转入新领域，平生没有固守不变的阵地。

想当初，还在大学时代，对枯燥的考据不感兴趣，而喜欢文学性的表达和描述，沉潜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原著或选本中，对庄子书、老泉论、东坡文，颇为欣赏；对《诗经》《古诗十九首》《唐诗选》《聊斋志异》等，也很喜欢。看了几篇沫若历史剧、鲁迅历史小说，又想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借古讽今，当时写过《子产不毁乡校》，在历史系板报上发表；写过怀念故乡风物的《山茶花》，在家乡《秀山文艺》发表。还向《诗刊》《新星》《四川文艺》等投过稿，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又曾邀约本班同学李枫、中文系老乡陈志武等注释《历代爱情诗》，向重庆出版社投过稿，并被约谈过修改之事，也未坚持下去，终未出版，手稿至今还压在箱箧底层。还研究过中国科举制的学位性质，收集了不少资料，但只发表过两篇习作，便又放下不搞了。

留校当教师后，曾经配合一些老师做过收集资料、古籍整理等科研，但由于当时没有指派固定的指导老师，系上全让我们自由摸索，任情发挥。我曾经协助李耀仙先生做教育厅课题《廖平学术论著选》，从南充到成都复印了一大堆资料，当时省社院谢幼田先生鼓励我做经学，还吸纳我在他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廖平经学研究”专栏中发过一篇习作，本以为这就会将精力集中到经学史研究上来。但回校后为教学需要，又编起了《工具书与历史文献检索》和《史部目录学》等讲义；还参加过时任兰州大学教授的张大可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写作，原定经学研究又暂时停摆了。

在四川大学参加杨明照先生主办的“古籍事理研修班”时，与蒋宗许等校注《斜川集》，曾由巴蜀书社出版（后经过修订在中华书局出版《苏过诗文编年笺注》四册）。至四川大学工作后，还出版过《三苏后代研究》（巴蜀书社），申报过四川省课题《三苏学案》；又曾与曾枣庄先生合编《三苏全书》（20册，语文出版社出版）。如果进行“三苏”的研究与未尝不可，但又因担任古籍工作，需要为大家考虑而未坚持。

上博士研究生时，参加过吕绍纲《周易辞典》、廖名春《周易大词典》不少辞条的写作，还编有三四万字的《易学年表》；与同寝室的张希峰写过《周易新注新译》，长春出版社曾准备出版，排出清样后让我们修改，未能改定，一直只以内部讲义形式流通于师友之间。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春秋时期少数民族分布和迁徙研究》，本来是配合金老的教育部课题《春秋史》而选，在写作时还广泛收集材料编成《周秦民族系年考辨》书稿（已经打印成100余万言清样）。毕业后，除了在台湾文津出版出版过毕业论文《春秋民族的分布与迁徙》外，由于工作后科研任务向宋代和儒学转变，又将《春秋史》和《系年考辨》付诸悬置了。

担任古籍所副所长后，先是协助曾枣庄、刘琳先生做《全宋文》排版出版等善后工作。又参加过由任继愈、程千帆两委托曾枣庄先生主编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与同事完成其中《元文学部》200余万字，随全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课题组也为《中华大典》的顺利推进献了头功。接着带领全所同仁，利用《全宋文》的版本资料，筹集社会资金，出版了108册《宋集珍本丛刊》；并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组织校点《宋会要辑稿》，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数据库建设（后来刘琳、刁忠民等先生在这此基础上审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纸质本，并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中间，还为了纪念恩师金景芳先生，编过《金景芳学案》三册（线装书局出版）、《金景芳全集》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以酬师恩。还与人合作主编过《中国风雅丛书》《战国风云丛书》，在台湾出版过“诸子百家智慧丛书”。

为了凝聚全所力量，打造标志性成果，增补学术空白，我们于1997年启动了《儒藏》编纂。为积累经验，我们首先启动《宋集珍本丛刊》（108册，任继愈先生题签、于友先赐序，线装书局出版）和《中华诸子宝藏》（40册、李学勤、缪文远两先生赐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个中型项目，结果证明是成功的，这为我们全面实施《儒藏》编纂工程增强了信心。

为编好《儒藏》，我们还分别进行了儒学文献和儒学流派的研究，申请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儒家文献学研究”，以及国际儒学联合会特别项目 “历代学案整理与补编”两个课题，取得了《儒学文献通论》（3册，245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中国儒学通案》（10种、40册，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资助）等成果；还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孝经学史》，完成同题成果，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还指导博士生、博士后分段写作了《经学文献通史》200余万言，正待统一体例，查漏补缺，以便正式出版。

