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公论：《明夷待访录》的近世政学脉络

作者：顾家宁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初十日癸丑

         耶稣2018年11月17日

2018年11月6日上午，国际关系学院“秩序理论”研究工作坊第四期活动顺利举办，本次讨论会以《立国思想家：治体论与<明夷待访录>重估》为主题。任锋教授围绕研究治体论的学理价值，治体论传统的基本内容，基于治体论传统提炼出的理论内涵，以及治体论研究所蕴含的当代学术价值四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性地阐明，借此引续出学界对于相关性问题的探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家宁老师因故无法亲临，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与讨论。本文为顾家宁老师以《法度与公论：<明夷待访录>的近世政学脉络》为题发表的精彩论说。

法度与公论：《明夷待访录》的近世政学脉络

任老师好，牛彤老师好！各位学友好！非常高兴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向大家学习。首先谈谈阅读任老师大作的收获。

从理论旨趣上看，任老师对宋学的政治维度做了极具深度的挖掘，突破了以往对于宋学偏向内在，偏向心性的一般看法。这一宋学政治维度的发掘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核心概念而言，提出了“治体论”，我觉得这应该是整部书中最具创见，也是作者寄予高度理论期待的概念，其中蕴含了宏大的理论抱负。综合对任老师研究的阅读经验，我觉得“治体论”中蕴含着一对基本的辨证矛盾线索，就是法度纪纲与公论这两大问题，蕴含着推动近世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说法度纪纲意味着秩序，那么公论则代表着政治活力的展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近世平民士大夫崛起等等时代特征。很显然，上述两者之中都蕴含着可以与现代政治相对话的理论空间。从治体论及其内部的矛盾线索的发现，可以发掘出一条梳理整个近世政治发展的内在线索，以及从近世到近代的转型轨迹，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发现。在此背景下观照《明夷待访录》，我们就会发现黄宗羲的思想资源、问题意识其实是对宋代以来近世政治思维的一种延续意义上的发展与突破。比如在我看来，《明夷待访录》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篇章《原法》和《学校》，其实正对应了法度纪纲与公论这两对近世政治的基本问题。

具体到对黄宗羲研究的启发。

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启发就是历史脉络感的建立。之前人们总是会说《待访录》是一部奇书、一部异书，但实际上未必是这样。它并非横空出世，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深厚的近世传统，包括先秦儒家传统的渊源，它是有充分历史感的思想结晶。这种历史感的建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和阶段，一方面，任老师对于从宋代到明代的近世政治思想的梳理，给我们理解黄宗羲建立起非常好的前视维度，尤其是把它放在理学、事功学相互融会的意义上去理解，会有很多新发现。讨论文本中，对于《待访录》的理学、事功学质素做了非常精彩的剖析，在我看来，这体现了现有研究的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就近代的后视视角而言，我么看到以《待访录》为转轴，如何在一种“回向三代”的批判意识笼罩下去接通近代的革命精神。同时，作为它的反面，从保守派基于它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内在复杂性。由此，我们看到对于《待访录》一种崭新的、多维的、立体的评价，有别于像我们在近代以来非常熟悉的那种单向度的、“上屋抽梯”式的范式。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突破，其中蕴含着重新审视黄宗羲、乃至重新审视近世以及整个儒家政治思想的潜力。

第二点，就是关于一些概念、命题的把握。书中有两个针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重要命题，一个是放逐君主，一个是以儒立国。放逐君主，对应的是《原君》《原臣》《置相》等篇，而以儒立国，主要对应《学校》篇。这两个命题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刚才提到，近世政治思维中的“法度”与“公论”两大维度，正好对应《明夷待访录》中最重要的《原法》篇和《学校》篇。由此可以看出，《待访录》篇章之间其实各自反映了近世政治思想的诸多重要主题。这些命题如何在近代演化，与西方观念交织，在今天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无疑值得思考和讨论。

第三点，挖掘了一个基于保守视角而对《待访录》的批评维度。这条线索可以上溯至陈亮、叶适、船山，更直接反映在清末朱一新、宋育仁、章太炎等人的作品中。基于保守视角的批评为我们理解黄宗羲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反向、综合的视角，也反映了儒家政治思想传统自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讲，任老师的这本书对我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启发，里面很多的问题以后都可以做更加深入和细化的研究。接下来，我想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参考。

