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通向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文明对话》

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社会科学报》第1718期第5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初三日丙申

          耶稣2020年8月21日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开始向着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的方向发展，这是全球化格局趋同性、一体化的一个重大转变。它打破了以西方为典范的现代性的独占性和唯一性，从而成为人们更多地思考和发掘文化多样性的一个起点。儒家文化对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呈现具有特殊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全方位的概念，文化共同体是其重要基础。如果没有相近的文化观念和文明意识，就无法形成一个牢固的共同体。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的基础和形成条件有着非常细密的分析与论述。按照滕尼斯的说法，由血缘、地缘等物理时空的因素所结成的共同体，终究要向精神共同体过渡和发展，而这个精神共同体意味着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相互影响、彼此协调。精神共同体在自身中融合了血缘、地缘等物的因素，最后形成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属于人的本质的最高级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建构是以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一些相近的道德观念、爱憎原则和是非标准，成为人们相互之间交往和情感沟通的基础。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的交流和凝聚，人类文明才有了一些共同的形式，才能产生类群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才能有文化共同体的呈现。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在不同时代、不同空间条件下，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文明系统，每个文明系统在经历了各自独特的成长过程之后具有各自的特点，精神共同体是在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上寻求的一种共同性。文明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相同的文化理念，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是一个重要基础。

文明对话既是一种信息的交换，也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文明之间的互鉴与交流，以此来深刻体会和清晰对自我认知的理解。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所谓的文化共同体才能出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智慧、儒家文化可以为文化共同体的呈现提供特殊价值。

儒家思想是我国形成历史共同体的纽带

在历史上，儒家文化起源于齐鲁，在中原大地播撒，后来又影响到华夏诸邦。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纽带。

宋代以后，儒家学说走出国门，深刻地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逐渐成为整个东亚地区共有的精神财富。和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以及中西亚区域的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所表现出的现实关怀和生命意识，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入世风格，即不祈求来世的想象和外在的超越，而注重人生道德的完善。作为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的一种结合，它形成了鲜明的世俗性特征。与周边的各大文明相比较，儒家文化所表现出的世俗性虽然不是宗教形式，但也寄寓了终极关怀的价值，从而成为其精神世界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文明起到了维系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作用。比如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今天人们讲天人合一多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但我更想从信仰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归趋角度来讲天人合一。儒家文化有很强烈的入世风格，首先表现在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上，即强调天人合一，这与人和神二元对立的宗教意识是很不一样的。儒家思想缺少对来世的想象，从孔子讲的“未知生焉知死”到“敬鬼神而远之”，都表达了对宗教的拒斥。宗教追求的是生命的永恒意义，与这种外在的超越形式和上帝的信仰系统不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更强调在生命意义的实现过程中来把握它的终极性。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际上融合了信仰的对象和信仰者，并通过与外在世界的交互作用和融通，来确证人自身的主体意义与德性本质，从而得到永恒性的肯认。在一定程度上，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一种终极性的追求，它更多地展现为如何落实人的实存性的感受，从生活信念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终极的意义，从而将超验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因此，一方面，儒家思想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它的内核又不缺乏这种终极关怀；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不是神性文化，而是以人为本的德性文化。德性文化可以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再往下延伸，即儒家不看重来世，而是冀望于当下，因此，儒家特别注重做人的完美性，由此发展出了一套伦理道德的学说。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仁义礼智信”，两汉以后，它成为中国文化中普遍的核心价值理念。

从历史上来看，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是从两条基本线索出发的。一条是人的自然性，就是孟子讲的“人伦（五伦）”，它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依存关系；另一条是人的道德性，体现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人首先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的天然依据就是自然性或血缘性。血缘本来是自然之理，但是一旦处在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之中，这种自然性就具有了社会性的意义。

除了自然性的线索，儒家一开始就把人视为一种道德的存在，这种道德的存在决定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人的这种主体性建构就孔子而言便是他的仁学，就孟子来讲便是由“四善端”“四心”所引申出来的对人的定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在早期是顺着自然存在展开的，后来逐渐从自然性向社会性和道德性过渡。在这方面，儒家思想贡献巨大，其通过教化的观念将人本有的形态塑造成道德的存在，具有了高贵性和完美性。

重构适应当今全球化格局的普遍伦理

从天人合一的独特宇宙观到重视人伦的价值和生命实践的“五常”思想，儒家思想给人类社会提供的重要范式就是重视德性，因此，中国没有严格的一神教的排他性。到了现代，中国人毫不困难地接纳了西方传来的先进理念，整个社会都迅速融入现代性的架构与氛围之中，这和儒家思想的世俗化基底是有关系的。因而，儒家思想的柔韧性和包容度更适合思考当代社会的很多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文化力量的重新“洗牌”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激化了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而对话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

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崛起的西方文化是一种硬实力的展现，其理念和价值基础源于人类理性化的过程与自然科学的不断成长。这种普遍价值的高度凝聚极大满足了人类的自然欲望，并且通过一系列国际关系的构筑，形成了不同文明传统和各大区域之间实现交互性的基本形式。

经过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反思，检讨现代化模式所遭遇的顿挫，软实力的观念开始出现，约瑟芬·奈曾对“软实力”作了非常丰富的说明和发挥。但软性的力量到底何在，它的根源在哪里，如何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一种文明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以使与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成为当代社会最为急迫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现是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展望和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除了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持续化进程和“地球村”的现实有关，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领域，还一定要依赖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不是依靠一种外在的科技的力量和产业化的形式，也不是仅仅依赖各种物质文化的创造活动，而是恰恰需要人们心灵的交往与沟通，也就是要把每种文明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向度呈现出来，然后在一个可以相互理解和借鉴的平台上来交融。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开始向着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的方向发展，这是全球化格局趋同性、一体化的一个重大转变。它打破了以西方为典范的现代性的独占性和唯一性，从而成为人们更多地思考和发掘文化多样性的一个起点。全球化并不是寻求文明形式的一律化，也不是用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单一化地统领人类，而是要充分了解各文明之间的差异，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据此开展广泛的对话和商谈，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一种新的融合。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道德所面临的困境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相同的物质生活环境、相同的社会结构，需要我们有一种共同的眼光，寻求知识的普遍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要彻底打破旧有的各个区域、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自为政的状况，使文化系统的合理性在相互交往和观念流动之中重新得到提炼与充实。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经过文明之间的相互比照与借鉴，形成一种新的普遍共识。

在这种情形下，道德重建就不是对原有系统的修补和改善，更不是要回到各自封闭性的历史幻象中去，而是要经过一番大开大合之后，再来认真思考人类道德的普遍价值问题，重新建构适应今天全球化格局的普遍伦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