这一晃就已经人到中年，年过半百，本来应该潜下心来，在一个局部领域（宋代文献、儒学文献）深入钻研，写点总结性的文章或著作。但谁知道又应邀参加了章玉钧、谭继和、万本根等主编《巴蜀文化通史》的工作，承担其中《巴蜀文献要览》撰稿，在完成百余万字的主撰后，又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巴蜀文献产生了爱好。于是与万本根先生一起向省委省政府建议：编纂《巴蜀全书》，振兴巴蜀文化。2010年初得到省委常委会批准，同年4月又获国家社科规划办的重大委托项目的立项，于是又将精力转入《巴蜀全书》编纂，这一干又是十年！

大致而言，自从1993年分配到川大工作，先是辅助《全宋文》扫尾工作10年，同时主编《儒藏》近20年，现又总纂《巴蜀全书》10年！人生有多少10年呀？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岂不浪费？我的学术话语涉及先秦民族、宋代文化、儒学文献、巴蜀文献，虽然出版过一些五六百册古籍整理成果和二十余种学术专著，发表过150余篇不同类型的文章，但是似乎都不太集中，我的学术生命也就在这不停的主题切换中耗费掉了。反观余四十余年的学术探索，只不过是在不断地“上下求索”，却未能成就正果。 

五、我的学术：萤火燏光

应该说，自从1978年我考入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以来，就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40余年来，我在这条道路上得遇明师，获助益友，以文献学、儒学和蜀学作为我学术活动的主要方面，主要服务于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等领域，沉潜涵咏于文献整理、儒学研究、蜀学研究、学科建设和传统文化普及等层面。我在这些方面也曾经进行过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心得，聊可自慰：

一是建设“儒学”学科，重振蜀地学风。四川大学前身（锦江书院）是在汉文翁“石室精舍”基础上建立的，“七经”教育、崇儒尚教是“蜀学”的传统，历史以来曾诞生过司马相如、严遵、扬雄、常璩、赵蕤、李白、“三苏”、张浚、张栻、魏了翁、杨慎、刘沅、廖平、龚道耕、蒙文通、刘咸炘等学术大家，他们在经义、辞章、史学、玄学等领域，皆有重要贡献。不过，就象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川大的儒学与经学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也陷入沉寂时期。我自本科听过李耀仙先生先秦哲学史课，在吉林大学又从金景芳先生治经学，知道经学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范文澜《中国通史》说“不懂儒学，就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的话，对我影响甚深。故自20世纪90年代始，就在古籍所同仁配合支持下，开始致力于儒学研究和学科重建:

1997年正式启动“儒学文献整理与《儒藏》编纂”工程；2002年开始在历史文献学专业下招收“儒学文献研究”的研究生，2004年在“专门史”下招收“中国经学史”博士生；2005年，申请获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儒家文献学研究”；同年自拟增列“中国儒学”博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2009年，在我争取下，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孔基金会与四川大学共建“国际儒学研究院”，并获得北京纳通集团在本校设立“纳通国际儒学奖”；2011年申请成立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负责指导和规划全省儒学研究。目前该专业共招收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工后人员100余人。于从2012年开始，就带领学术团队系统思考“中国儒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在国际会议、著名刊物撰文，发表《重建儒学学科，提高文化自觉》（与舒星合作，《国际儒学研究》第21辑）、《把儒学从学科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吴龙灿合作，《光明日报》2014年3月25日）、《恢复儒学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与舒星合作，《孔子研究》2016年第四期）等，呼吁儒学学科重建，借以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2015年获得国际儒学联合会立项，编撰“中国儒学实验教材”，形成“儒学历史”“儒学文献”“儒学思想”“儒学文化“儒学文选”“经学概论” “儒学与当代社会”“海外儒学”以及“专经导读”等课程结构和基础教案。目前，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同时成为山东大学2011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贵州孔学堂、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合作共建单位。善于“儒学学科建设“的建议，也曾经引起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教育部、国务院参事室等高层领导的重视。