首先第一点，我注意到您书中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变革思维”与“立国思维”的区分。这样的一对概念的提出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我想指出一点，就是这两者其实未必是完全对立的。变革思维与立国思维可能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比如像《待访录》，您可能更多是把它放到变革思维里面来看，但实际上，从“立国思维”的角度看，它也包含着革三千年之弊，重新建立立国规模的立意。黄宗羲所面临的时代的背景和他所思考的问题，当然与宋代司马光、陈亮、叶适的问题有承续性，但又不是完全一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种二分法的处理可能过于简单。变革思维和立国思维，我们把它放到历史的演进脉络中来看的话，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更加复杂的。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与之相应的。您对《待访录》做出了“非历史理论气质”的评价。但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有值得再讨论的地方。因为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黄宗羲往往被认为是经史之学的代表。当然我能理解，您的“非历史理论气质”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待访录》的开头几篇，比如《原君》《原臣》来讲的。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待访录》文本本身的多样性。就它的前五篇，《原君》《原臣》《置相》《原法》《学校》等，的确更多是一种政治哲学视角的讨论，相对而言比较符合您所说的非历史的、规范性的思想气质。但《待访录》后面还有十多篇，是讨论具体制度、治法问题的，这些地方就充分展示了黄宗羲的经史之学及其《待访录》历史维度的特质。比如他对宰相问题的讨论，就充分借鉴了宋代的宰辅制度，以及唐代的政事堂制度。包括后面讨论田制、方镇，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历史演进视角在里面，并不是像后世的经学、公羊家那种依经言制的做法。所以您对它这个“非历史的论理气质”的评价，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必要做一个界定，同时对《明夷待访录》文本做出区分。一方面，它是有政治哲学的、规范性的视角，但另一方面就具体的制度建设而言，它也展示了基于历史的、经制的审慎考虑视角。所以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可能需要把握得更加全面一点。

最后第三点，还有一个小问题。在您的治体论叙事中，能够读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保守气质。我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一种偏向保守的叙事线索中，您如何去处理古今之变的问题？您的这条线索在处理宋代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圆融的，但是一旦把它放到明末甚至清末民初这样一种更加剧烈的变革时代当中去观察的话，那么“治体论”的保守叙事可能会表现出它的局限。尤其是在晚清近代古今之变的背景下，“治体论”叙事如何应对来自现代的观念的挑战？

阅读这本书，就我自己的研究来说非常受益。我们看到，黄宗羲与《待访录》实际具有非常多样和丰富的面向。我们过去对他的理解过分偏向于激进、现代，偏向于启蒙政治学的面向。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黄宗羲的思想面向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很难把他单纯地归到近世思想的某一条脉络当中。他是整个的近世学术汇流的结晶，我们可以从事功学的角度去梳理他，也可以从性理学的角度去看待他。他既继承了理学家那种激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也受到明代王学的巨大影响，比如个体道德的自觉意识，是《学校》篇公论意识的一个重要源头和思想理论支撑。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近代启蒙政治学的脉络去理解他。总之，黄宗羲的面向非常的复杂，您的研究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至于《待访录》，它既可以作为政治哲学文本来读，也可以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史的文本来读，也可以作为一部经世之书来读，总之有很多的切入角度。就学术史脉络而言，我们之前往往习惯把黄宗羲到放到从宋明到清代，从心性到经世实学这样的学术形态转向脉络当中去理解。您的研究充分挖掘了他与宋学包括理学、事功学派之间深刻的思想关联。进一步看，黄宗羲作为心学殿军，是明代心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他对心学的整理与他的整套政治秩序建构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否与他强调的“治人”“治法”二元结构存在某种辨证的对应关系？那么，我们对他的研究，除了这个“经世—治体”的结构之外，还应该把心性维度包含进来，从而把黄宗羲思想中的两大板块，心性与政制之间的关系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在黄宗羲乃至整个近世政治思想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由此，通过黄宗羲的个案研究，我自己隐含的一个问题关切其实是，儒家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它背后的根本精神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关于“政治儒学”的讨论，很多现实问题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到“儒家传统”的影响。那么，这种所谓的“儒家政治传统”究竟是什么？“政治儒学”又存在哪些不同的面向？我的一个想法是，通过黄宗羲的研究，尤其是在他具有多重思想面向的身份聚合之中，也许潜藏着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精神，以及能够带给我们现代启发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线索。

责任编辑：姚远