二是加强学术研究，建设重点学科。文献是学术的载体，学术文献更是中国思想学说的主要依托。前人说“舍经学无理学”，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献学，故可以说“舍文献无儒学”，文献学对于整个史学、儒学研究都十分重要，故在尊经书院开办之初，张之洞即以“两文达“（纪文达、阮文达）之学相号召，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学有根柢的学术大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明照、赵振铎、项楚等先生仍然以文献校释为主要特色。1983年成立的川大古籍所，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经过20余年的积淀，2003年我所在的“历史文献学”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2007年“历史文献学”又与项楚先生领衔的“古典文献学”一道，双双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我校“历史文献学”作为至今全国唯一重点学科，以“尚实学，重考据”为特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相继开展了《汉语大字典》《全宋文》《儒藏》（本人主编）《巴蜀全书》（本人总纂）以及《宋集珍本丛刊》（本人主编）《中国儒学通案》（本人主编）《宋会要辑稿》（本人项目负责人）等工作，自2008年以来，川大历史文献学一直居于全国56家设有该专业的大学的前列，作为《儒藏》等大型标志性成果在其中是起了一定奠基作用的。

三是研究传统文化，探索“国学”体系。自20世纪初对“国学”展开讨论以来，关于国学的定义和范畴一直未有定论。我认为，国学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或一个学科，更不是一种僵死的仅供研究的对象。国学是国家学术，它奠基了国人的知识结构；国学是国家信仰，它维系着国民的精神家园；国学是国民道德，它决定了国人的基本素质；国学是国家价值，它关系着国民的处事态度；国学是国家礼仪，它影响着国人的行为举止；国学还是民族文化，它孕育了国人的文化基因；国学是国家艺术，它代表着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基本技能。国学是事关形上、形下以及沟通上下的博大学术和文化体系。根据这一理解，我初步探讨了“国学”基本内涵和学术框架，认为“国学”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面、六个方面：首先是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这关系到国人的精神家园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学说和孔子提出的“三统”（天命、鬼神、礼乐）理论，基本上可以满足国人的终极关怀、现实关怀和临终关怀等需求。其次是伦理道德体系和行为守则，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理想人格和为人处事态度，中国文化中的“五常”“八德”“十义”以及“君子”人格和众多的礼仪制度，基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是知识文化和特有技能，它关系一个民族的学识修养和基本技艺，传统文化中的“六经”“七学”以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博雅、剑骑”等十艺，可以基本满足这些需求。对此，我撰有《中华“国学”体系构建刍议》（《西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并举办多场讲座详加阐释，还在主编贵州全省通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时予以贯彻，在目前出版的各家国学教材中，这还是别具一番特色的。

四是探讨儒学义理，发掘核心精神。我发现，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曾构建有自足完善的思想体系，在历史上起到过精神家园和行为指南的作用，其中以孔子的“三统”思想最具代表。“三统”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先圣贤所积淀的认知智慧、精神信仰和实践哲学。《礼记·表记》载孔子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尚忠”，其哲学是重视天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价值观上“尚质”，其伦理是崇拜祖先；“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尚文”，其规范是仁义礼乐。是三种相辅相成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追求。重“天命”和“天道”，重“鬼神”和“孝悌”，重“礼乐”和“仁义”等特点，构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诉求，从而造就了中国人“天人相与”“敬天法祖”“鬼神无欺”的信仰系统，“仁民爱物”“文明秩序”“诗书礼乐”的文化系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博施济众”“民本”“德治”“礼法并用”的政治系统，分别代表了尊重自然、尊重祖宗、尊重民生的价值取向，可以回答人类“从哪儿来”“到哪里去”和“现在怎么办”等问题，能较为完善地解决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敬天）、“临终关怀”（怀祖）和“现实关怀”（崇礼）等需求。这套体系在信仰缺失、价值混乱的当下，仍然对人心具有某种安顿作用。

五是研究《孝经》传授，揭示文化特质。在经典研究中，我尤倾力于号称“群经统类”的《孝经》研究，撰写30余篇论文和两部专书——《中国孝经学史》（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儒家孝悌文化》（中国孔子基金会项目，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对中华孝道产生、《孝经》形成、历代对《孝经》的研究和孝道的提倡及其实践效果等，进行了系统考述。认为孝悌之道基于尧舜，成于三代，系统于孔子，推广于汉代，影响及于两千余年，对塑造中华民族文化特质作用甚大。重新揭示了《孝经》讲于孔子，传于曾参，尊于汉代，推广于历朝历代的历史本相。同时，对《孝经郑注》之真，《古文孝经孔传》之伪，范祖禹书《古文孝经》之可贵，以及邢昺《孝经注疏》之抄袭，朱子《孝经刊误》之自我作古，等等问题，也进行了全方位评点，澄清历史迷案，拨开历史迷雾。    

通过研究还发现，中国文化特质是以“孝”为根基，我们说中华文化以“孝“为本也不为过。有子称“孝悌为仁之本”，《孝经》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以及汉代以后“以孝治天下”等事实，就是最好的说明（《孝悌：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略论》，2013年夏俄罗斯会议交流论文，同年《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这一特征的揭示，对于如何妥善治理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当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六是调査儒学文献，发起《儒藏》编纂。儒学自汉武帝时即居于中国学术主导地位，儒学成果汗牛充栋，居于各部文献之首（如经学文献居“六略”和“四部”之首，儒家子学文献居“诸子略”或“子部”之首）。但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儒学文献的著录体系长付阙如。我自20世纪90年代初即发现儒学文献的调查研究和《儒藏》编纂等思考，发凡起例，主编并主撰了《儒学文献通论》（245万字），对儒学文献的源流衍变、分类著录、各类要籍的内容和体例，进行了系统地概述和评论，初具儒学文献学、目录学、史料学等多重功用。还参照《大藏经》和《道藏》，提出《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方法，用“经部”著录经学文献，“论部”著录理论文献，“史部”著录儒学史文献。既反映出儒家文献“由经而子，再由子而史”的演变过程，同时也使原本分散于四部的数据，各归部居，井然有序。又在“三藏”下设立二十四个子目，可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现存儒学文献的历史面貌及其基本类型。

为方便学人入门和利用儒学文献，川大《儒藏》在丛书之首撰有《总序》一篇，介绍儒学文献整理的意义和思路；在三藏之首各撰《分序》一篇，介绍本部文献源流和图书类型；在二十四子目前各撰《小序》一篇，介绍本类文献源流与学术演变。还为入藏的每一种文献撰写《提要》一篇，置于各书之首。尽量使儒学文献的源流明晰，内容清楚，著录有序，检索有方，使用快捷。

七是探讨师传授受，梳理儒学流派。儒学是以师徒授受为传承方式的学派，一定的师承就代表着一定的学术流派和思想体系，自宋明以来学人就十分重视学术渊源的探索。我们在从事儒学文献研究时，带头对历代儒学传承关系进行梳理，与课题组杨世文等专家一道，基本搞清楚了自孔子以下，迄于晚清，历代儒家在师承、家学、交游、讲友、论敌、传授，及其主要学术成果和言论观点等方面的情况。在对黄宗羲、唐晏、徐世昌等所撰两汉三国、宋、元、明、清诸“学案”进行更精细整理的基础上，还仿其体例对周秦、魏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等时段的学案进行补撰，与杨世文教授合作主编“十种四十册”《中国儒学通案》，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誉为“儒学全史”“儒林精萃”。

八是整理巴蜀文献，重建蜀学学统。巴蜀是人类又一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在巴蜀地区形成的学术，既是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其自身的明显特色。如中原有“三皇五帝”（三皇谓伏羲、女娲、神农，五帝谓黄帝、颛顼、帝轡、帝尧、帝舜），巴蜀也有“三才皇、五色帝”（三才皇即天皇、地皇、人皇，五色帝即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儒家经典，汉廷传“五经”，蜀学传“七经”；唐重“九经”，蜀刻石经却成就了“十三经”体系。在核心概念上，汉董仲舒主张“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五常”（仁义礼智信）。蜀中严遵、扬雄、赵蕤、张商英、苏轼、杨慎、来知德等人，却主“三学"（易、老、儒）“五德”（道德仁义礼）等。我在从事全国性学术研究同时，也关注本土文化研究，主撰、主编有《巴蜀文献要览》（四川人民出版社）《蜀学与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巴蜀各类文献的历史演变、基本类型和重要典籍，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述；同时对扬雄的核心价值观、李白的生卒年、三苏的经学文献，进行过整理或研究。还领衔向四川省委省政府建议“编纂《巴蜀全书》，重振巴蜀文化”，于2010年1月获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批准，将《巴蜀全书》纳入全省古籍文献整理规划项目。同年4月，又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2012年10月，该项目又被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列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本人担任首席专家和总编纂。该工程已出版阶段性成果220余种，迄2021年止，已出成果获全国及四川省各类奖励和资助20余项。

九是立足经典学术，发展大众儒学。儒学是学术的，但也是实践的；是精英的，也是大众的。我借鉴学界政治儒学、宗教儒学、乡村儒学、民间儒学、生活儒学、制度儒学等学说，于2014年正式形成“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双轨并进的构想:“经典儒学”即以儒家经典阐释与学术研究为根基，注重历史性、总结性研究，目标是产出藏之名山、传之永远的学术精品。“大众儒学”则从大众日用需要出发，系统解读儒家的名著、名篇、格言、思想、伦理、道德礼仪、文化等。我们主编《儒藏》，撰写《儒藏提要》《儒学通案》《儒学文献通论》《经学文献通史》，以及正在进行的“经典校勘”和新释等，即经典儒学的主要内容；我领衔发起的《大众儒学书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等编撰，即“大众儒学”的具体尝试。

除了学术工作，在人才培养方面，我曾向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周易讲座”“孔子研究”“群经概论"“经典导读”“儒学文献概论”“巴蜀文献概论”等教学：撰写《儒学文献通论》《群经概论》《周易导读》《儒家孝悌文化》《孔子的智慧》《巴蜀文献通论》《文史工具书及文献检索》《史部目录学》等讲义。还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实现优秀师资课程共建共享，开设《中国儒学》（独立）与《巴蜀文化》（合作）等慕课，向全国开放，每期选者都达三四千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尽了一点力量。

此外，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从1998年始，招收和培养“历史文献学”“中国儒学”等专业研究生；2003年起招收博士生，目前已招收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近100人，为祖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文教科研事业培养了人才。 

结 语

停下蹒跚的脚步，回顾匆忙的人生，我既深感惊骇，更倍感压力。惊骇的是记忆中1978年考上大学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可是弹指一挥间，一晃40余年就过去了，不得不对这一路的行程进行回顾和总结了。压力的是，我开启了这么多课题，有的还处于半成品状态，有的还未完全出版，人生的旅程却要鸣金收兵、收刀捡卦了，好生不甘！我当年喜欢高吟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今想来那已是十分奢侈的了。现在我们似乎应该低诵“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了。

然而羲和是不会“弭节”的，“崦嵫”却终将要相“迫”了。《庄子》又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中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正是庄生所云“佚我以老”法则的现实再版。岁月终将按下人生的暂停键，这是自然生命的正常状态。不过，生命的长短不可期，生命的价值却可料。人生价值的大小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正如有人说：“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原因就在于他活着的时候，是否做出对人民、对文化有益的事来。孔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立身行道，扬名后世，显我邦家，虽死犹生；素餐尸位，无所事事，空耗财货，虽活犹死；至于损人利己，祸国殃民者，则是多活无益！人类文化是从低级向高级，从野蛮向文明不断递进的。这其间有生命的闪现和光茫，有个体的努力和发挥，也有集体的攻关和冲刺，正是这形形色色的努力、纷纷纭纭的过客，成就了文明史的灿烂辉光。我自信，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经了40年的建设，先后完成《汉语大字典》《全宋文》《儒藏》《巴蜀全书》等重大标志性成果，有人戏称他们做出了当初康熙皇帝（编《康熙字典》）、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嘉庆皇帝（编《全唐文》）举全国之力才能做到的事业，一个小小的所而有如此能量，说明古籍所是一个善于协同攻关的队伍，更是一个追求学术至上的集体。他们所做的一切，也许结果未必臻于完美，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祖国历史、对于人类文明，必然是增光添彩的。他们可能在实现中待遇和享受不如人，职位和荣耀不如人，可是在文明史中，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终将记得他们。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后30年建设，与同仁并肩奋斗，攻克难关，实在与有荣焉，岂复对生命的寿夭，在位的长短，还戚戚于心者焉？

只是回顾我这一路踉跄地走来，虽然小有所得，但却是播种得多，收获得少。比之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我之所得，仍然是沧海涓滴，泰山鼠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而今而后，便要集中精力，尽快将《儒藏》《巴蜀全书》保质量地出版出来，还要将《中国儒学通案》《经学文献通史》等修订完毕，方不负众人的追随和自己的初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应当更加精细地体会生命的价值，更加真切地品味学术的真谛。生命虽然会渐渐老去，但思考则应当将更加深邃。唯有深思熟虑，方能创新创造；唯有与时俱进，方才不负此生！这也许是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的一点体会吧。

甲子生涯太匆匆，卌年书室亦庸庸。 

勿须羲驾续日月，满目崦嵫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